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消费、扩内需今年具体怎么办？王一鸣、华生等专家建言破局之策

尤叶

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0.2%，涨幅与2023年持平，两年均显著低于政府工作报告“3%左右”的既定目标。与此同时，2024年全年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录得0.5%，连续第二年同比下降0.2个百分点。

然而，三年疫情给经济带来的疤痕效应尚未完全消退，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也产生了一定的输入性压力，下阶段推动国内有效需求复苏、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仍然面临不少挑战。

2025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多位高校学者、智库研究机构专家纷纷围绕促消费、扩内需展开讨论，为推动国民经济回升向好建言献策。

可显著提高名义赤字率，财政支出向中低收入群体和终端消费型企业倾斜

2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宏观金融分析》2024年第四季度报告（下称“《报告》”）分析认为，2024年我国经济运行呈现结构性复苏特征，供给强于需求。《报告》指出，以旧换新政策提振耐用品消费改善明显，但由于居民收入预期不稳和资产价值缩水，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等发展型消费增长缓慢。

《报告》发现，与居民净资产增加相比，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对消费支出的正向影响更大，这说明促进居民收入增长是提升消费能力的直接有效途径，而居民财富的积累会通过财富效应和收入预期间接影响财富支出，其对消费的边际影响较小。

此外，《报告》也提出，居民消费倾向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而递减，与之相反，居民净资产增加有利于带动消费倾向提高。这意味着过去以生活必需品消费为主的消费结构，正逐渐向改善型、发展型消费转变，反映出财富效应推动下的消费升级趋势。

谈及政策建议，《报告》认为提振居民消费应“双管齐下”——改善收入预期和增加存量财富，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将较多的政府部门存量财富向居民部门适度转移，推动宏观经济再平衡。

具体措施可以包括：1、显著提高名义赤字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并在结构上更多向中低收入群体和终端消费型企业倾斜；2、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物价温和回升、切实降低实际利率；3、加快发展信贷资产证券化，拓宽信贷资产转让业务范围，盘活被低效占用的金融资源；4、针对重点群体，围绕重点领域，加大职业技能和创新创业培训力度；5、抓住低利率窗口期增发特别国债，划转更大比例的国有资本充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6、修复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应以楼市和股市为抓手，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推升资产价格；7、综合运用特别国债和专项债收储、货币化安置、房票等方式消化存量商品房；8、适当延长产权年限，提高房地产内在价值；9、通过降低资本利得税、延长免税期等方式，给予长期投资者更多税收减免；10、发行特别国债支持设立股市平准基金，通过对蓝筹龙头股以及ETF 的低买高卖来促进市场稳定。

破解农民工“身份平权”问题，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水平

2月25日，在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主题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和经验”光华思想力研讨会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东南大学国家发展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东南大学、武汉大学教授华生提出，应通过“身份平权”释放内需潜力。

华生指出，受户籍制度问题影响，2.8亿农民工及其家属总计数亿人的消费潜力被制度压抑了。解决农民工家庭在就业城市的安居问题，可以激发出巨大的内需潜力，并带来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华生指出，要解决国内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需要制定从现在起就逐步推进的5到10年的行动规划，解决“身份经济”问题，即给予所有人平等的基本权利。“身份平权”应成为现代化标配：“我们不可能想象带着户籍鸿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实现现代化。那样也会是对改革初心的背离。”

研讨会上，香港大学经管学院经济学系主任、讲座教授朱晓冬则揭示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深远影响，并发现自下而上的制度改革，正是推动中国生产力飞跃与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

他特别指出，增加对农村老年群体的保障支出，将有力地提振内需、拉动经济。朱晓冬认为，此前的政策重点集中在产业政策，对消费有所忽视，其中农民消费最受抑制。如果能给农村家庭，尤其是给有养老需要的农村家庭提供基本保障，对提振内需会有非常大的作用。

通过对2009年至2012年“新农保”政策的深度研究，朱晓冬揭示了被忽视的“银发红利”，他表示“当农村老人养老金提高至现行5倍，将带动GDP潜在增长4.5%”。他也指出，当下政策倾斜的失衡——地方政府的GDP竞赛更倾向在基建项目和产业园，在改善民生和养老保障方面却少之又少。而通过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水平，则可以进一步拉动内需的增长。

可在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适度放宽准入、放松价格管制

2月25日，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第182期“经济每月谈”活动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王一鸣表示，当前迫切需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举措来有效地提升消费，为此他给出了5点建议。

第一，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要进一步加大政策力度，确保广义财政支出增速大于名义GDP增速。在支出结构调整方面可将部分过去按惯例用于投资的资金转用于惠民生、促消费，可适当提高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水平，带动全社会最低工资和薪酬水平的提高。可提高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的基础养老金，提高医保补助标准等。与此同时，也可以研究使用促进消费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与其他政策工具搭配使用从而有效促进消费提升。

第二，把服务消费作为消费扩容升级的重要抓手。可尝试在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适度放宽准入、放松价格管制，让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增加差异化服务供给，满足中高收入群体多样化的服务消费需求。

第三，推进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为推进改革进程，可给地方政府设置相应的激励机制，可以适当予以补助，甚至可以设立奖励机制，从而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第四，增强年轻群体的消费活力。“90后”“00后”是催生消费创新、培育壮大新型消费的最重要力量，激活这一部分群体的消费活力最有效。通过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立生育补贴和育幼补贴制度，降低生育和育幼成本，可以有效释放这个群体的消费潜力。

第五，促进形成消费与投资的互动机制。消费与投资并不对立，而是相互促进的。增加有效投资，能够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人员收入和消费能力，当前还是要发挥投资的作用，特别是支持科创、新基建、节能减排等领域投资，撬动更广泛的社会资本参与其中。同时，还应加强民生领域等薄弱环节的投资，增加与消费结构升级相适配的项目投资，这可以激发投资和消费的联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