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 |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从经济联通到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原文 ：《破除壁垒，深化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

作者 | 中共玉溪市委党校讲师    刘佳

图片 | 网络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首先通过经济合作功能开展，再过渡到政治、安全、人文等“高阶”合作领域。经济发展是次区域各国合作的基础。一方面，释放基础设施联通红利。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主体省份是广西和云南，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政策红利，以广西为主体修建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和以云南为主体修建的中老铁路已投入运营，让中国西部以“铁路海运联合、跨国公路运输、航空物流供应”的协同发展格局带动对内对外双向开放，促进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各国之间的双向对开常态化运行，对深化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之间的互联互通起到重要作用，也会进一步推动将云南打造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将广西打造成为“一带一路重要门户”，乃至联动西部地区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同时也应该看到，一些澜湄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比如湄公河流域五国所使用的“米轨”与中国轨道存在对接问题，还存在在基础设施改造中协调好政府、企业和民众三方利益主体的问题，以及进一步提升企业在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积极性的问题。

另一方面，激活人文“上层建筑”的活力。由于媒体话语传播式微、政策法规在权利让渡方面的模糊性、人文交流上的文化差异性等原因，中国与湄公河流域五国进行贸易合作时尚存在交流壁垒。经济合作要深化发展，则需要更密切的人文交流。这就要求妥善应对好互联网时代舆论生态与传播规律的新现象、新变化、新特点，推进理论内容生产、价值观念传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客观、精准、生动地传播次区域国家人文相亲、命运相连的共同体意识。同时，也要进一步规范经贸合作的法规建设，细化中微观法规细则，加强政策、法律、规则的“软联通”，让经贸合作有据可依，减少交流摩擦。

1992年，亚洲发展银行（ADB）发起成立“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MS），成员国包括中、缅、老、泰、柬、越六个国家，其旨在促进经济与基础设施的发展，包括交通网络、能源网络、跨境流通等方面，以实现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一体化。

要次区域国家经济合作效能日益凸显的同时，持续发展问题成为次区域各国关注的焦点，为完善合作框架，1995年，柬、老、泰、越四个湄公河下游国家发起成立“大湄公河委员会”（MRC），宗旨是促进湄公河次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尤其专注于湄公河水资源开发和保护。2015年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成为带动次区域进一步发展的强劲动能。为拓展澜湄公河合作的深度和广度，2015年11月，中国发起提出成立“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LMC），2016年3月，LMC在海南三亚正式启动，LMC从多领域拓宽了GMS的合作范围，依托“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三大支柱，基本实现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环境、减贫、旅游等领域的“全覆盖”。

2024年11月6日至7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第八次领导人会议在云南昆明举行，湄公河五国领导人来华共商合作，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会议。李强总理强调，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成立30多年来，日益成为中国和湄公河国家共商合作、共促发展的重要平台。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和湄公河国家是亲如一家的命运共同体，更要紧密团结协作，充分发挥经济互补优势，在共同发展的道路上坚定携手前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宁、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从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的发展现状来看，中国是次区域唯一的大国，各国之间具有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为进一步提升“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的互信度，中国理应做出更大贡献，尤其是在改善澜湄流域公路线和铁路线网络、水资源保护治理、打击跨国犯罪、教育减贫等方面，努力打造澜沧江-湄公河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通过深化合作，造福湄公河次区域各国人民。

在“机制拥堵”情况下，中国作为大湄公河次区域诸多合作机制的主要参与者和出资方，应以加强包容性、合作性、规则性为宗旨，联动次区域内的多方合作机制，为次区域五国的共同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一方面，继续发挥GMS合作机制的重要作用，加强与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的互利合作。另一方面，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充分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融资平台作用，提升次区域合作的内生动力。此外，积极推进次区域合作与东盟共同体的沟通协调、优势互补、联动发展，致力于实现次区域的和平、发展和繁荣。

中国和湄公河国家共同构建的次区域命运共同体，将在不断提高政治互信水平、健全协调机制、拓展跨领域合作渠道、加强深度合作中成为世界局势变动中不变的坚实力量。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41期第2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