如果罗马遇到大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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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早期帝国:秦汉史的重估》对西方汉学界以往秦汉史研究起到了重要的补充和完善作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为秦汉史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通过将中国秦汉时期的历史与希腊、罗马、两河等地区的历史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历史发展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王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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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东方IC


如果罗马遇到大汉

文 / 王小差

《中华早期帝国:秦汉史的重估》作为《剑桥中国秦汉史》的后续研究成果,为秦汉史的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和突破。
本书的独特意义在于,它没有遵循传统的秦汉历史脉络进行论述,而是另辟蹊径,主要利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考古资料,从广义的政治文化史角度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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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早期帝国:秦汉史的重估》
[美]戴梅可 [英]鲁惟一 | 著
刘鸣| 译
甲骨文|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年8月

西塞罗的“东方之旅”

有句俗话叫“两汉两罗马”,指的是在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后二世纪的400年里,西方先后出现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而同期的东方出现了西汉和东汉。西汉时期,张骞凿通西域,看到了亚历山大大帝的继业者们在中亚留下的古希腊文化遗迹。
东汉时期,班超派遣属下甘英出使更西方的世界,到达了波斯湾,得知西方有个强国叫“大秦”,那就是罗马帝国的东部领土。遗憾的是,双方始终没有相遇过。如果我们开个“脑洞”,处于国力巅峰时期的罗马,遇到了鼎盛时期的大汉,那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在本书的第六章中,就有一个罗马人来到了长安,这段架空历史非常具有想象力。
公元前49年,恺撒率领他的军团跨过卢比孔河。古罗马著名的演说家西塞罗预见了内战即将发生,来到东方避难。如果他走得足够远,如果走得足够快,那么他将一路向东,抵达大汉的都城长安。这里他会见到另外一场军事胜利。
同年,已经归顺大汉的匈奴单于呼韩邪再次来到长安觐见汉朝皇帝。汉宣帝派遣大量的羽林虎贲列于道旁,以盛大的仪式迎接这个曾经是汉朝在北方最强敌国的酋首来到帝都长安。假如西塞罗看到这一幕的话,他是否会联想到他的故乡有名的“凯旋仪式”?在罗马崛起的过程中,每次遇到大型的军事胜利,都会用强大的罗马军团,簇拥着得胜归来的将军,将敌国首领和战利品献给罗马人民,献给罗马元老院,献给罗马诸神。
让我们来试想一下,如果西塞罗来到了雄伟的帝都长安,什么东西会激起他的兴趣?什么东西又会让他感到陌生?从敦煌走到长安,需要穿越整个河西走廊,全程1200公里。西塞罗肯定会觉得这条贸易通道开发得不错,沿途遍布供官员使用的驿站和传舍,中途还能遇到各色的西域胡商。
不过,他也一定会发现,汉朝的道路上没有罗马大道那样的里程碑,而且相比于汉朝流行的夯土路面,他会更喜欢罗马的石砌路面。快要到达长安的时候,他会发现长安城郊没有像罗马城外的阿庇亚大道那样遍布精致的死者纪念碑。这时与他同行的胡商会指向远处一座座50米高的小山,告诉他那些就是汉代的帝陵,是汉朝皇帝死后安息的地方。
终于到达了长安。在长安城门前,西塞罗肯定会感到一阵眩晕。高达12米的巨大城门是他平生闻所未闻的。而往来于城门内外的行人,会让他感到熟悉。这里的农夫也是穿着麻制的粗衣,而达官贵人也如罗马元老一般穿着华丽丝绸织物。
他感觉到旅途劳顿,信步走进一家酒肆落座。他看到“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这让他想到了在罗马盛宴中助兴的叙利亚肚皮舞舞娘。菜品很快被端到他的桌前,这时他遇到了新的人生挑战——不会用筷子。他已经年过六旬,不知如何进食让他看起来非常可笑。为了避免窘迫,他试着向酒家询问:“有没有葡萄酒?”店小二很自豪地对他说:“客官您今天是来对了,店里刚刚到了一桶大宛的葡萄酒。”
能在异域品尝到自己家乡的美酒,这令西塞罗非常意外,但转念一想,托斯卡纳的葡萄园可能已经遭到战火的蹂躏。没有时间让他多愁善感,他开始构思如果能见到大汉皇帝,他应该说些什么。一篇伟大的演讲稿正在他的脑海中酝酿……
从“长治久安”到“永恒之城”

