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村均回顾录--Z+5 造假材料想脱罪
我在昭和二十一年春被关进拉包尔战犯收容所时，正值军事审判刚开始，当时各嫌疑犯的心理状态那叫一个可怜。
法官的量刑原则是从重从快判决，昨天和今天都这样…明天恐怕也是如此…绞死一个又一个，这些所谓的罪行是在什么样的战况、什么样的任务下、以什么样的心理下进行的，即使法官也不闻不问。完全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报复。（澳军干得漂亮）甚至有澳军放言说：“你们在战争中搞了什么审判吗？就一个接一个地杀人！现在对你们审判已经是足够慈悲了！”（澳军说得对！）……说白了就是把我的战友们那些战时与和平时期的行为混为一谈，一味地进行复仇。昨天还发誓要赢，为此不惜牺牲都无怨无悔的战友们，眼下已经没有了精神支柱，只能毫无抵抗地被杀。有想为祖国复兴做贡献的‘热情’的，也有至少想见家人一面的‘哀情’的，想法千差万别、行为也各不相同，有壮烈的临终，也有令人叹息的场面。有一位来自福冈名叫薄大尉的绘画学士，因被指认错了而收监，他的值勤兵铃木富男说在薄大尉事情解决之前绝对不回日本内地，他主动担任辩护团的炊事员，不搭任何返航船，坚持了一年，直到薄大尉洗清了嫌疑，大家一起乘船的情景，感动得令人热泪盈眶。相反，有人误以为只要说（自己的暴行）是为了执行长官的命令，这样就能脱罪（甩锅给上级），于是那个人毫无根据地说“某件事是奉T中尉的命令”，结果自己被判了死刑，T中尉被判无期。（澳军干得漂亮+1）甚至有某个将军说“我有事无论如何都必须早点回内地。很抱歉，我不能为了给你作证而留下来。”于是丢下部下逃回了国内。（日本人同姓的比较多，比如战俘指证*中队有个叫山田的管教虐待我们，结果澳军把该中队另一个姓山田的误抓进去了）有人对被误认为自己而被抓进去的同姓战友说：“抓错人的是澳军，不是我的责任，你放心吧，你什么都没做，所以肯定无罪。反正我不会去主动去自首的”，结果让同姓的战友在战俘营里呆了一年，自己在外面也满不在乎。直到终战都被认为是了不起的人物的某个部队长，打仗的时候看着牛气冲天的，结果听说要抓战犯后那惊慌失措的样子，真让人失望。（说日本人素质高、爱团结的可以看看这部分，其实哪里人都一样）在这种氛围里，心里没法平静，大家都着急上火。我想安慰安慰我身边的人，就劝他们试试把精神放到宗教信仰上。幸运的是，有僧籍的人和牧师都成了嫌疑犯抓起来和我们关在一起（一边念佛一边拿刺刀超度别人是吧？），后来就成立了佛教青年会和拉包尔教会。因为我年纪最大，嘴又能说，就让我当这两个宗教协会的顾问，负责跟澳军联系、交涉提供方便之类的。等到上述两位宗教人士免于起诉回国以后，佛教这边，由后来从婆罗洲过来的丰冈人泷野主计大尉负责，经常能有五十来个人聚一块。教会那边则由从安汶来的海军的片山日出雄大尉牵头主持着。教会是阿普森所长安排的，澳军的牧师马平少校每周日上午来指导，有大概三十人参加。片山大尉二十九岁，身材修长，脸型优雅。有人说要是去当电影明星，肯定大火，是个美男子。虽然籍贯是广岛，但生父是出云的大社千家氏（出云的大社是日本历史悠久、地位崇高的古神社，千家氏为专司出云大社祭祀的最高神职人员,是仅次于天皇家系,日本第二古老的家族），小时候被片山家收养，养家的祖父在欧洲干过不少年实业，因为这个原因，中学的时候，他接受了祖父好友原田牧师的洗礼，后来在东京学习外语。据说舞蹈家石井漠夫妇一直支持他，在东京期间寄宿在小浪女士家里。他英语特厉害，翻译水平也高，还是柔道四段。外语学校比赛时，他几乎都是主将。毕业后，在大东亚战争中被海军召集，在安汶的根据地队司令部工作，战争结束时转入东京的海军军令部。他信仰深厚，对《圣经》的研究也很深入，将来打算继承原田牧师的遗志，在教会服务，但被认为与安汶四名澳军俘虏被非法处刑的事件有关，被传唤到摩罗泰的军事法庭，判了死刑，然后被送到拉包尔。