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自伤，家长、学校、社会需共砌心理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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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家

2025-03-02 08:00发布于北京《中国慈善家》官方账号

AI划重点 · 全文约4850字，阅读需14分钟

1.青少年自伤行为与抑郁、焦虑等心理疾病密切相关，12-14岁是高峰期，家庭、学校和社会需共同构建心理防火墙。

2.专家指出，单一的评价体系挂靠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导致青少年自我否定，对学习无价值无意义感继续恶化。

3.为此，家庭和学校应关注孩子的行为异常、情绪异常，及时沟通，帮助孩子找到成绩以外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4.另一方面，校园欺凌是导致自伤行为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助于预防和及时化解校园霸凌。

5.事实上，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搭建了陕西省青少年心理干预绿色通道，打通家长、学校、医院之间的卡点，构建一张完善的保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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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治理雾霾的决心来面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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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看见锐器划过手臂，皮肤上渗出一层薄薄的小血珠时，不管此刻内心有多愤怒、多崩溃，心里立马就舒服了。”
很难想象，说这句话的是一个孩子。而这样的行为，在医学上也有专门的解释，被称作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行为。调查显示，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与抑郁、焦虑等心理疾病密切相关，在青少年及年轻人中最为常见，12-14岁是高峰期。
其中，校园欺凌、家庭和社会关系的缺失、自我价值观缺陷等，是青少年自伤的重要原因。在这一过程中，家长、学校、社会如何给孩子们砌一堵防火墙，不光是心理学研究者，也是教育工作者和公益组织思考的问题。

心理雾霾


从业20多年来，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精神科医生、大儒心理的创始人徐凯文对1万多人次的青少年进行过心理咨询，他发现，有一类孩子看起来像是抑郁症，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乏，往往伴随着严重自伤甚至自杀意念，通常会被诊疗为抑郁症，但问题是所有的药物都对他无效，他认为，这类孩子得了“空心病”，即“价值观缺陷所致心理障碍”。这类孩子表现出的一个共同点是自我的严重缺失。
徐凯文举了一个高中生的例子，这个学生给自己的人设是第一名，为了维护人设，他每天学习到凌晨1点、2点甚至凌晨3点。尽管学得很痛苦，但是他更恐惧的是失去这个人设，说“没有这个人设，我就不存在。” 后来，这名高中生在一次期末考试前放弃了生命。
 “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寻找自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青少年阶段的自我缺失是合理的。”徐凯文指出，青少年面临的困境是，当他们思考“我是谁？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等重要问题时，将目光投向成年人，得到的答案却是“好学生”，于是他们迫切需要通过追求分数去取悦他人，自身存在的意义感和价值感被剥夺了。
在徐凯文看来，自我严重缺失的更深层次问题是价值观的缺失。单一的评价体系挂靠的是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学校被教育GDP左右；家长和孩子被“上了好小学就能上好初中，上了好初中才能考好高中，考好大学，最后找一个好工作”的逻辑左右；好工作的评价标准又往往被金钱把持。成败唯有成绩，导致青少年自我否定，对学习无价值无意义感继续恶化。
徐凯文认为，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不是靠增加心理科医生就能解决，要从教育生态和教育环境上寻找根源。青少年自伤、抑郁、厌学等心理问题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全社会的焦虑层层传递给孩子，孩子们的压力前所未有大。当一个池塘里的水出了问题，池塘里的鱼再怎么长都可能出问题。“孩子们正处于心理雾霾中，要用治理雾霾的决心来面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 。”徐凯文说。
作为青少年主要的生活场域，家庭和学校是两道重要的“防火墙”。“家长要关注孩子是否有行为异常、情绪异常，当孩子生活作息、兴趣突然发生很大转变时，要及时关注，与孩子沟通。”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会长周苏鹏认为，青少年自伤并非无迹可寻，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要多关注孩子的变化，自伤行为的早期识别很重要。
然而，现实情况是，很多孩子已经出现严重的心理行为问题，父母还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儿童心理行为保健中心负责人汪萍介绍，有的孩子明明已经上了初中，但很多家长仍然习惯性地拆掉孩子卧室门锁，方便检查孩子是否在玩手机。为了应对家长，有的孩子前半夜装睡，等父母睡着之后，再看自己想看的东西。“这类孩子们一到青春期，可能人际关系会出现问题，以前被父母过度压制积攒的矛盾就容易爆发。”汪萍说。
“最大的困难是改变家长的教育观念和焦虑情绪，很多时候孩子的问题源于家长，家长不改变，孩子要改变很困难。”徐凯文将这样的情况比喻为“父母生病，孩子发烧”，“很多父母是新北京人、新上海人，他们靠‘高考’获得了通往城市的入场券，从而彻底改变了家庭和个人的命运。但是今天的孩子出生在物质丰裕的时代，他们需要更强的动力，这种动力并不是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能够赋予的。”徐凯文认为，当下极为迫切的是，帮助孩子找到成绩以外，基于人生真正的价值与意义。一个人如果坚信自己在做对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他会不畏艰险、自我肯定。