让我们的想象力继续翱翔。
汉宣帝听取了西塞罗关于罗马内战的消息,西塞罗代表庞培向大汉皇帝提出了军事援助的请求。这个消息让汉宣帝喜出望外。当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凿通西域的初衷就是得知大月氏被匈奴击败,要派遣使者与大月氏建立联系,对匈奴两面夹击。
汉宣帝虽然是汉武帝的曾孙,但他能登上皇位完全是个意外。他的祖父刘据曾贵为武帝的太子,但受到“巫蛊之乱”的影响被杀,整个家族被灭族。因为他当时只是个婴儿,才逃过一劫,从此流落民间,失去了皇族的身份。经历过汉昭帝和汉废帝之后,权臣霍光借助谶语“公孙病已立”的舆论声势,把平民刘病已立为皇帝,并改名刘询,这就是汉宣帝。
汉宣帝登基的合法性非常薄弱,所以他的执政风格处处在模仿自己的曾祖武帝刘彻。西塞罗的请求正中汉宣帝的下怀——还有什么事情是比沿着丝绸之路继续向西探索更广阔的世界更像汉武帝的呢?接下来需要确定使者的人选。宣帝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家学说,下诏让一批精通“五经”的儒生在长安城内未央宫北的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由宣帝亲自评判裁定。石渠阁讲论的奏疏经过汇集,辑成著名的《石渠奏议》。
这次会议中韦玄成的表现极其出色。韦玄成是西汉丞相韦贤之子,继承了父亲扶阳侯的爵位,但后来因犯小错被削爵为关内侯。他对此极为伤痛,觉得对不住祖宗,一直想戴罪立功。听说汉宣帝在招募出使罗马的使者,韦玄成立刻报名,他也想像当年的博望侯张骞那样,凭自己的功绩再次封侯。
韦玄成和西塞罗一行从长安出发,携带了两年的补给。他们沿着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安息的路线前行,穿越西域各郡,面临着险恶的地形和匈奴的敌意。虽然此时的匈奴国力已经今非昔比,但韦玄成依然记得当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在去程和归途分别被匈奴俘虏过一次。他们跟随西域胡商到达巴克特里亚,然后经由霍拉桑到达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即安息帝国的核心地带,这里被罗马人称为帕提亚。在底格里斯河畔的安息首都泰西封,韦玄成谒见了安息国王奥罗德斯二世。
奥罗德斯二世看到韦玄成旁边的罗马人(西塞罗),难免会怀疑这次大汉使团的真正目的。如果安息人也读过中国历史的话,就会知道当年的张骞就是来邀约大月氏合击匈奴的,万一这次韦玄成的目的是大汉联合罗马夹击安息呢?勇敢的韦玄成坚持继续向前推进,安息国王为使者们提供了一支壮观的骑兵护卫队,一直护送到幼发拉底河上的泽乌玛渡口。
奥罗德斯二世还确保使团在途中看到了卡莱的古战场——公元前53 年帕提亚人在这里痛击了风头正劲的罗马人。西塞罗悲伤地告诉韦玄成,曾经和恺撒、庞培并称为“三巨头”的克拉苏就在这里战死,与他一起埋葬在黄沙中的还有两万名罗马军团士兵。
从泽乌玛,韦玄成和他的同伴们沿着幼发拉底河西岸向南行进了几天,然后向西南沿着经过希拉波利斯、巴特奈和贝罗亚的道路前进,直到他们到达罗马叙利亚行省的大马士革。现在韦玄成终于进入了罗马境内。虽然叙利亚行省在罗马帝国的版图中属于边境地区,但其繁华程度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罗马行省。
韦玄成见到了他在帝都长安完全没见过的事物:清洁的饮用水、公共浴堂、地下排水系统、竞技场、公共讲演等等。这里是来自南方阿拉伯半岛、帕尔米拉、佩特拉以及始于东方丝绸之路的各种商路的汇集点。在大马士革的集市上,韦玄成见到来自亚、非、欧三大洲的商品,这令他眼花缭乱,其中来自大汉的丝绸正是通过此地销往欧洲。
在短暂的休整之后,疲惫的使团终于再次出发,横渡地中海,最后经陆路前往“永恒之城”——罗马。在路途中,他们经过往商旅之口得知,恺撒取得了内战的胜利,并建立了自己的独裁统治,而西塞罗的朋友庞培已经身首异处。当恺撒准备远征帕提亚时,他在公元前44年3月被暗杀,罗马被后世称为“后三头”——马克・安东尼、雷必达和屋大维(恺撒的养子)统治着。
历史仿佛对韦玄成开了一个玩笑。当年张骞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抵达大月氏时,月氏人已经失去了向匈奴复仇的勇气。此时的韦玄成终于抵达了罗马,发现此行的目的也不存在了,而新一轮的内战正笼罩在罗马的上空。在动荡的军事局势下无法弄清楚他们如何安全返回,汉朝使者只能在罗马按兵不动。因此,韦玄成能够目睹西塞罗如何死于政治斗争,以及后来屋大维如何成为罗马的唯一统治者——被尊为“奥古斯都”……
为何要“重估秦汉史”?

当然,这一切都是历史幻想。没有证据表明在这个时期汉朝与罗马有直接的接触。真实的历史是,汉宣帝在恺撒渡过卢比孔河的第二年就去世了。即使西塞罗真的能到达长安,他见到的也是尊奉儒教的汉元帝。他性格优柔寡断、缺乏主见,为避免不必要的争端,断然不会派遣韦玄成远赴罗马。而实际上,韦玄成在汉元帝时期官运亨通,最终官至丞相,位列三公,并且恢复了父亲扶阳候的爵位,荣耀一时。
《中华早期帝国:秦汉史的重估》对西方汉学界以往秦汉史研究起到了重要的补充和完善作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为秦汉史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通过将中国秦汉时期的历史与希腊、罗马、两河等地区的历史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历史发展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在本书中,我们还可以窥探秦汉时期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思想变化。比如处于西汉初期的“马王堆”墓葬,从T字帛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代表“嫦娥奔月”的蟾蜍,代表“金乌负日”的乌鸦,从帛画的整体布局上看,从凡间升入天界的生死观非常明显。而到了东汉,一处在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北杜街道成任村东南发掘的东汉晚期家族墓地中,居然出土了两件金铜佛像!从两汉400年的跨越中,我们可以看到随葬品种类的变化,正暗合了其思想演化,反映出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
秦汉时期,农业生产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如铁犁、铁耙等,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铁犁牛耕”成为我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甚至在2000年后的今天,在偏远山区依然在采用这样的耕作方式。农业的发展为秦汉时期的国家繁荣和人民生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中华早期帝国:秦汉史的重估》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它对以往西方汉学秦汉史研究的补充和完善、为后世学者提供的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对秦汉史研究的推动作用,都使其成为秦汉史研究领域的一部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