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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文物在!祝勇长篇小说《国宝》讲述抗战时期文物的万里长征

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宋浩

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也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在抗战时期,故宫文物经历过一段万里跋涉,留下了“文物抗战”历史。

2月22日,作家祝勇的长篇小说《国宝》新书发布活动在北京红楼藏书楼举行。本书通过主人公那文松一家的悲欢离合、聚散流徙,透视近代中国的历史沧桑,展现抗战中故宫文物南迁之路,展现一代故宫人的守藏之心,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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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孟盛楠主持,祝勇现场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对话。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也出席了发布会。

《国宝》近六十万字,以宏阔的笔力书写中国近现代历史,已入选2024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第三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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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帛回响:历史的文学重构与记忆重生

1933年2月5日深夜,一支特殊的队伍悄然驶出北平紫禁城。一万多个木箱在寒冬中向南迁移,箱内封存着华夏八千年的文明基因——商周青铜铭刻着最初的礼乐,唐宋书画凝结着文脉的温度,明清瓷器流淌着技法的精魂。此时,抗战硝烟已从东三省烧至山海关,日寇铁蹄步步紧逼,保护故宫文物间不容发。

为了确保文明的根脉永续,故宫博物院组织动员,将文物分批南迁。自此,浩瀚的皇家典藏在中国大地上经历了长达十数年的颠沛流离,也硕结了超越器物之上的奔腾不息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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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祝勇

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透露,祝勇为还原历史真实,曾跟随两岸故宫南迁路线重走万里,采访了包括小说主人公原型庄尚严的后人庄灵在内的多位亲历者的故事。了解越多,祝勇越发现,这段历史有太多难以尽述之处。

祝勇此前先写作了一本非虚构作品《故宫文物南迁》,202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觉得有很多话没说出来。“非虚构作品的主要任务,是对故宫文物南迁作一个大而整全的脉络叙述,没有足够的空间去挖掘人物的情感。故宫南迁的很多细节栩栩如生,在我心里呼之欲出,我觉得不写小说不行。”长篇小说《国宝》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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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对话。

这些珍品最终近乎安然无恙地保存了下来。这场前所未有的文物大迁徙,在战火纷飞中铸就了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奇迹。李文儒感慨,故宫文物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和路途,又在战火纷飞的时代,真的不可想象,居然基本没有损伤。这是故宫人的誓言:人在,文物在。而《国宝》让这段“文化抗战”重新鲜活。

2025年正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也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92年后的今天,作家祝勇以这段尘封的历史为经纬,完成六十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国宝》。这不仅是故宫文物南迁史的文学再现,更是一个民族文明基因的觉醒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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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盛楠主持

家国同构:以“一家之离散”,见“一国之荣辱”

这是人类战争史上最特殊的一场迁徙。没有难民,没有枪炮,唯有穿草鞋的学者、扛木箱的挑夫、驾卡车的士兵,寒夜里护送文明的星火向南逃亡。十数年间,地迤万余里,过长江、越秦岭、入川渝,文物箱的辙印与故宫人、抗战将士的血痕在中国版图上交错成河山图谱。无数无名的人参与运输,通过文学的显微镜,让那些消散在历史迷雾中的“那文松”们重获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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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文物南迁地图。资料图

故宫文物南迁牵涉人、事、物众多,细节纷纭,要用一个小说作品去呈现,并不容易。《国宝》重点塑造了一个叫那文松的故宫人,围绕那文松护送石鼓等故宫文物南迁展开,从他个人的家庭离合映射出整个文物南迁历史。当时,故宫文物先到南京、上海,再撤退至大西南,分为北、中、南三条路线。那文松负责护送文物撤退走的是北线,属于三条线中的重点:沿陇海铁路西行,先存宝鸡,后穿越秦蜀古道,迁于汉中、成都、峨眉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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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

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在分享阅读感悟时特别强调:“《国宝》这部长篇小说,对南迁这一事件文学性叙事,我个人觉得是填补空白之作。作家并没有局限于对那一大事件之势的叙事,同时写了诸位国宝保护人及他们的家庭,写亲人、家族之命运的悲欢离合。”正如主持人孟盛楠提到的,祝勇在小说中对梅遇影喜欢叠被子的细腻描写,看似日常的生活场景,实则蕴含着乱世中人们对家国情怀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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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

臧永清在致辞中说:“祝勇倾尽毕生所学,在小说中注入他喜欢文物包括书画等,信手拈来地写下他对中国历史上这些著名作品的认识和欣赏。但他不是掉书袋,不是故意炫技,每一处都用得那么熨帖。”

通过描绘文化守护者的群像,他们的坚守与挣扎,成就了艺术与信仰的至高光辉,也彰显了人类面对极端环境时的深刻抉择。中国作协副主席邱华栋对此评论道:“《国宝》到了小说结尾也特别收得住,人在文物在,家在国也在。这个小说从头到尾是极棒的历程,有空间的,有时间的,在一个特定年代里面呈现给我们二十世纪中国人护宝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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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

笔墨春秋:创作观与文体的双重突围

作为上世纪90年代“新散文运动”的一员大将,祝勇在散文领域内深耕多年。从“布老虎丛书”到故宫系列书写,“祝勇散文”已成为当代文学一个不容忽视的标牌。

然而,从散文到小说的转型并非易事。祝勇透露,《国宝》初稿因“太贴史实”被《收获》杂志副主编谢锦否定。他虚心听取各方意见,删改十余稿,读中改、改中读,终将纪实骨架转化为小说的血肉。祝勇回忆:“这部书写了五年,不断改动的打印稿摞起来有一人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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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故宫文物南迁》的史笔峥嵘到《国宝》的诗性磅礴,祝勇完成了从散文到小说,从史海钩沉到文学虚构的转身。《国宝》以虚构的力量,重现残酷而复杂的抗战现场。每一处险境都步步惊心,每一段历史都充满悲壮。

当大英博物馆的文物在战乱中散佚,当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在炮火里崩塌,回望这场人类文明史上最成功的文化遗产保卫战,《国宝》的追问振聋发聩:

一个民族的尊严,从不是看它能征服多少土地,而是看它愿以多大的虔诚守护文明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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