让老师成为点亮孩子的心灯

除了家庭这道“防火墙”，学校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目前我国中小学专职心理教师数量远远小于实际需求数量，很多学校并未按“每校至少一名”的要求，配备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即便学校配有专职心理老师，但心理老师杂活多，课时挤占、影响专业性的现象屡见不鲜。
因此，如何巩固校园“防火墙”，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成为一些公益组织关注的重点。2018年，北京致诚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启明书院启动了“点亮者计划”，主要通过定期培训，为教师提供专业的心理健康知识、提升其心理辅导技能，从而准确识别学生的心理问题。
3年多前，来自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第一中学的心理老师孙方参与了点亮者计划，每周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师一起学习、讨论心理问题情境识别及处理技巧，她发现自己对学生的情绪感知能力更强了。
有一天，一个高三的男孩来到的学校心理咨询室，他平时会定期来找孙方聊天，但这次比约定时间早了2天，看到男孩心事重重，大热天还穿着长袖校服，孙方敏锐地察觉到男孩心里有事。果然，在聊天室，男孩卷起袖子，手臂上露出一条刚刚结痂的疤痕。男孩的自伤并不是第一次，父母长期高要求、低回应，让他只能独自面对沉重的学业压力，却无法得到父母的理解和宽慰，男孩用小刀划伤自己，减轻内心的痛苦，同时用这种方式向外界发出求救的信号。
“如果缺乏专业的心理知识，我可能会忽略一些微妙的线索，但随着参与课程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对学生情绪的感知、心理状态的觉察越来越敏锐。”孙方说。
然而，发现学生自伤问题只是第一步，如何处理才是对老师能力的巨大考验，尤其是对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和支持的老师而言更具挑战。一位参与“点亮者计划”的老师发现有学生自伤后，对所在班级暗中摸底，发现竟有十来个学生存在自伤行为，于是向“点亮者计划”求助。
“个体的自伤行为具有传染性，容易在青少年群体中引起模仿，但是反复自伤则是个体心理痛苦的外化，需要找准背后的原因对症下药。”启明书院院长刘芳宁说。
在他们的建议下，这位老师跟自伤的孩子逐一沟通，判断孩子自伤的目的和程度、有没有自杀的风险。在排除自杀风险之后，老师带着孩子做团体辅导，从而让孩子们将内心积压的情绪发泄出来，引导孩子们思考更健康地纾解情绪的方式，一学期后，有几个孩子退出了原来自伤的小圈子。对于那些自伤行为比较频繁的孩子，则采取一对一沟通的方式，邀请家长来学校做心理咨询。

图片“点亮者计划”部分受训教师合影。图：受访者供图

截至目前，超过10000名乡村教师参与“点亮者计划”，其中大部分都不是专职心理老师。刘芳宁认为，学科教师参与“点亮者计划”有其独特的优势，心理老师一般课时较少，但学科教师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学生，与学生联系更加密切，能给学生更多情感支持和方法支持。
除了自身心理原因，校园欺凌也是导致自伤行为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陕西光合行动青少年教育与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光合行动”）负责人沈旭认为，校园欺凌治理最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事后的治理，而在于预防，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助于预防和及时化解校园霸凌，从而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在沈旭看来，校园欺凌有多种表现形式，相比于扇耳光、拳打脚踢、群殴这些相对显性的肢体欺凌，社交欺凌、网络欺凌等隐蔽性较强的手段越来越常见。
针对这一特点，近年来，“光合行动”通过培训老师，提升他们对学生关系的敏感性和观察力。“社交欺凌、网络欺凌等隐蔽性较强的欺凌很难被识别和发现，很多老师会重点关注一些比较调皮、有攻击倾向的孩子，但是我们强调要对沉默寡言、没有亲密朋友和在班里看似很受欢迎的孩子也要多关注。”沈旭说。
“在班里看似很受欢迎的孩子可能掩盖了恐惧、羞耻，害怕自己不够优秀、失去优势，可能需要用一些方式维系与同学的关系，吸引他人关注。因此要重点关注他和其他孩子如何互动。”沈旭解释，除了语言，学生的眼神、身体语言、声调都需要细致观察，比如一个孩子如果看起来没有问题，但是老师与他说话时，他的眼神是闪躲的，说明这个孩子需要被关注。
而当欺凌发生时，沈旭认为，欺凌者和被欺凌者都需要被关注。对于欺凌者，不能光是单纯的批评或谈话，沈旭建议老师在沟通时保持平等、公正、好奇的态度，在让孩子们感到信任的状态下询问，“你们住同一宿舍吗？平时怎么相处？用什么方式互动？我发现他最他近有些状况不太对劲，所以想了解你们对他有什么发现，你们怎么看？”沈旭建议，如果发现在他们相处过程中的确存在不恰当的方式，可以直接告诉学生，这样的方式不妥当，引导学生调整自己的行为，帮助他用更健康的方式疏导自己的负面情绪，找到自己的价值感。
对于被欺凌者，老师则应及时与被欺凌的孩子沟通并做观察，了解他在社交能力、沟通能力、面对冲突等方面需要做哪些调整，一方面给到他安全感和信任感的支持，另一方面帮助其提高能力，让他得到更多同伴关系的支持。
沈旭认为，对于校园霸凌的双方，实践中往往采用补偿性原则而非惩罚性原则，借这个机会让他们学习如何与人相处。重点在于如何帮助孩子们建立起安全感，减少防御性，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师生关系，才有可能从根本解决问题。

