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于媒介中游移？——空间理论视域下对网络社交迁徙的实证研究

社交本质上是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状态（郑震，2010），它既是一种社会存在，也是一种空间存在（文军，黄锐，2012）。任何一种关系的联结都必须存在于特定空间中，空间性是社交的本体属性之一（Schatzki，1991）。在深度媒介化时代，互联网推动了社交空间多维的形态变革，形塑了当下独特的空间景观。其非单一现实实体空间或纯粹网络虚拟空间，而是融合了数字虚拟与社会实体的混合形态（Slingsby et al.，2013）。虚实空间的交合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为用户破除了社交连结物理的限制，却也将用户置于社会的关系纠葛之中。一方面是基于用户内心的社交渴望而产生的分享、互动、交际等社会性连接需求；另一方面又是用户基于网络社交风险的内生性恐惧而产生的断连愿望（姜泽玮，2023）。这使得网络社交中的个体无时无刻不处于自我审查之中，用户在参与各种分享活动时，都需要从他人的角度考虑自己言行的效果与后果（彭兰，2019）。在这之中，社交媒体作为混合空间的界面，其通过媒介技术的可供性赋予个体调节社交空间开放度的权力，使得他们能够在感性的社会关系连接渴望与理性的社会关系断连需要间寻得平衡。然而，当其中任何一方不能满足用户需求，从而导致网络社交空间内的各种社会关系的生态失衡时，用户便会产生逃离该社交空间的冲动，网络社交迁徙便应运而生（Gerhart & Koohikamali，2019）。

过去，社交迁徙常被理解为一种媒介场所的迁徙（sites migration），即用户对社交媒体单向度的弃用与转移（Xiao & Caporusso，2018）。然而，随着媒介与社会的深度融合，某些特定的媒介已与我们的生活高度捆绑，想要从中抽离变得愈发困难。正如，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已成为人们进行社会交往所不可或缺的媒介，是否使用微信并不全由用户的个人主观意愿所支配。此时，社交迁徙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媒介“搬家”。与此同时，得益于互联网技术赋予用户的流动性，用户可以自由地从一个社交媒体转换到另一个，并在需要的时候随时转换回来（Lupinacci，2021）。这催生了一种不同以往的多向度社交迁徙形式，即用户根据社交需求在不同媒介间自由流动与转换（Tandoc et al.，2018）。因此，在互联网技术赋权下的网络社交迁徙，从原始的单向度媒介场所迁徙转化为了拉扯于用户社交需求之间的多向度的媒介游移。这反映了用户对媒介自主理解与能动选择，生动地书写着用户基于实际社交需求主动对多重社会关系进行的空间性调适，是人-媒交互中不可忽视的媒介化生存展演。

本研究意在扬弃以往以地理迁徙为特征的单向度社交迁徙的研究视角，将多向度的“游移态”社交迁徙作为研究视角，基于社交的空间属性探究用户的网络社交迁徙与媒介选择，以厘清以下问题：社交空间如何影响用户的社交媒介选择？现实中的社交关系压力如何影响并塑造用户的虚拟社交空间？媒介技术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何种作用？

（一）理论基础

基于马克思的空间理论，列斐伏尔创造性地将空间放置在生产关系、社会实践等诸多社会范畴内加以审视，赋予了空间社会属性。他强调空间的内部充斥着社会关系，在生产社会关系的同时又被社会关系所生产（亨利，2021）。社交作为人类建构社会关系的实践方式之一，在社交的过程中，人能够自主地生产和建构作为社交空间的社会空间（Nurmi，2004）。在智媒时代，媒介技术的革新在数字层面实现了空间重组，突破了我们对传统的社会空间认知（刘冠合，胡景谱，2023）。信息与物理空间之间的界限正在逐步消弭，网络信息与不同的生活场景相互嵌入，物理空间与信息界面的转换更加自如，由此我们摆脱了时间、空间和现有社会关系的束缚，为自己构建了一个新的赛博空间。然而，个体在形塑赛博空间的同时原属于其的现实社会空间仍然存在。数字痕迹和虚拟身份的可接入性（肖奎，刘鸣筝，2022），使得蕴于现实空间中的社会关系不会被完全阻隔于赛博空间之外。这在深度媒介化社会中形成了两个由不同的关系构成的异质化空间，它们相对独立却又互有连结，社会关系能够通过媒介通道相互流动，影响着社会中每个个体的媒介交往与生存。

