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的网络上，经常有网友或自媒体发此言论：胡适是一个“情愿亡国论”的卖国贼！
首先，不得不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大主将，且有着诸如文学家、思想家等多个荣誉加身，但是，胡适身上的争议性仍然不小。
比如，在政治思想领域，胡适确实在面对日本入侵中国之初——占领东三省、扶植伪满洲国时，他面对风雨飘摇、不堪一击的国家时，当时发出过“暂时放弃东三省，以换取不被亡国”之谬论。
但当时胡适主张和谈、与日本交涉，他设想的目标之一，是希望在“国联”的框架内，最终“以空间换时间”，迫使日本取消伪满洲国，为未来的抗战胜利创造条件，最终恢复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
在这一点上，是不是与当下“川建国”要求乌克兰放弃被占领土，以此换取和平和不致亡国有点相似呢？
但事实上，很快这种和谈不成，且面对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等抵抗中的表现后，胡适及时的改变了态度，转而抛弃此前的以领土换时间与和平的认知，走向了“抗战派”的正确方向——像胡适在离开南京前，他还力劝汪精卫“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
此后，胡适还被赋职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借助其曾求学美国的人脉，特别是其学友——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关系，为美国最终拒签与日本相关的《中立条约》，获得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做出了自己的一定贡献。
那么，现在的网上，何以会有这么多的言论，称胡适是“情愿亡国派”呢？——其实，不明就里的人们，都被这桩“断章取义的历史公案”所糊弄和蒙蔽了。
原来，在1933年，曾创立“中国农民党”的农学家董时进，在大公报发表一篇文章——《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中称：在中国国力与军力当下无法抗衡日本的实际情况下，中国应组织和动员全民抗日作战——这一观点，本也无任何问题。
但董时进却在文章中有过犹不及之论，胡适对此深为反对，他著文《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予以激烈反驳：
“……很佩服董先生的痛快的笔锋与辩才……但我绝对不信他说‘我们的老百姓到了草根树皮都没有，他们不吃也成，到饿死也不会骚动，更不会同兵士争粮饷’：如果真是这样，这样‘到饿死也不会骚动’的百姓里，决不会产出董先生所希望的拼命为国家作战的武士！”
“我的良心绝不能容许我，学董时进先生说这样的话：‘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一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
“……如果这才是救国，国又是什么？董先生说的‘我们’究竟是谁？董先生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他们’又是谁？董先生又是不是‘他们’的一个？”
“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无数的‘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
对照胡适这篇文章的前后语境与完整语意，则不难发现，现在有些人单纯和孤立地取出这句“我情愿亡国”，作为定罪胡适是“卖国贼”的依据，显然就是一桩“断章取义之冤案”了！
就像对于胡适本人的评价一样，也同样不要以点带面，而应全面观察检视，才能对这位近现代名人进行真实、理性的看待与认知。
虽然批评胡适的人也不少，甚至在曾经的年代里，他还成为政治批判的一个重要对象，这也说明在不同的人和认知里，胡适确实并非完美之人。
但是，胡适先生仍为我们中国的现代文学、文化思想、政治理想等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亦是不争事实。
《人民日报》曾发文如此评论胡适：“他是20世纪中国最具国际声誉的学者、思想家和教育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中心人物。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在学术思想上开一代新风，对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影响甚深”。
我们的伟人曾批判道：“买办文人胡适、汉奸文人周作人之流，就是推行‘买办文化’的代表人物。但后来，伟人还曾如此言：
“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胡适对于中国的最重要贡献，主要就是他的思想——他曾说过一句话：“除了思想，什么是我？”
胡适一生推崇和阐释的“人文主义、理智主义和自由精神”，最为后人所看重——虽然有人说，这些都不过是一种常识而已。但事实上却是，哪怕直到如今，我们的人们与社会，其实仍然极为缺乏常识！
像胡适当年提出的“提倡妇女解放、个人自由”；提炼出了“大胆的假设，小心地求证”十字箴言；胡适还称：“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等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胡适一直秉持一种深刻的“怀疑精神”——且他的怀疑精神，并不仅仅指向权威，更是指向一切宏大的事物，如各种抽象名词、各种主义等。
比如，胡适曾主张：“中国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大仇敌”等，这些也都在中国的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特别是如今我们走向和平发展的新时期，像胡适关于“宽容”的理解，更是值得我们深思与借鉴——胡适更为看重容忍对于社会自由的重要性，他曾称：“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胡适说：“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不容忍’的魔鬼。这个魔鬼一旦和权力结合，我们就成了不折不扣的野兽”。
“真正自由的社会，是有包容性的社会，这个社会可以让不同政见、不同观点的人生活在一起……这个社会处处是自由的人，正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容忍”。
胡适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像青年学者羽戈曾评价胡适道：“你看他，哪怕与政敌论战，都是和风细雨，平心静气，连一句刻薄话都罕见，更不必说粗口了。”
比如，“以文字为枪”的鲁迅先生，曾痛骂过胡适，但胡适从未公开发文回骂过去，且他还仍然为鲁迅先生辩护，认可并赞扬鲁迅的观点与价值。
我们现今生存的世界中，虽然标榜着进入到更文明的时代了，但是，人类社会中，仍更多的是“丛林法则”在横行，侵略与欺凌依然无处不在，百年之变局的雾瘴，仍然弥漫在我们的头顶。
即使是生活于和平时代里，人们的对立与撕裂，仍时时处处可见，面对人类世界仍在孳生出的许多新敌人——比如权贵资本、犬儒主义、娱乐至死等人间乱象，特别当这些东西被网络所放大后，人与人、国与国如何更好相处呢？
此时，我们不难发现胡适的思想，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加弥足珍贵，更会有着久长与深远的生命力！
像胡文辉在《胡适就站在那里》一文中，给了胡适先生以下深刻、全面与精湛的评论：
“这就是胡适：一个不自由时代的自由主义者，一个混乱时代的理智主义者，一个革命时代的非暴力主义者。……在纷乱的时世，不以大众之是为是，不以大众之非为非，既未流于偏激，也未堕入保守，以他的稳健，显出时代的冒进，以他固执的立场，显出整个中国被席卷而去。” 【原创：瑜说还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