有个星期天——那时候就算星期天上午也得干活。只有教会的人能在片山上尉翻译下听马平少校讲道……我在农场干活的时候，片山上尉带着牧师来了。马平说：“就是今天，将军”，然后要握手。“我是马平。从上个星期开始，我就来这个教会了。听说您劝大家建教会，我特别高兴。”我：“这是已经回去的奥座牧师的功劳。您要是能指导，大家都有福，片山也能有大收获。”我：“九十九只羊回祖国了，剩下这一只只迷路的，我怎么都得照顾。”我：“法然，亲鸉这些佛教圣人的教义，跟耶稣说的那种爱和救赎的信仰一样。”马平：“哪天我真想好好听听。我希望能去日本驻军那，估计能成。”片山上尉送他到门口，回来后说：“马平牧师高兴能见到您，说日本将军突然提上帝的羔羊，让他很意外。”我：“是吗？他得四十多了吧？真像个牧师，挺温和的。”片山：“有件事，我特别想跟您聊聊，一直没机会，今天不碍事吧？”片山：“其实，几天前我通过阿普森所长给澳大利亚军方交了重新审判的申请。之前应该跟您商量商量，可二审判决快要下来了，时间太紧迫，就按草鹿中将的意思赶紧提交了。我是基督徒，想一辈子做牧师，不明白为啥被判非法处刑。您听听这个经过。高桥中尉跟您同乡，两家离得近。……有机会您跟他家里人说说情况……”我：“上次听说他家的事了，就他母亲一个人，多难过，才二十五就死刑，真可怜。”片山：“他刚从盛冈高等农林学校毕业，就被海军召集了，跟我在安汶的根据地队司分部，在电报班工作。他看着还是个孩子。我俩关系好，啥事都一块。有一天我被 A 参谋叫去，说明天要处决白水队扣着的四个澳军俘虏。因为对方是军官，而我俩也是军官，司令说从礼仪上讲，得让军官来行刑，就下命令让我和高桥去帮忙处决澳军军官。我是基督徒，对亲手处决人这事挺犹豫的。可我是军官啊，司令下令处决，军官就得执行，没法拒绝军令。我跟高桥就去刑场执行了。后来我调到军分区，在那等到终战，没多久就被当成战犯嫌疑人关到巢鸭监狱，被带走之前我对在安汶的直属上司 T 参谋说“可能是关于安汶处决人的事（才抓我）”，他说“要是这样，不管啥有利的证词我都给你作证”，然后我被送到安汶，就有了摩罗泰审判。到摩罗泰一看，跟该事件有关的人（下士官兵）作证说实施处决的是片山和高桥两个军官。确实我俩跟这事有关，所以就坦白是按长官命令干的。当时的司令山县中将已经战死了（这里应该说的是山县栗花生），A 参谋在别的地方被当成战犯关着。现在战犯审判的原则是下命令者和执行者同罪，所以我不好提A 参谋的名字，但我想，如果这样能救高桥一个人也好，所以我如实陈述了事实。转到拉包尔以后，草鹿中将问我具体情况，我就都说了。然后他说“虽说罪名不一样，可同属根据地队的白水大佐和宫崎大尉都判死刑了，再搭上更多的人命没意义。我和白水想想办法吧”。最后得出的结果就是，（一起造假口供说）我和高桥当天在司令部工作，没有去刑场，让T、K 两个参谋作证，白水大佐也这么说（同意背锅，反正也是一死），于是就按这个说辞写了材料，我翻译成英文，就申请重新审判了。”我：“我了解情况了。如果能早一点告诉我的话，我觉得我还能给点意见。可现场那些警备队的下士官兵，平常都没跟司令部机关的军官们打过照面，你让他们突然改供词，说到现场的是另两名军官，法官肯定会怀疑。就算去现场了，如果是去干别的事倒还行，可是涉及行刑这种大事，可不是好糊弄的。还有，T、K 这俩参谋能给出那样的证词不？”（看见没，今村真是老奸巨猾，一看就看出了破绽，知道这事不是那么好造假的）片山：“K 少佐先不说，T 少佐说了，不管啥情况都愿意作证。所以一个星期前，我拜托刚回国的刑满释放人员，把委托书给他了。我坚信他肯定会作证。”片山和高桥这俩虔诚（？？？）的基督徒，不敢抗命而去执行死刑，这种事确实想不到，虽然挺让人同情的。可是现在他们要否认那么多现场下士官兵的口供，特别是要将自己在之前审判中的供述全部推翻，澳大利亚法官不太可能接受（别人又不是傻子），只能祈求神来拯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