现代社交空间是由现实社交空间与虚拟的赛博社交空间在抽离与融合交织互构中生成的双重社会空间。本研究正是聚焦于深度媒介化社会中社交空间具有双重空间主体的独特特质，来探究人何以于媒介中游移。

（二）研究框架

PPM（Push-Pull-Mooring）框架，最初用于地理人口迁徙研究，后Bansal将其引入SNS（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领域，并逐步发展成网络迁徙的重要研究框架。在该模型中，“Push（推力源）”指推动用户逃离社交媒体的因素，“Pull（拉力源）”指吸引用户转向社交媒体的因素，“Mooring（锚定源）”指影响决策的一系列支撑或障碍（Bansal et al.，2005）。PPM模型创新性地将地理迁徙中的吸引力和阻力因素引入网络社会的人口流动，更为直观地解释了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用户在信息技术产品间的转移意向或行为的（邓秀军等，2024）。它为网络社交迁徙研究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视角与框架，明确了迁徙动机、心理预期和其他外部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并允许根据研究目标和实际情况进行细化和调整（Shade et al.，2015）。本文以PPM模型为研究框架，以求更深入、细致地理解空间与网络社交迁徙的内在联系。

PPM框架指出用户的社交迁徙主要由推力源、拉力源和锚定源三种因素共同作用，因此，本研究将从此三方面入手提出研究假设，并建构研究模型。

（一）核心变量与中介变量

1.推力源：关系性压力视域下社交焦虑、社交疲劳与网络社交迁徙

社交媒体背后凝结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处在各种社会群体的审视之下。如同鲍曼（2001）所言，我们生活在“后全景监狱”，网络中的我们正处于一个被监视的世界中，其中社交媒体扮演着“监视之窗”的角色。由此，用户产生了因关系压力而引发的社交焦虑（social anxiety），会迫于现实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的压力而在网络社交时产生内容共享和隐私问题方面的忧虑，以至于他们不敢随意地在社交媒体披露自我（Wu，2019）。此外，研究表明社交中过多忧虑往往会引发社交疲劳（social fatigue），即个体在与他人互动过程中产生的身心疲惫现象（Min & Yun，2022）。若用户对某一社交媒体产生疲劳则其极有可能减少对此媒体的使用，并产生转换社交媒体的意图（Wang & Deng，2022）。基于此，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2.拉力源：媒介可供性视域下在线隐匿感知、社交安全感与网络社交迁徙

技术可供性（technology affordances）用来描述环境对个体在某一场域中行为的可能性的影响。传播学界从人技交互的角度出发，将其描述为：行动者在某一技术情境中所感知到的能够使用媒介技术展开主体行动的潜能和媒介技术所提供的实现主体行动的能力与约束之间的关系（Leonardi，2013）。潘忠党认为互联网媒体的可供性分为：“信息生产的可供性、社交可供性、移动可供性，其中社交可供性包括可致意、可传情、可协调、可连接”（潘忠党，刘于思，2017）。然而，社交媒体在为用户提供连接可供性的同时，却也为其带来了诸多的关系负担，在无形之中侵犯着用户的私域空间。据此，彭兰（2019）提出了新的互联网法则“反连接”：“用户通过媒介赋权在保持必要的与外界连接的维度时，还要控制自己社交空间的闭合度。”而媒介技术为社交的“可见性”与“隐匿性”的争夺战提供了权力场域（郭小安，赵海明，2022）。因此，本研究认为，反连接的达成需要社交媒介赋予用户掌控社交空间开放度的权力，社交媒体平台应为用户提供相应的社交空间隐匿可供性。

在信息安全问题突出的当下，用户在网络社交时往往会自然而然地关注到社交媒体所能为其提供的在线隐匿可供度（Lin & Latoschik， 2022），即用户在使用某网络媒体时所感知到的自身信息被隐藏的程度（杨雅，张晨跃，2023）。一系列研究表明用户在使用社交媒体时的在线隐匿感知是他们社交安全感的重要来源之一（Li，2020；Bodford et al.，2021），即用户在与他人建立关系的过程中感受到的受到保护、互动信任和交往安定的心理状态（Spadaro et al.，2020）。社交安全感对用户社交媒体的选择和使用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Lăzăroiu et al.，2020）。基于此，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二）调节变量

