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自己的2024进行总结的时候，陈莎莎依然感到责任重大。这一年，陈莎莎从“困境儿童综合司法保护模型”的大数据中，获得线索28条，成案27件，尽管一年都在忙碌奔波，但回头看看，她“自豪又满足”。
陈莎莎是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一直从事未检工作。在未成年人保护的战场上，她既是法律的捍卫者，也是孩子们心灵的守护者。
“困境儿童综合司法保护模型”是由陈莎莎牵头建立的，这个模型能通过对各单位掌握的困境儿童数据进行比对碰撞，如果发现有孩子存在监护缺失、肢体残疾、心理问题等困境，会综合履行未检的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四大检察职能，来帮助他们脱离困境。
从公益诉讼推动康复机构规范化，到大数据模型破解监护困境；从法治课堂点亮少年法治意识，到跨部门协作织密保护网络，陈莎莎用十二年的坚守与创新，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构建起“制度革新—技术赋能—教育筑基—协同联动”的四维屏障。
陈莎莎也在工作中收获了全国未检能手、北京市未检专家、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等多项荣誉，成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领域的专家。
陈莎莎工作照
破解监护缺失难题
对于陈莎莎来说，建立“困境儿童综合司法保护模型”，源于一起未成年人监护权的“保卫战”。2014年，小鹏出生了。这个孩子从出生就面临着困境——母亲患有精神疾病、生父长期失联，小鹏就由社区居委会和儿童福利院临时抚养。2023年，丰台区民政局为解决其长期监护问题，向丰台区检察院寻求帮助。
陈莎莎团队介入后，依据《民法典》和《未成年人保护法》，支持区民政局提起变更监护权诉讼。通过多方调查取证，最终法院判决将小鹏的法定监护人变更为区民政局，确保其获得长期稳定的生活保障。
小鹏的案件之后，陈莎莎一直就在考虑一个问题——小鹏的事情之所以能顺利解决，得益于有民政局、居委会、儿童福利院等单位的及时介入，从而获得了兜底监护，但可能还有其他孩子因未及时获得有效监护而陷入困境，要如何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成为萦绕在陈莎莎心头的一个问题。
在陈莎莎看来，“保护”的前提是发现，相关行政机关、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基于各自的未成年人保护职责，可能都掌握着一部分困境儿童数据，但碍于缺少数据碰撞分析的通道，导致一些未成年人的困顿状态未被看到，如何“破题“？
监护缺失是未成年人受害的重要诱因。陈莎莎团队通过大数据模型发现，服刑人员子女、留守儿童等群体面临更高风险。2023年，“吴睿浩（化名）监护权案”便是典型案例。
吴睿浩尚未出生时，父母离婚。出生次日，父亲吴邦因诈骗罪入狱，母亲拒绝抚养。6岁时，唯一监护人爷爷去世，他被辗转安置于儿童福利院。2020年，吴邦刑满释放却拒绝接回孩子，甚至领取低保后仍玩“失踪”。
丰台区检察院联合民政局、法院、公安等多部门，认定吴邦行为构成“被动遗弃”，依据《民法典》支持民政局申请撤销其监护资格。2023年12月，法院判决指定民政局为吴睿浩监护人，公安机关对吴邦处以行政拘留5日。
针对监护困境，陈莎莎牵头建立“困境儿童民事支持起诉大数据模型”，打通检察院、法院、民政局、妇联等7部门数据壁垒。通过比对刑事判决、离婚案件、低保申请等信息，精准锁定“高风险”儿童。
2023年，该模型升级为“困境儿童综合司法保护模型”，融合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职能，实现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全流程覆盖。
同年12月22日，七部门进一步会签《关于建立未成年人权益协同保护机制实施办法》。签订该《实施办法》的目的是明确各会签单位的职责，进一步明晰从发现未成年人权益受到侵害的线索到保障该群体权益的全流程，以此探索建立未成年人长效保护机制。
康复机构的“安全之困”
