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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Angst首次提出了双相障碍「优势极性」（Predominant Polarity, PP）的概念：基于16年内对患者心境发作模式的观察，Angst将双相障碍患者分为「躁狂发作为主型」「抑郁发作为主型」和「居中型」。这一分类基于对患者终生心境发作的简单计数，缺乏精确性和一致性，进而推动了两个应用更广泛的新定义的产生：
第一种是巴塞罗那提议（Barcelona Proposal），即根据患者一生中至少三分之二的心境发作的性质定义PP，如躁狂为优势极性（MPP），或抑郁为优势极性（DPP）。这一模型尽管招致了一些批评，如大约有50%的患者无法被归类为MPP或DPP，且没有考虑混合状态或发作，但仍是目前一致性最高、最有效的定义。
第二种是哈佛提议或哈佛指数（Harvard Proposal or Index），即简单地根据大多数（＞50%）心境发作的性质定义PP。这一标准增加了可以归类的患者的数量，但不同亚型的临床差异不够清晰，诊断的稳定性也不及巴塞罗那提议。
DSM-5-TR并未将PP作为双相障碍的特征性标注。然而，PP在临床中的有效性已经得到了大量证据的支持，近年来发布的大部分国际指南也开始使用PP描述双相障碍的病程特征。
不同PP类型双相障碍患者的人口学及临床特征总结如表1：
表1 优势极性与患者特征
与MPP相关的临床特征包括起病早、男性、双相 I 型、存在精神病性症状、以躁狂发作起病等。相反，DPP在女性中更常见，其他相关特征还包括双相 II 型、以抑郁发作起病、自杀未遂更多等。与MPP患者相比，DPP患者的预后似乎更差。以物质滥用为例，DPP患者更容易出现持续性的物质滥用，而MPP患者的物质滥用则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轻。
MPP与较差的认知功能转归相关，提示躁狂发作在双相障碍患者的认知损害和神经进展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此，认知损害或许更多地与发作极性而非发作频率有关，这也使得PP类型成为预测进行性认知损害的关键指标。
UPP似乎是介于MPP和DPP之间的状态。鉴于MPP和DPP容易接受到更具体、更个体化的药物治疗，UPP的管理反而更有难度。UPP也有可能是年龄增加的结果，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双相障碍患者抑郁发作的次数呈增加的趋势，而躁狂和混合发作则越来越少。
双相障碍的治疗，尤其是维持治疗，往往需要更关注PP，而不是首次心境发作或其他临床特征。双相治疗方案的极性指数（Polarity Index, PI）是预防抑郁发作的需治数和预防躁狂发作的需治数的比值，＞1提示预防躁狂发作的疗效更好，＜1提示预防抑郁发作的疗效更好，≈1提示预防躁狂和抑郁发作的疗效相当，也可能有益于治疗混合状态的患者。表2总结了双相障碍常用维持治疗方案的PI值：
表2 双相障碍常用维持治疗方案的PI值
例如，DPP患者可能对拉莫三嗪和鲁拉西酮等药物反应更好，并且可能需要联用抗抑郁药以控制双相抑郁急性发作。相反，MPP患者对利培酮、阿立哌唑、齐拉西酮、奥氮平等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的反应更好；这些药物的PI值普遍很高。
非药物治疗的效果可能也受PP的影响。例如，MPP患者更有可能需要电休克治疗；针对双相障碍患者本人的心理干预往往能更有效地预防抑郁发作，而侧重患者亲属的教育和干预措施则有助于识别躁狂发作的早期信号及管理应激源，有望在躁狂的预防中发挥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