锚定源：社会网络视域下社会关系强度与网络社交迁徙

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根据关系强度将社交网络分为两种类型：强关系网络（strong ties）和弱关系网络（weak ties）。强关系网络是一种稳固的关系网络，人与人的关系紧密，有很强的情感因素维系着人际关系；而弱关系网络是一种异质性较强的社会网络，人与人之间关系并不紧密，也没有太多的感情维系（Granovetter，1973）。不同的社交网络对用户的社交意愿和行为有着不同的影响。微博等基于虚拟关系构建的平台属于弱关系社交媒体，而基于线下熟人关系构建的微信则属于强关系社交媒体。在以强关系为主的社交媒介的使用过程中，用户会更多地受到线下关系压力、隐私泄露等的困扰（Hong et al.，2023）。相比之下，弱关系社交媒体能为用户提供相对匿名社交体验，因此更能够满足用户的隐私需求，提供更为隐匿的社交空间，能更好地留存用户（Gruzd & Hernández，2024）。因此，我们将社交媒体中所隐含的社交关系的强弱设定为社交迁徙中的锚定因素。基于此，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研究假设并结合PPM框架，将社交焦虑和社交疲劳视为推力（push effect）；将用户的在线隐匿感知和社交安全感视为拉力（pull effect）；将社会网络视为锚定因素（mooring effect），构建了社交空间-网络社交迁徙研究模型（见图1）。

（一）问卷设计

本研究采用线上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实验数据。问卷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筛查问题、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和测量量表。第一部分为筛查问题，我们在受访者填写问卷之前设置了筛查问题用来检验受试者的社交媒体使用情况：您常用的社交软件有哪些？第二部分为受试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常居地。第三部分为测量量表，问卷中使用的所有量表均采用了李克特7级评分量表（1为非常不同意/不符合，7为非常同意/符合）。为确保问卷的信度、效度，本研究所用量表均选自发表在国内外权威期刊上的成熟量表，均通过实践检验有良好的信效度；为保证题项契合中国语境，我们综合参考了英文原版量表和其本土化修订后的中文版本；为确保量表和研究主题的契合度，我们结合了预实验的被试反馈，并邀请传播学领域专家针对本研究的主题对部分题项进行了适当的改编和调整。其中，社交焦虑量表（SA）改编自Alkis等编制、陈必忠等修订的社交媒体用户社交焦虑量表的内容共享与隐私担忧两个维度（Alkis et al.，2017；陈必忠等，2020）。社交疲劳量表（SF）改编自由Bright等编制、张淑玮修订的成熟量表（Bright et al.，2015；张淑玮，2017）。在线隐匿感知量表（OAP）改编自Jung等编制、牛更枫等修订的网络匿名性感知量表（Jung et al.，2012；牛更枫等，2015）。社交安全感量表（IS）改编自Dinev和Hart编制、张学波与李铂修订的成熟量表（Dinev & Hart，2006；张学波，李铂，2019）。网络社交迁徙意愿量表（SWIT）改编自Xu等编制，周涛等修订的成熟量表（Xu et al.，2014；周涛等，2021）。此外，研究设计了两个测度项用于具体测量用户对社交媒体内社会关系强弱的感知：请您估计微信/微博好友中日常联系的人的比例（7为和绝大多数好友都没有日常联系/1为和绝大多数好友都有日常联系），您与您在微信朋友圈/微博中互动的好友（7为心心相印无所不谈/1为从不交谈），以检验社会网络关系的调节作用。

为保证问卷的质量，在问卷正式发放之前先进行了预实验，小范围发放并回收了52份问卷，基于回收的问卷数据和受访者的反馈对问卷的表述方式和内容进行了适当的修改以确保问卷的信度、效度和可读性。在问卷不再收到题目缺乏可读性、理解困难等方面的反馈后最终编成了正式问卷（见表1）。