打通学校、家庭、医疗机构之间的卡点

在实际案例中，很多家长难以识别青少年的心理问题，也缺乏和学校的有效沟通，家长如果缺乏对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概念认知，往往会错失早期干预的时机。而在诊疗中，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往往各司其职，一方不了解另一方的进程和效果，更多的时候只能通过复诊来询问情况，这样一套组合拳可能会呈现无法衔接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指出，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的防治需要学校、家庭、医疗机构之间多方协同。如何打通三者之间的卡点，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会长周苏鹏长期负责陕西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工作，他发现，对于出现自伤行为、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的青少年，家长、学校、医院、社会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
周苏鹏举了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个孩子，在出现抑郁症状后，家长没有带他去医院治疗，而是继续让孩子上学，学校则是建议孩子休学一年，双方都没有考虑孩子的真正需求，而是互相把责任推给对方。
2022年，在陕西团省委、卫健委的支持下，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搭建了陕西省青少年心理干预绿色通道（以下简称“绿色通道”）这一工作机制，对拨打12355热线求助的青少年心理问题进行排查和转介，并且向挂牌学校派驻心理副校长，对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初步摸排，发现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后进行个案访谈和量表评估，再根据问题分型和严重程度制定干预计划，对于中重度问题的青少年，可在“绿色通道”定点医院安排就诊，建立了家庭和学校回访制度，定期对青少年进行回访。
“我们搭建‘绿色通道’，是为了打通家长、学校、医院之间的卡点，让家长和学校遇到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时，求助有门，构建一张完善的保障网络。” 在周苏鹏看来，当青少年遇到较为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时，家长、学校应当承担早期识别、发现和报告的责任，但并不具备进行专业干预的能力，只有专门的精神心理卫生机构和接受过正规、系统训练的专业人员才能进行有效干预。
2023年，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提出健全“健康教育、监测预警、咨询服务、干预处置”“四位一体”的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体系，完善学校、家庭、社会和相关部门协同联动的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格局。
然而，在现实中，这样的协同联动还存在诸多难题。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心理副校长代表曾锌发现，“很多学校不愿意做心理测评，是因为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即使筛查出来，由学校去告诉家长吗？后续干预怎么做？
“‘绿色通道’在学校派驻了心理副校长，他们的身份是驻校工作的专业社工，既不是学校的全职老师，也不是家长代表。作为第三方，他们更容易对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摸排，也能够从中立的角度做出结论和提出干预建议，为学校和家长搭建有效的沟通渠道。”周苏鹏说。
除了家校沟通，“绿色通道”的运转还面临着如何获得家长信任的问题。
“有时候孩子明明出现心理健康问题，但一些父母意识不到、甚至不愿意承认孩子有问题，部分家长看到孩子划伤手臂，甚至认为孩子是在‘作’，病耻感很强，所以有时候心理副校长需要花很长时间与家长沟通。”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秘书长张力介绍。

图片陕西省青少年心理干预“绿色通道”定点医院授牌仪式。

2023年，共青团陕西省委、陕西省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陕西省青少年心理干预“绿色通道”建设的通知》，在政策推动下，“绿色通道”得到了越来越多家长和学校的认可。
绿色通道还打通了和医疗机构之间的就诊通道。以第一批参与“绿色通道”的医疗单位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为例，经由“绿色通道”转介来的青少年，该医院会根据问题严重和紧急程度，适当增加号源，安排快速就诊。
截至目前，“绿色通道”打通了心理问题评估、干预、诊疗、康复等各个相关环节，形成基于心理问题个案的上下游转介和协作联动机制，全省共423所学校、28所医院纳入了“绿色通道”工作及服务体系，完成青少年心理个案干预2500余例。
（此报道由2024解困式报道支持计划·儿童保护专题支持。）

作者：江莉‍‍

图片来源：IC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