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回忆录书写90岁人生历程

精神矍铄的杨建,娓娓道来90年人生风雨路。

凭着从妈妈那里继承的“不惧怕一切困难”的决心,和一辈子爱学习的劲头,他成功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者,变身市场经济的弄潮儿。

“妈妈给了我受用一生的精神财富”

从小离家的杨建,高邮乡音还有些。说起童年,他想起的多是妈妈。

“我是江苏高邮马棚乡杨沟村人,出身穷苦。爸爸精神有些问题,妈妈是童养媳,也是家里顶梁柱。她那不惧怕一切困难的决心,给了我受用一生的精神财富。”杨建说,妈妈是当地最早到上海打工谋生的人,自己还曾被寄养。

“我4岁那年夏天,在寄养的人家里吃了馊了的饭后上吐下泻,被西医拒绝收治,妈妈抱我痛哭时遇到一位神医,他用长针免费给我救治,还连续来了好几天。”他说,“多亏神医和妈妈,我这命才延续了下来。”

杨建的妈妈在上海给外国人当保姆,“她大字不识,但她凭着不甘落后的精神学习,后来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日常英语。”

杨建在老家的学校念小学,后转入上海,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14岁的杨建小学毕业,之后辗转几所上海的公益初中,一直担任团干部还是学生会主席,1952年毕业。

毕业后,在相关领导的推荐下,他在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财政金融处谋到了一份统计员的工作。“具体工作是每天把货币投放、回笼的情况做成报表,我虽然没有专业知识,但像妈妈一样认真好学,借助单位仅有的一台进口手摇式计算机,数字从未出过差错,单位对我的工作很满意。半年后,中央要求华东调一批年轻人到中央工作,我被选中了。”

“爱人只身来北京和我结婚”

在华东财委工作时,杨建遇到了爱人——夜校的音乐老师赵培华。

“我调到北京工作,我们一直鸿雁传书。1956年,爱人积极报名上海青年支援甘肃文教建设,前往甘肃任教。1957年,趁暑假回上海期间,爱人得到双方老人同意,然后一人乘火车来北京同我结婚。”杨建对这件事记忆犹新,似乎还颇有点得意。他对爱人也赞不绝口,赞她漂亮、能干、果断、勇敢……

1953年3月,18岁的杨建奉命调往中央林业部。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希望离爱人近一些的杨建主动提出调任,并得到批准。

“我先被分配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厅办公室,不久又被调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现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工作。”1961年,杨建跟随从宁夏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农村工作部的一位领导回到西安,继续担任领导秘书。

“当时正值困难时期,我随领导前往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5省区100多个县调研,1963年8月随领导在陕西蒲城县翔村公社山阳大队蹲点,开展了3个多月的社教运动。我还通过翻阅账目、收支单据、深入农户调查等方法,查出该生产队会计有较严重的贪污挪用问题。”杨建的工作能力不断得到认可。

经受住了文革中的“考验”

“文革时我犯了点错误。”他把这个“点”字说得挺重,“太紧跟时事有时就会犯错。我和其他4人联名以‘保卫毛主席小组’名义,在西北局里写了第一张大字报——那时自认为写大字报是正确的革命行为……”

1967年9月到1970年11月,杨建成为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专案办公室干部。

“我觉得自己在1969年左右脑子清醒了,所以开始抵制派性,克服极左思潮。”杨建说,“我是一个专案组的组长,我们花了两年多调查一位领导,他被怀疑为叛徒但没有证据,我坚持要证据,为了找证据,我们甚至到农村监狱里提审犯人,但还是没找到,最终释放了这位领导,不久后该领导有了新任命,我记得他临走时握着我的手、流着泪说谢谢。我犯了错,但我没有对任何人搞栽赃陷害、刑讯逼供……”

后来,杨建又被调到陕西省委组织部审干办公室工作。“有一次,审干办在讨论一个单位的党委书记处分决定时,我就顶碰极左思潮的领导。领导拍了桌子,说我们这儿还没有过两种意见,都是一种意见,我就高声直言我要保留意见。不久,我听说我将被派到陕北去劳动锻炼。”

说完,老爷子俏皮地问,“你猜我去没去成?”然后自问自答地说,“我当时有肝炎,走之前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你还想劳动?赶紧休息,我给你开证明’。休息就休息,因为原单位显然也去不了了,不久我就向上级打了个想调到西安市工作的报告。”

在改革的道路上积极探索

1975年9月,杨建成了西安市机电设备公司的二把手,任职党委副书记、副经理。他带着两个中层干部进驻仓库,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3个月就打造出仓库新面貌,物品堆放在哪个区、哪个货架的哪一排、哪一列,保管员都清清楚楚,最终,被国家物资部命名为“大庆式仓库”。

1979年之后的5年,杨建因文革问题被列为内部审查对象,先后频繁调动工作,直至1984年6月,他在文革期间的历史被定性为“一般问题,不做书面结论,不影响干部使用”。

在这期间,1980年11月,杨建调至西安市建筑材料公司担任副经理,分管石灰、沙石供应工作,他提出的使用集装箱运输石灰解决了西安东站散装石灰卸货污染环境问题,被国家铁道部选作《全国运输工作会议典型材料》印发推广。

