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
来新夏先生遇到的好老师堪称阵容豪华，陈垣，张星烺，余嘉锡，启功，范文澜，吴廷璆，个个都是当年的“顶流”名师。但是他没有把自己视为某一大师的门徒，或衣钵传人。他也不曾张大旗，立门户，召弟子，自成一派。他就是他自己，一个独立的、经世致用的典范。
——单正平
来新夏先生/焦静宜供图
邃谷朴学经世功
——《一个中国书生的编年史：来新夏学术纪事本末》读后
2024年，甲辰岁末，来新夏先生仙逝十周年之际，读到刘刚、李冬君、寇德印3人新著《一个中国书生的编年史：来新夏学术纪事本末》。70万字，3天读完。墨香初绽，有被浩瀚文字淹没于邃谷的窒息感。
邃谷，本是来先生在家中读书的一个小角落，光影幽暗，宛如秘境。他17岁那年作《邃谷楼记》云：以邃谷名楼，就是要表达以史学为志业的决心。一心向学者，尤宜居邃谷，以求深远。这是青春少年的认知，不无浪漫格调，宏伟胸怀。晚年回首往事，则邃谷又别具深意焉。一个家世背景、本人履历不无“瑕疵”的文史工作者，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和光同尘，藏身人海已是奢望。他得悄无声息，独隐邃谷，方才有些许安全感，才能回到他痴迷的学问中去。邃谷因此成为那个特殊年代学人苟且偷生，犹不忘初心的一个象征。本书的正副题目，其复杂绵长，正与内容的浩瀚细密相匹配。作者采取编年体与纪事本末相结合的写法，“意在使时代性与个体性均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表达”。但这样一来，却让评论者无处插嘴，因为来先生的学术事功，本书该说的都说了，几无遗漏。学术以外的人生，却无话可说。因为他这样的纯粹读书人，十之八九没有普通人的世俗生活，乏善可陈。文献学大家张舜徽先生八十自述云：“生平无他事可数，讲习之外，惟读书数十年，著书数十种耳。”来先生晚年也说：“志在淡泊，身无长技，数十年来只会抱书夜读，码字爬格子。”读、讲、写，几乎就是张先生、来先生这种人生命的全部。给这样的大先生立传，难度之大，耗费心血之多，用网络语言来说，几乎到了怀疑人生的地步。你得承认，耶拿小镇的康德，里斯本码头的佩索阿，这种古怪特异的隐者，的确不适合用传记来表彰。但来新夏先生配得上这样一部传记。他的世俗生活略显单调，学术成果则丰盛繁华。他的研究领域极为广阔，论题涵盖史学各门类，专门史，年谱，方志，目录，几乎无所不包。看这些著述的目录可知，来先生称得上史学领域的博学鸿儒。
对于每项研究，来先生都穷极所能，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傅斯年语）。因为材料多，甄别考辨需要的时间自然就多。而且搜集材料没有截止日期，是一个不断增加的动态过程。这使得他的大多数重要著作，都以工期漫长著称。截止2024年，来先生出版著作总计140种（综合各种版本），其中的重要著作，如《近三年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书目答问汇补》等，每一部从酝酿到基本完成，费时多在50年以上，期间反复修改，增补无休无止。《北洋军阀史》从1950年清理北洋档案算起，到2011年修订本出版，用了将近60年。《林则徐年谱》起意于1950年代初，最后的修订本也是在2011年出版。必须说明一点，写作周期如此漫长，是因为至少有20年时间，中国的学术研究处于停滞状态。但这样的停滞，也给来先生追求著作的尽善尽美提供了条件，他可以不必赶工，从容斟酌推敲。这种漫长创作并不罕见，太史公写《史记》费时14年，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历时19年，《红楼梦》写了10年，歌德的《浮士德》1768年开始写作，1832年完成，用时64年。耗时最恐怖的是建筑。科隆大教堂建造了600年，米兰大教堂耗时500年，巴塞罗那圣家大教堂已经建造了140年，现在还没竣工。人们常说，时间是把杀猪刀。但这刀杀的是人。历史与艺术则不可能被杀。纵观来先生一生著述，可以说，吾道一以贯之。年谱一类著作自然要保持价值中立，就是在必定有所褒贬的《北洋军阀史》中，来先生也力求客观公允，言必有据。
与同类著作陶菊隐先生的史话《武夫当国》相比，来先生清理查阅了北洋军阀海量的历史档案，记者出身的陶先生则主要依据当年的新闻报道，雷颐赞扬他是“将新闻化作历史的高手”。两者的客观可信度显然有差别。顾炎武《日知录》赞赏《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北洋军阀史》正是如此。在邃谷主人这里，学问之事，宜保持价值中立。更应坚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不为时风所动摇。沉默不语，也是一种真实的表达。著述之外，来先生在学术界为他人作嫁衣的功业，更为辉煌，同时代无人能及。1984年，来先生被任命为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图书馆馆长，教育部古籍整理委员会直属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南开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人们戏称“来半天”。这些职务，无一挂名，全是实职，凡事皆需亲力亲为。至于发起成立史学、方志学、目录学方面的全国性或地区性的学会，组织各种学术会议，更数不胜数。