（二）数据收集与样本选择

2023年11月，我们在问卷星平台设计并分发调查问卷。首先，我们利用滚雪球抽样法，先在小范围内向被试发放问卷，然后通过被试提供的线索转发问卷，使问卷不断向更大范围的人群滚动扩散，来保证样本多样性。其次，为保证研究样本的代表性，我们选取了两个社会网络强弱关系各异且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社交媒体平台：微信和微博，分别面向两者发放问卷，以统计来自不同平台用户的问卷数据，探究不同媒介生态下用户的社交迁徙情况，避免因渠道单一而造成的局限。最后，我们对数据样本进行了一定的立意抽样使其人口学特征尽可能接近中国互联网用户的一般分布（参照CNNIC发布的《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网民的城乡结构和性别结构来调整样本中性别和常居地的权重）。调查历时78天，共收集1707份问卷。经过数据清洗（剔除答题一致性超过70%的问卷），最终得到1332份有效问卷（微博679份，微信653份）。研究样本的人口统计信息见表2。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降低实验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研究在对被试实施测试的过程中，着重强调了调查的匿名性、保密性，告知被试数据仅用于课题研究不会泄露被试的信息，并随机编排了问卷测度项，以此来控制共同方法偏差来源。研究使用加入共同方法因子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来验证研究中的共同方法偏差的程度。利用AMOS 24.0分别构建原验证性因子模型A1和包含共同方法因子的模型A2，并比较了A1与A2的拟合指数，结果显示：ΔCFI=0.01，ΔTLI=0.01，ΔRMSEA=0.03，ΔSRMR=0.01（均小于0.05），说明加入共同方法因子后原模型的拟合程度并未得到明显改善，由此验证了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汤丹丹，温忠麟，2020）。

（二）信效度检验

研究使用SSPS 26.0和AMOS 24.0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来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在效度检验方面，首先，本研究使用的量表均改编自国内外学者编制的成熟量表，保证了内容效度。其次，模型的平均萃取变异量（AVE）均大于0.6，组合信度（CR）均大于0.8。同时，各测度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量均大于0.6（见表3），这说明各量表的内部一致性高，收敛效度良好。最后，模型中潜在变量AVE值的平方根均大于其他所有潜在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见表4）。这说明，研究中各潜变量的测度项与其他潜变量的测度项能够有效区分，研究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在信度检验方面，本研究通过检测数据的组合信度（CR）和Cronbach’s α系数，并参考平均萃取变异量（AVE）来验证问卷信度。其中数据的组合信度（CR）均高于0.8，Cronbachs’α值均高于 0.7，且平均萃取变异量（AVE）均高于0.6（见表3），以上结果表明问卷信度良好。综合上述分析，此次研究的数据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进行进一步分析。

（三）假设检验

研究首先使用最大似然估计法测试了验证性因子模型。结果显示验证性因子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x2= 436.629，df  = 112，x2/df  = 3.898<5，RMSEA=0.047<0.08；GFI=0.965，AGFI=0.952，CFI=0.972，NFI=0.963（均大于0.9），说明研究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数据。

1.中介模型检验

研究利用AMOS对所建构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假设检验，结果如图2所示。

基于Bootstrap法（温忠麟，叶宝娟，2014），研究分析了社交疲劳在社交焦虑与网络社交迁徙意愿和社交安全感在在线隐匿感知与网络社交迁徙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我们在AMOS软件内将 Bootstrap重复抽样样本数设置为5000，置信区间（BC confidence level）为95%，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见表5、表6。

根据图2、表5结果显示，社交焦虑显著正向影响用户的网络社交迁徙意愿（β=0.225，P＜0.001）和社交疲劳（β=0.615，P＜0.001）；社交疲劳显著正向影响用户的网络社交迁徙意愿（β=0.335，P＜0.001）。社交疲劳在社交焦虑与网络社交迁徙意愿的关系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β=0.206，P＜0.001， 95%CI=[0.105， 0.269]，不包含 0），充当着部分中介角色，相对效应占比为47.8%。这表明社交焦虑不仅能够直接正向影响用户的网络社交迁徙意愿，而且能够通过加重用户的社交疲劳，从而增强其网络社交迁徙意愿。据此，验证了假设H1、H2。