1990年起,杨建被任命为西安物资贸易中心总经理,这是他自认的人生高光一刻,他仅用2个月时间完成17000平方米的装修任务。开业前,为了检验工程质量,他组织116名员工分别到各个客房,以客人身份体验全过程。

“从前台登记入住到乘坐电梯进房间的所有流程,要求他们百般挑剔,哪怕发现一个电器开关、一个抽水马桶,甚或是一个电话遥控的问题都要逐个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抢修。”杨建说,“1991年10月28日,中心如期开业。”

1992年,是该中心正式运营的第一年。“我们通过联合有实力的企业,建立稳固的资源和销售基地,开展了多项业务,并通过举办各类物资展销会,提高企业的知名度。”杨建说,“那一年,我们实现销售收入8746万元。利润收入115.1万元,全部超额完成。我本打算给职工盖家属楼,但因其他原因后来泡汤了。”

1993年,杨建被国家物资部选为“国际物流及现代物流技术赴美培训团”成员。他说:“42天的美国行,让我对世界最先进国家的方方面面有了直观的认识,也大大解放了自己的思想。”

杨建自参加工作以来,屡次获得佳绩,与他勤奋好学有关。他利用业余时间,系统学习经济理论,取得大专学历文凭,先后被省人事厅授予“高级经济师”职称,被国家物资部聘为"物资流通行业管理讲师团”成员、“国际物流及现代技术赴美培挥训团"成员。

退休后和儿子转战“商场”

1994年,杨建经推荐在物资部所属华通公司西安公司任总经理,负责组建公司。

“当时的市场形势是所有国营物资企业的日子都不好过。我虽是总经理,实际是光杆司令,白手起家,靠信贷和山西某县合办铁厂,太难太难。”杨建说,那时总经理也是推销员,为求一线生机事事亲力而为。

“大约是1997年,62岁的我向一家外资造纸企业推销生铁,好不容易在电话本中翻到这家西安外资企业的电话,登门拜访却被对方供应处的处长回避,在随后的通话中,对方才说‘供应处定不了这事’,我又几次登门拜访生产厂长,并了解到该厂一直使用东北一厂家供应的生铁。但我不死心,不断重复我们的生铁成本低、质量过硬等优势,专业的检测报告也证实我们的生铁比他们原使用的含锰成分更高,更适合造纸机械的要求。”杨建说,“但即便如此,也救不了企业资不抵债、最终破产的残局。”

这段经历让杨建的头脑更清醒了,也为他退休后帮小儿子转战商场积累了经验。

1999年9月1日,杨建正式退休。为还清华通公司曾向几位家人借的20万元债款,经与接任的总经理商定,只能以库存仿古青铜器等实物折价顶账,但要把这些东西变成现金,必须找到销路。

“小儿子曾在上海经商,有一定的市场资源和人脉,1999年,我协助小儿子成立公司。”杨建说,公司成立初期,因没有自家的生产厂,公司先靠代销本地几家质量好的仿古青铜器厂家的产品起家。“有了基础后,2001年就在长安王莽村建起了自家的工厂。2006年,工厂扩建到5亩地,并从最初的简易手工作坊发展成设备先进的生产企业。”杨建说,“2009年,公司成立10周年时,已成为西北地区生产中小件仿古青铜器规模最大的企业。现在有工人近80人。疫情期间也没有停产。”

2002年起,他就退居二线当顾问了。

退休后旅游、摄影、写书……

自2002年到2024年,杨建和爱人一直相伴在路上。东到泰山看日出,西至嘉峪关看日落,南去海南潜个海,北到满洲里看国门,还想到世界各地逛一逛……

“目前,国内除了西藏没有合适的行程之外,我们基本都跑遍了,港澳台也都去了。”杨建说,“大概是2001年,我们老两口在海南导游的怂恿下,花800元潜了回海。虽然我们都不会游泳,心里也很害怕,但跟随潜水员下到四五十米深的海底,看到了游动的小鱼、漂亮的珊瑚,我认为冒险值了!”

2010年学习摄影后,给杨建的生活增加了很多乐趣与快乐。

“我喜欢拍花卉。记得刚开始学摄影时,我背着相机跑了40多个城市的公园、植物园、花卉市场和展览会,拍的3万多张照片却没几张理想的,但我没气馁,还把摄影的实践汇编成《花间行》、《争春斗艳》等摄影图册,并在省老年活动中心办过个人花卉摄影展。一次,我在兴庆宫公园给朋友介绍我的花卉图册时,一只蜜蜂突然飞来落在我的月季花照片上,这可真让我开心,连蜜蜂都以假为真,是不是说明我的摄影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呢!”

杨建还撰写并自费印刷了三本回忆录:2010年的《往事》、2024年的《养老之道》,以及2017年写的与老伴相处点滴的《相伴六十年》等,疫情期间,他还写了7本日记。

“以后怕是没精力了。”老爷子有些伤感地说,“去年,我回了一趟高邮老家,回到西安后不知被什么病毒或细菌感染,在ICU里昏迷了好几个月,病危通知下了一次又一次。后来,我回到家里调养,最近身体才慢慢有了些起色。”

采访最后,他说:“这就是我这个本来连肚子都填不饱的穷小子的人生故事。我把它讲出来,如果恰好有人听,那我很高兴;如果有人听了还从中受到启发,那我更高兴。当然,即使没人听,我也依然认为我这一辈子值了!”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付启梦 文/图

普通人的一生也值得被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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