通常情况下，学者不愿从事行政管理。1920年代以后，赵元任先生声望如日中天。东南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都曾请他担任校长，赵先生均敬谢不敏。他立志终生不做官。为“逃官”，他甚至宁愿滞留美国不归。西南联大时期与他齐名的语言学家李方桂，也婉拒傅斯年之邀，不愿出任史语所语言方面的负责人。傅斯年再三游说，李先生竟然说，一流人才做研究，二流人才教书，三流人才当官。傅大炮顿时语塞，只好说，我就是三流人才！其实傅先生是真正的双一流人才，学术成就和地位世所公认，领导史语所更是内行领导内行的典范。来先生也是如此。行政方面，他长袖善舞，管理有方；学术方面，更是成就斐然，远超同侪。两相匹配，便是妥妥的经世之才。自顾炎武之后，经世致用成为大清帝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很多情况下，经世致用仅仅被理解为一种理念，一种远离政治实践的书斋讲堂活动，一种从事具体社会事务研究的学术行为。各种“经世文编”层出不穷，都在说明这一点，把书斋生涯拔高到经世致用，把“小学”研究等同于政治策论，以为知道茴字有几种写法就是有学问的证明，都是一种可爱的误解。经世根本上是曾、左、胡、李经营天下的行动，是张謇、盛宣怀从事的实业强国，当然也是郑观应、王韬、何启们的买办活动。研究《说文解字》这样的智力活动，不过是经世致用大格局当中的一小块而已。可惜的是，双一流人才永远都是罕见的物种。内行领导内行是理想，但内行领导拙于行政，或品性不良，造成严重后果的并不少见。内行领导外行，差强人意，因为外行可能被教化训练成内行。最不堪的是外行领导内行。刘泽华先生在他的《八十自述》中记载，在动乱年代，工宣队进驻学校，其领导在众人陪同下巡视各个部门，当他看到化学系“高分子研究室”的牌子时，勃然作色道，“什么高分子，我看低分子还差不多”，这样的人管理大学，最终的结果就是外行领导外行。对来先生这样一个大学者，一个经世之学的成功实践者，该如何评价？本书作者把现代中国学者分为原创型、发展型、传承型，来先生属于传承型。又把现代史学剖分为三，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学，钱穆为代表的宋学，来先生为代表的朴学。三足鼎立，始成现代史学的大格局。
梁任公强调以新启蒙国民，而且启蒙者自身也要不断被启蒙，所以他说爱真理胜于爱师傅，不惮于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钱宾四则主张读国史须先带感情，不爱国即无从懂中国。朴学呢？来先生没有高调可唱，他只是平淡无奇地说：吾为文，务其朴质；为义，求真求实。在这朴素言说背后，其实是来先生的祖父来裕恂在家训中制定的准则：“凡人读书，先求文字，及文字有成，需求学以实之。及学有所得，当进而求诸道。”道也者，其体，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而用，即修身齐家处世治国之道。这既是儒家的自我要求，也是保守主义的朴学的精髓所在。但就一般情形而论，人们在谈论朴学时，只讲读书识字，更高层面的东西就忽略不计了。由词而及道，是一种理想，但不是现实。朴学很容易被简化成一句话：读书须先认字。这个不无武断的说法值得商榷。认字未必就能读书。我们都认得“道”字，但这个字到底什么意思，谁能说清楚？一个字如此，一句话，一篇文章乃至一部书，每个字都认识，不意味着都明白其意义。现代社会，认得字而不知其义的现象就更为普遍，更为极端了。只举一例：前两个是药名，后一个是某种化学材料名。这些字我们都认识，谁知道其具体含义？可见认字的作用是有限的。《说文解字》固然伟大，但作用也是有限度的。过分强调其意义价值，有可能坠入所谓“朴学末流”——仅仅在文字音韵训诂这个小圈子里讨生活，甚至于，认了一辈子字，到头来还是不会读书。为说明一个字的含义，末流朴学就要尽可能多地搜求例证，甚至追求一网打尽，无一遗漏。找证据亦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这里隐含的认知是，结论的可靠程度与所收集证据的数量成正比。进一步的推论是，搜集到的材料多，证明你的能力强，至少表明你勤奋。而这种能力往往与超强的记忆力有关。诸如某人能背诵十三经，某人能背诵前四史，某人能背诵《红楼梦》，各种神奇记忆力的佳话不绝于书。其潜台词是，记忆力即创造力。记忆力不强的人，则依赖做笔记、抄卡片。笔记、卡片的数量，也是衡量一个学者学术功力的标准。这当然都没有错。学术界还有一句名言，越是聪明人，越下笨功夫。钱钟书就是最好的榜样。问题是，这些神话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后学，以为背书、抄卡片就是做学问的唯一正途。