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对“协作”的理解是其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
马克思引用前人的话对“协作”进行定义，即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作协作。
马克思认为，协作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体劳动相加，而是通过分工和合作创造出超越个体劳动总和的“集体生产力”。这种“集体力”可以抵消劳动者的个体差异，提升工厂劳动的“连续性和多面性”；同时“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缩小生产场所”，节约生产资料和必要劳动时间，进而达到提升劳动效率的目的。正如《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所谈到的，“这种形式是一切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为目的的社会组合的基础”。马克思还引用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国富论》里制针工厂的例子，来具体说明生产效率的倍数提高。据说当时10名工人通过分工协作每天可制造4.8万枚大头针，而单人生产可能一天连1枚都无法完成。
通过对欧洲工业社会的深入考察、与恩格斯的密切交往合作以及亲身参与的一系列工人运动实践，马克思更加认识到协作不仅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还会对生产关系产生改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协作和机器大工业协作三个不同时期的协作形式进行了分析比较，发现从“古代亚洲人、埃及人、伊特剌斯坎人等等的庞大建筑”中便有了协作的身影。而到了工场手工业时期，出现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马克思还列举了马车制造和英国、纽伦堡制针匠两个例子来分别阐释这一时期的两种协作形式，并说明行业之间的一体化协作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而到了机器大工业时期，“协作首先表现为同种并同时共同发生作用的工作机在空间上的集结”，劳动过程的协作被取代，“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技术变革而产生的新协作形式，“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将自然科学要素并入生产过程，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使得“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生产要素流动出现，体现出协作在促使“社会化”“共同的劳动”等方面发挥的作用。
在马克思看来，协作之所以能带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改变，主要是因为协作具有一致性，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对待紧急的工作或者难度大的工作，可以聚集大量劳动力扩大劳动空间，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更快更好地完成工作；同时协作具有系统性，能够分工明确，“把不同的操作分给不同的人”，进而提升生产效率，同时在精细化的分工之下可以调动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促进生产工具的革新、生产方式的改变。
马克思对协作重要性的认识也运用在个人的生活之中，他与恩格斯并肩战斗的四十年，正是协作的典范。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付印时，给恩格斯的信上写道：“这件事之所以成为可能，我只有归功于你。”而恩格斯总是认为马克思的天赋高于自己，自愿做“第二提琴手”，为他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和生活上的帮助，马克思恩格斯在协作中相互补充才华和优点，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升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协作的思想，注重协作对于生产效率提升、生产工具革新和生产关系变革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动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从一穷二白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的要素禀赋的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等重要部署。我国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上下游、产供销有效衔接、高效运转，稳固了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同时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聚合全球资源要素，增强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的带动力。此外，以产学研协同联动强化技术支撑，有效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间。
“协作”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范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得到了发展和创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范式和路径选择，中国正以“崇尚公义、兼济天下、和合大同”的始终追求让马克思主义的协作思想在21世纪焕发新的活力。（王秋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