陈莎莎办理的案件，绝大多数都和未成年人有关。她发现，许多涉案儿童存在智力障碍或精神创伤，亟需专业康复治疗。“正常孩子得了精神类疾病，去看心理医生会比较有效果。但有智力障碍的孩子，效果就不好。”陈莎莎说，她曾经办理过一起案件，一名男孩涉嫌犯罪，案件被提交到了检察院。他的爸爸是出租车司机，这个孩子不仅智力残疾，心理状况也不太好，他在一家心理机构做了几个月心理疏导，也没有什么效果。
那段时间，陈莎莎每天都想，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让这样的孩子得到比较正规的治疗呢？2021年，丰台区检察院通过“困境儿童综合司法保护模型”调取12345热线、法院判决等数据，发现大量投诉指向康复机构，主要的问题有教师无资质、监控未覆盖、退费纠纷频发等。
她这才知道，很多智力缺陷的孩子都在康复机构进行心理疏导，“不只是身体上、肢体上的康复，也有心理上的康复活动。”陈莎莎说，康复机构也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但他们所采取的方式和普通的心理咨询机构不一样，他们是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咨询。
尽管不同的情形可以找不同的机构来进行专业性的治疗，但部分康复机构资质不全、管理混乱，也会导致孩子二次受伤。
在陈莎莎的提议下，丰台区人民检察院联合丰台区残联，对区内5家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展开全面核查。结果显示：某机构教师无教师资格证，保健医无行医资质；另一机构二楼公共区域监控缺失，安全隐患突出。
针对这些问题，丰台区检察院启动公益诉讼，向监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完善机构资质审核、加强日常监管，并建立“问题整改闭环”。最终，5家机构全部完成整改，监控覆盖率提升至100%，教师持证上岗率显著提高。
“公益诉讼不是‘秋后算账’，而是防患于未然。”陈莎莎强调，未成年人心理不成熟，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康复机构规范了，孩子们才能在健康、规范的环境中进行康复活动，才能避免更多侵害行为的发生。
陈莎莎（左二）在工作中
校园法治课的“破圈”
作为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检察官，陈莎莎的日程表里总有一项安排——带着精心设计的课件走进校园。当她看到那一张张生机勃勃的笑脸时，这位常与涉罪少年对话的检察官，就触摸到了法治教育的另一种温度。
陈莎莎走进校园开展法治讲座
“法治教育不仅要告诉孩子们‘什么不能做’，更要教会他们‘如何保护自己’。”陈莎莎深耕法治教育九年，担任丰台区多所学校的法治副校长。她将模拟法庭、法治竞赛、直播网课融入普法：2021年儿童节，联合最高检推出的微动画《勇闯少年谷》，播放量突破201万；针对14岁学生设计的“法治成人礼”，通过宣誓、情景剧等形式，帮助学生扣好人生“法治扣子”。
在法治课堂上，陈莎莎常与孩子们互动。一名曾自残的少女在课后悄悄告诉她：“老师，我以后不会用刀划自己了。以后我也要学会保护自己。”这样的瞬间，让她坚信法治教育不仅是普法，更是疗愈。
2022年，针对未成年人进入KTV的问题，丰台区检察院通过公益诉讼推动北京市文旅局修订行政处罚规定，明确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的法律责任。类似的“前置干预”案例还包括：督促学校加强性教育、联合网信部门整治网络侵害等。
对于遭受侵害的儿童，陈莎莎团队不仅关注案件本身，更通过司法救助、心理疏导、安置帮扶等多元措施，帮助孩子重建生活。在一起性侵案中，检察官为受害少女联系专业心理机构，并协调学校提供转学支持，确保其远离创伤环境。
当前，未成年人保护仍面临诸多挑战，比如网络侵害隐蔽化、新型犯罪形式迭出、偏远地区保护资源不足等。陈莎莎计划进一步优化大数据模型，探索“AI+未检”线索筛查，实现跨区域协作。
“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温柔以待。”陈莎莎的办公室里贴满了孩子们送的画，其中一幅写着“检察官妈妈”。这份信任，成为她不断前行的动力。司法的力量不仅是惩恶扬善，更是照亮未来的光。
文/张蕊王珮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