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北约秘书长安德斯·福格·拉斯穆森表示，跨大西洋关系正在崩溃，欧洲必须接受可能要独自应对的现实。
2.他建议欧洲国防开支必须恢复到冷战时期的水平，每年增加约400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
3.然而，欧洲在增加国防开支的必要性上几乎达成了一致，但在如何应对自纳粹德国投降以来我们所面临的最紧迫的安全威胁方面，却鲜有共识。
4.为此，欧洲必须在确保欧洲最终能够自卫以及为主权国家乌克兰争取持久和平方面应对两个同样紧迫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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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is crumbling, says an ex-head of NATO
欧洲必须接受可能要独自应对的现实，并相应地增加开支。
Illustration: Dan Williams
本文作者安德斯·福格·拉斯穆森在2001年至2009年期间担任丹麦首相，2009年至2014年期间担任北约秘书长。
在1985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罗纳德·里根站在国会面前宣称，美国的使命是“滋养和捍卫自由与民主，并在我们力所能及的任何地方传播这些理念”。
当时，我是一名32岁的丹麦议会议员，里根的这番话让我铭记在心。事实上，在接下来30年的从政生涯中——无论是作为议员、部长，还是先是丹麦首相，然后又担任北约秘书长，我始终秉持着这一信念。无论在全球意识形态冲突中面临何种风险，美国都清楚自己的立场。
我当时就知道美国有其自身的问题——它有时无法实现里根所宣称的崇高使命——但我从未怀疑过，与美国建立紧密的伙伴关系是保障我国和欧洲大陆安全的最佳方式。
我知道，直到今年1月，北约几乎所有成员国的领导人都持有这一信念，而如今，他们和我一样，都难以理解跨大西洋关系竟在我们眼前分崩离析。
唐纳德·特朗普威胁要吞并格陵兰岛，对欧洲发起经济战，还让乌克兰在美国的经济殖民和被俄罗斯消灭之间做出选择，我们的领导人面临的问题已不是欧洲信任美国是否是个错误。
事实上，欧洲从美国对其安全的承诺中受益匪浅。几十年的和平岁月里，美国在欧洲防务上花的每1美元，都让欧洲大陆能把相应的1欧元用于基础设施、医疗保健和养老金。特朗普先生就是许多美国人的典型代表，他们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吃了亏，这种想法也不无道理。
在和平时期，欧洲在防务问题上的固执己见让我们易受攻击，尽管还未到危及生存的地步。但如今，面对在我们边境挑起战争的复仇主义俄罗斯和一位公然对跨大西洋联盟怀有敌意的美国总统，欧洲必须认清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仅在生存方面易受威胁，而且似乎孤立无援。
在依靠美国支持的安全保障80年后，我们欧洲人如今必须肩负起维护欧洲大陆和平的重任。为此，我们需要应对两个同样紧迫的挑战：确保欧洲最终能够自卫，以及为主权国家乌克兰争取持久和平。
作为底线，欧洲的国防开支必须恢复到冷战时期的水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俄罗斯去年的国防开支超过了欧洲所有国家的总和。我认为，北约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国防开支目标应立即提高到3%，到2028年提高到4%。这意味着每年要增加约400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
仅将资金用于坦克、火炮和战斗机是不够的。欧洲还必须确保能够独立于美国采取行动。这就需要在防空、空中加油和其他维持军事行动的后勤保障能力方面进行大量投资，而欧洲在这些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
欧洲还必须有能力大规模生产所需的装备和技术。其约80%的国防采购来自欧洲以外，主要是美国。欧洲的国防企业分布在不同国家，依赖少量的国内订单，缺乏与美国同行竞争所需的规模。因此，欧洲生产的所需物资较少，而且成本往往更高。这种情况必须尽快改变。
欧洲必须允许国防工业进行大规模整合，即便这意味着要合并数十家中小型国有国防企业。为了吸引新的私人投资，欧洲投资银行必须修改其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准则，以便能向该行业提供更多贷款。要是俄罗斯军队向塔林进军而美国却袖手旁观，那你就别想为绿色转型提供资金了。
尽管欧洲在增加国防开支的必要性上几乎达成了一致，但在如何应对自纳粹德国投降以来我们所面临的最紧迫的安全威胁方面，却鲜有共识。随着特朗普先生与弗拉基米尔·普京就乌克兰主权问题进行谈判，欧洲现在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
战后的乌克兰需要具体的安全保障，以威慑养精蓄锐、重新武装的俄罗斯。北约的第五条共同防御条款是最可靠、最具成本效益的保障，因此我们应该大力推动乌克兰加入北约。
尽管普京有自己的要求，但在北约是否接纳乌克兰的问题上，他没有发言权。这是乌克兰和北约之间需要协商的事情。但如果作为北约最大成员国领导人的特朗普不接受，欧洲就必须自行提供保障。
在美国不参与的情况下，除了由欧洲主导的维和行动，我看不到其他可靠的威慑手段。在这种行动中，我们要部署数万名士兵，在后方支持乌克兰军队，并明确承诺，一旦俄罗斯再次发动袭击，欧洲将予以军事回应。
普京试图对在乌克兰领土上部署西方军队拥有否决权，但这不由他决定。如果乌克兰主权政府请求欧洲开展威慑行动，我们应该无视俄罗斯领导人的威胁，而不是因恐惧而退缩。
这样的行动对欧洲来说当然存在风险，就在三个月前，这还是不可想象的。但从长远来看，不稳定的和平代价会更高。历史告诉我们，绥靖和折中的措施无法带来和平。如果普京察觉到软弱，他不会在乌克兰罢手。我们必须表明，在关系到我们安全的关键问题上，欧洲不会退缩。
欧洲面临的决策并不容易。增加国防投资意味着用于社会支出的资金会减少。部署军队必须被视为可能关乎生死的决策。但我们没有时间犹豫不决。
欧洲几代人所依赖的安全架构已经瓦解，且无法恢复。在新的全球意识形态冲突中，我们不再清楚美国的立场。如果保卫欧洲自由与民主的使命完全落在我们肩上，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最终承担起这一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