根据图2、表6结果显示，用户的在线隐匿感知显著负向影响用户的网络社交迁徙意愿（β=-0.162，P＜0.001），显著正向影响用户的社交安全感（β=0.348，P＜0.001）；社交安全感显著负向影响用户的网络社交迁徙意愿（β=-0.237，P＜0.001）。社交安全感在用户的隐匿感知与网络社交迁徙意愿的关系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β=-0.082，P＜0.001，95%CI=[-0.113， -0.056]，不包含 0），充当着部分中介角色，相对效应占比为33.7%。这表明用户的社交空间隐匿感知不仅能够直接负向影响用户的网络社交迁徙意愿，而且会通过增强用户的社交安全感，降低其网络社交迁徙意愿。据此，验证了假设H3、H4。

2.社会网络的调节效应分析

为了检验社会网络在“社交焦虑→网络社交迁徙意愿”及“在线隐匿感知→网络社交迁徙意愿”两条路径中的调节作用，研究使用SPSS PROCESS 4.1插件进行调节效应分析。研究首先对社会关系感知测度项进行中心化处理，然后将其做加权平均处理以平衡各指标的贡献，所得结果作为衡量社会网络关系强弱的调节变量。接着研究将调节变量与自变量通过M±1SD 的方式分为低焦虑组、高焦虑组和强关系组、弱关系组，进行简单斜率分析。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常住地、受教育程度等控制变量后，我们使用Model 5进行分析。

表7结果显示，将社会网络作为调节变量纳入路径一后，社交焦虑与社会网络的交互项（β=0.042，t =3.197，P＜0. 01）对网络社交迁徙意愿的影响显著，说明社会网络能够在社交焦虑对网络社交迁徙意愿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为进一步揭示社会网络在“社交焦虑→网络社交迁徙意愿”这一路径中的调节机制。研究绘制了社会网络的调节效应图，图中的直线斜率反映了社会网络强度对于网络社交迁徙意愿影响的程度（见图3）。结果显示，相较于处于弱关系网络中的用户来说，处于强关系网络中的用户，随着社交焦虑的增加，其网络社交迁徙意愿呈现出更为显著的上升趋势（强关系：simple slope=0.496，t=19.21，P＜0. 001；弱关系：simple slope=0.362，t=10.01，P＜0.001），由此验证了假设H5。此外，如图3所示，即使在相同程度的社交焦虑下，处于强关系网络社交情境的用户的网络社交迁徙意愿仍然强于处于弱关系网络社交情境的用户，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5。

研究将社会网络作为调节变量纳入路径二后发现，用户在线隐匿感知与社会网络的交互项(β=-0.026，t =-1.350，P>0. 05，95%CI=[-0.065， 0.012]，包含 0)对网络社交迁徙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说明社会网络不能在用户的在线隐匿感知对网络社交迁徙意愿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故推翻H6。

利用PMM模型,研究发现，作为推力源，社交焦虑显著正向影响用户的网络社交迁徙意愿，社交疲劳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作为拉力源，用户的在线隐匿感知显著负向影响网络社交迁徙意愿，社交安全感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作为锚定源，社会网络调节着社交焦虑对网络社交迁徙意愿的影响。具体而言，与弱关系社会网络相比，强关系社会网络更显著地增强了社交焦虑对网络社交迁徙意愿的影响。这是因为强关系社交媒体是基于现实中复杂且高度混同的熟人关系而建构的，关系密度集中的强关系社交空间会聚焦看客目光，显著放大社交焦虑，使用户感到自己的私域空间时刻处在他者的审视之中，仿若置身于数字监狱不得自由；相比之下，弱关系社交媒体则是建立在线上同质化、疏离化的虚拟关系基础上的，关系密度较为松散的弱关系社交空间，能够有效分散与遮蔽看客目光，降低社交焦虑，如此用户便可相对自由地享受自己的私域空间。下面我们将从空间与关系压力、媒介技术和个体的媒介社会生成实践分别对研究发现进行分析。