回避或不曾注意到学术研究也需要天赋，需要直觉和想象力，需要各种具体的方法论。杨振宁特别强调直觉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郭沫若研究甲骨文，在极短时间内凭直觉作出的识读，更是令同行惊叹不已。从这个角度看朴学，可以说是琐屑有余，空灵想象不足。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刻板戒律，不知窒息了多少奇思妙想。没有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好多大学有类似校训，博学多闻慎思明辨，从未见过有怀疑批判之类的字眼。1974年，台湾学者王尓敏发表论文称，据他统计，从1861年到1900年，惊呼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者，有37人，讨论“自强”问题者有39人。论文注释中逐一列举了人名。50年前尚未有计算机用于学术研究，一切资料的获得都要用最原始的手段，一页一页去翻检，抄录，统计。这两个数据的获得，要花费王先生多少心血，想想都令人冒冷汗。王尓敏先生值得尊敬。但我私心有疑，把这两个数据腰斩，会影响王先生论文的说服力吗？认字未必能读书。不认字肯定难读书。那么理想状态可能是，少认点字，多读点书。天下有这样的好事吗？认汉字实在太难了。所以需要《说文解字》的指导帮助。但《说文解字》可不是查生字的一般字典，它是个古老的百科全书，查个字可能陷入其中走不出来，越查问题越多。朴学家们为弄明白一个字的形、音、义，往往得引证成百上千言。学者们勤于搜集堆积，却疏于清理删除，长此以往，形成庞大的解释文库。朴学末流最典型的表现是，不做研究清理的各种汇评，汇校，汇注，汇释，集释，充斥坊间。不同级别的所谓科研项目，无非把一个人或一部书的所有相关文献收拢在一起，印制成无人问津的皇皇巨著，即是所谓科研成果。这样的生意，费力很少，挣钱很多，众人趋之若鹜，规模越来越大，直到出现《儒藏》这样的超级出版计划。严苛一点说，这根本不是文化积累，更不是学术。最近几十年来，人类正加速进入数字化时代。过去引以为自豪的背书、抄卡片功夫，在电脑面前，只能自惭形秽，悲叹生不逢时了。此前手工劳动十年八年才能完成的任务，现在只需要敲一下键盘即可。数千年积累起来的读书写作的审美体验，笔墨纸砚的香气，繁体竖排线装书的韵味，在AI面前，荡然无存。回到来先生。他的学术处女作《汉唐改元释例》，是标准的朴学作品，得到陈垣、余嘉锡等大师的认可、赞赏。但种种因缘际会，他未再沿考据之路走下去。受命清理北洋军阀档案，使他走上了另一条学术道路。
如本书详细叙述的，来先生有极优越的家庭文化背景，学养深厚的祖父给他启蒙教育，中学即开始著述尝试，大学更勇猛精进，得到众多名师垂青、奖掖。普通人终生能遇到一位好老师，已属幸运。来先生遇到的好老师堪称阵容豪华。陈垣，张星烺，余嘉锡，启功，范文澜，吴廷璆，个个都是当年的“顶流”名师。有这些大师加持，来先生从辅仁大学毕业后，即一路“开挂”，顺风顺水，直到1950年代中期。之后的道路人人相似，结局则各不相同。有的人如来先生，白天“被运动”，暗夜里坚持读书写作，雨过天晴之后，拿出了沉甸甸的研究成果。更多的人在运动中随波逐流，时过境迁，他们两手空空，最后能拿出来的只是控诉，指责，抱怨，哀叹。来先生转益多师的结果，是他没有把自己视为某一大师的门徒，或衣钵传人。他也不曾张大旗，立门户，召弟子，自成一派。他就是他自己，一个独立的、经世致用的典范。他的经世致用，除了这个主张原本的意识形态含义，具体落实到个体身上，指什么？我愿意引用作家韩少功的朴素说法：做一个有用的知识人，有3个衡量标准。第一，坐下来能写文章，无论公文还是文学。第二，站起来能讲话，无论是上课还是开会。第三，走出去能办事，无论经商还是从政。符合这3条，即是一个于社会和公众有用的人。来先生颇符合这3个标准。从1980年代开始，在教学和研究之外，来先生把相当一部分精力用在了各种行政和社会事务上。这些事务从自私的角度看，都是为他人做嫁衣，严重影响了他自己的学术研究。但来先生从无怨言，而且尽其所能，全力以赴。说到底，他是个儒者，信守先贤和祖父的教诲——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来先生逝世未久，刘刚、冬君和弟子德印就开始准备此书的写作。历经近10年的努力，终于遂其所愿，出版了这部70万字的著作。采取编年及纪事本末体，是因为来先生浩繁的著述，丰富而漫长的阅历，都需要不同于一般传记和年谱的特殊体例，非此不足以呈现来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贡献、地位和意义，不足以表达3位作者对来先生的理解和恰如其分的分析评价。作为老朋友，刘刚和冬君的数十种著作我都读过，受益匪浅。本书与他们此前所有作品都不同，是弟子对老师的致敬之作，感恩之作，回报之作。往昔那种开阔视野，深度思考，精彩分析，奇异论断，优雅文字，审美意趣，似乎都不见了，只剩下平和质朴的叙述，表达的是尊崇敬虔的心情。这正是来先生喜欢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