（一）压力从何而来？——社交空间混同导致的社会关系错乱与虚实空间结构性挤压

过往研究在探讨网络迁徙时倾向于认为网络社交压力源自网络本身，诸如信息过载、互动过载等。他们习惯性地带着一种批判的色彩，认为是网络媒介所创设的信息交互生态催生了这种种压力，将数字化视为一种罪过，相信只要与社交网络断连就可缓解过压、焦虑等网络病症（Syvertsen & Enli，2020）。然而，本研究却发现，处于万物互联时代的大众早已深度嵌入网络社交媒介之中，且在这次科技浪潮中也并非完全被动，而是处于不断地适应与能动地改造其社交行为之中。正如研究结果所表明的，由围观与监视而引发的不安的情绪心理正成为用户逃离旧社交空间的导火索，而从旧空间中抽离后，用户积极寻找着替代媒介，即能让用户在虚拟社交空间中隐藏并获得更高社交自由度，为用户提供足够的社交隐匿性与安全感的网络社交新场域。此外，我们的研究为网络社交生态对用户的社交迁徙影响机制的阐释（袁文丽，赵春光，2015；Fu & Li，2022）提供了实证依据，并超越传统的媒介功能分析从社会空间的角度入手做了更为深入的诠释。

互联网作为一种大型连接媒介，在为大众提供一种相较于开放式的现实社交空间之外的私密化虚拟空间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正以其独有的连接机制将现实空间接入虚拟空间，使得二者混同，进而引发两种不同空间的交叠形态以及空间内部所涵盖的不同社会关系的流动性交合，造成了原本适应于不同社交空间中亲疏不同的社会关系通过网络连接错乱地交织在一起，导致了虚实社交空间之间的结构性挤压。本应处于现实社交空间中的亲密关系，随着社交媒体流入用户的私域空间，过近的亲密关系入侵到关系相对疏远的网络虚拟社交空间中便会给人带来内生性的恐惧感。亲密关系在现实中带给人以温暖和归属，但在网络虚拟场域却会变成不可预测的情感力量，带来诸如“开盒”与“社死”等危险的结果。同时，现实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迫不得已的社会关系，如不熟的亲戚、领导、同事等，我们也许和他们在现实生活空间中有交集，但并不愿意和他们产生私密性关系，更不希望他们窥视自己私密的虚拟社交空间。然而，以微信朋友圈为代表的强关系社交媒介却将这些用户想排除的社会关系与其他私密性关系混同，导致了现实社交空间对虚拟社交空间的“包围”，外围社会关系对核心私密关系的“围观”。戈夫曼在其研究中引入了“前台”和“后台”等概念，为我们呈现了媒介研究中一种绝妙的空间观，也为更好地理解网络社交迁徙提供了全新的观察视角。正是前台（现实社交空间）的越界迫使后台（虚拟社交空间）不断后退，并寻找新的驻存场域。外围关系对私密关系的“侵入”以及现实社交空间对虚拟社交空间的“围剿”，驱使用户不断逃离现有媒介空间，成为用户进行网络社交迁徙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媒介扮演着何种角色？——人在数字化时代重构社交主体性的权力工具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过往研究多关注网络媒介对人的异化，在这种研究视角下媒介技术与人的关系必然呈现二元对立。但本研究却发现网络社交迁徙的背后是人在数字化的虚拟世界中对自身主体性的第二次自主建构，其中媒介技术正充当着人重构自身的权力工具，此时技术与人站在了同一阵营。 

被错综复杂的他者于狭小的虚拟社交空间中围观与监视是现代网络社交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被监视与围观的虚拟社交空间被看作是新型的“液态监狱”（董晨宇，丁依然，2019），而其背后实际上反映了社交空间中存在的社会关系的权力差，正是这种权力差导致一方有权对另一方进行围观与监视（丁依然，2023）。显然，如今大众已经意识到基于权力差的外围社会关系入侵会引发人的社交支配权缺位和自身主体性危机。作为“液态监狱”存在的物质实体——网络社交媒介自然成为各方争夺权力的主要战场。在其中，媒介技术成为调节权力差异、重新分配社交各方权力的工具，为我们揭示了能为用户提供更强隐匿可供性的弱关系媒介为何正在成为用户自主社交行为的新场域。

用户对社交媒介的自主选择反映着其基于媒介赋权而展开的一场对于社会关系的能动再造。首先，用户通过限制访问、设置虚拟名片、设置好友亲密度等功能设置获得选择观看者的权力，通过关系剥离达成对私域社交空间中异己的排除，此时个体初步掌握了对监视与围观主体身份的控制。接着，基于媒介技术，个体可以重塑网络社交中的情感记忆空间。通过个性化推荐、分区、社交取向标签化等技术手段，个体可以掌握社交关系的建构权，同化社交关系中的价值取向，并通过个性化筛选来实现情感取向的共通，以保持社交关系的纯净。最后，拉黑、精选评论等技术手段可以维系和调控社交关系的亲密度，建立个体对社交关系的主导权，使网络社交成为可以操控的程序。如此，个体便通过媒介技术实现了对网络社交中外围社会关系的清理，对亲密关系的可控化，明晰了虚拟社交空间与现实社交空间的交界，缓解了混淆社交空间所带来的社会关系混乱和虚实空间结构性挤压的问题，将社交主动权重新掌控在自己手中。

（三）网络社交迁徙——用户基于细化社交需要的媒介化生存策略

可见性与不可见性都是媒介赋予用户稀缺的权力资源。身处于媒介空间中的个体需要在社会交往中平衡自身对理性安全的考量与感性自由的向往。我们需要“开放公共的空间”，也需要“安顿私有的地方”，二者缺一不可。

以微信为代表的强关系媒介属于“同名性”社交媒介，即身份资料外显，用户身份容易被他人识别的低匿名性媒介。其为用户创设的社交空间是一种敞开式、透明化的全景空间，这使得用户的社交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跳出既有的生活圈与社交语境。并且，此空间中的社会关系差级、社交角色身份在社交伊始就已被框定。用户只能被动地适应媒介空间内的社会生态。当用户以某种特定的社会角色为基点开展社交行为时，其的确能为用户提供精准、高效的“布告式”的信息传播效果，满足他们的“社会性连结”需求。但当用户需要轻度交际与私人化的情绪交流时，此种敞视型媒介就成为用户的“环形监狱”。以微博等为代表的弱关系媒介属于“异名性”社交媒介，即用户可以更大程度地保持隐匿，自主披露和塑构自己的赛博身份，从而主动地建构社交空间。在此空间中用户可以对个人信息选择性披露，外人也无法拥有追踪私人账号的权力；因此其在很大程度上断绝了传统的敞视型社交中“被观看”的模式。在强隐匿的弱关系社交媒介空间中，人的连结是偶发的，身处此环境中的社交展现出去个体化的特质，由于社交背书的弱化，驱使着人们走向解放的自由。用户不必担心自己现实社会身份的暴露，也无需过度为社会关系而担忧。这使得用户摆脱了社会规范的束缚，释放另一个隐藏的、在现实世界中被压抑的自己。因此，当用户需要轻度社交交际与真切的情绪交流，满足其“交际性”需求时，隐匿性更强的弱关系社交媒介便成为了更有吸引力的选择。

在深度媒介化的今天，人们有着比之以往任何时期都要丰富的网络社交需求和媒介个性化使用策略。用户如何基于不同的社交需求和媒介赋权，理解媒介空间内隐含的可见性与不可见性，成为隐私游击游戏的关键筹码。而社交迁移似乎正为用户提供一种能够在强、弱关系空间内跳跃，巧妙地将隐私躲藏，并流动于两者之间的流动藏私的游击策略。流动的藏私（Mobile Privatization）由英国文化理论学家雷蒙德·威廉斯（1994）提出，描述了个体将自身“流动”于外部公开的社交网络世界中，同时将其“藏进私域空间”的现象。通过媒介，人们可以自由地游走于任意的公共网络空间，也能够另辟一个隐匿于纷繁社会关系之外的私人空间，达到藏私的享受。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首先，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来收集研究数据，可能会由于样本选择受研究者方便性的影响，导致样本代表性受限，使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系统误差。其次，本研究选择微信朋友圈和微博作为代表性媒介，对于匿名性社交媒体的多样性反映还存在不足。最后，在变量测量部分，研究用于测量用户社交媒体内社会关系强弱感知的测度项较为单薄，有待进一步完善。

（刘鸣筝 王硕：《我们何以于媒介中游移？——空间理论视域下对网络社交迁徙的实证研究》，2024年第12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