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沃尔特：美国已经成为欧洲的敌人，欧洲应该立刻向中国示好自保！

本文是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的锐评，作者是当代国际关系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国际关系教授，也曾在多家智库和学术机构担任重要职务。

在本篇分析中，沃尔特聚焦特朗普政府（尤其是其可能的“第二任期”）对欧洲态度的急剧转变。他警示人们不要以为这仅仅是美欧之间又一次常规的贸易争端或外交磨擦，而是美国政府在价值观和战略逻辑层面都逐渐显露出的“敌意转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J.D. Vance、国防部长Pete Hegseth和包括马斯克在内的“MAGA团体”正在积极推动对欧洲盟友的“再定义”：他们不仅诉诸高关税和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的胁迫性策略，还在意识形态上公开支持欧洲极右翼力量，试图对战后以来由美欧共同维护的民主秩序进行根本重塑。这一动作在沃尔特看来，或许会打破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原有的平衡，使欧洲不得不加快“去美国化”的步伐。欧洲一旦决定“与美国对着干”，在贸易、金融、军事乃至高等教育领域都可能开启自我完善及外部多元合作，从而进一步弱化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领导地位。

沃尔特特别强调，这绝非只是一场由个别政客情绪化操作导致的摩擦，而是一种潜在的地缘—意识形态重组：特朗普与其团队所支持的，不是欧洲的“多边主义与民主”传统，而是排外、民粹、强权至上的“另类民族主义”扩散。欧洲若被迫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与政治框架内进行安全和利益考量，必然会走向新的自保与联合。对于曾一度深度捆绑的跨大西洋关系来说，这可能意味着一次结构性重塑。作为“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沃尔特虽然在以往多次警示美国盟友体系的某些弊端，但他并不赞同让美欧关系彻底脱轨，并呼吁人们重新审视美国对欧洲的战略定位。否则，曾经视为最稳固盟友的欧洲，有可能变身成与华盛顿“对着干”的对手，而这最终将让美国在国际体系中更加孤立。

在这场激烈的跨大西洋博弈里，沃尔特通过理性、学术化的视角评估了特朗普外交背后的深层动机，并对美国如何与欧洲持续竞争、如何让欧洲加速拥抱其他大国的可能后果提出了值得深思的预判。文章不仅对现实政治发出警示，也强调了大国关系所面临的更深层结构性挑战：当冷战后的美欧联盟出现内在价值观与战略利益的撕裂时，全球秩序是否会随之被改写？这是所有关心国际关系的人都需要思考的严肃命题。

几周前，我曾警告称，特朗普第二任政府可能正在挥霍华盛顿长期以来从世界主要民主国家那里获得的宽容与善意。过去，这些国家通常将美国视为世界事务中总体积极的力量，但现在，他们或许“不得不担心美国正在积极作恶”。我撰写那篇专栏文章时，尚未发生副总统J.D.万斯（J.D. Vance）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挑衅性讲话，尚未发生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指责乌克兰引发与俄乌冲突的言论，也尚未发生美国官员似乎在对乌克兰的谈判尚未开始之前就主动向俄罗斯提供了几乎所有其所需条件的事件。对此，主流欧洲观察家的反应被《金融时报》的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一语概括：“特朗普政府对欧洲的政治野心意味着，现在，美国也是一个对手。”

这样的观点正确吗？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会回想，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过去也曾出现过许多严重裂痕：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1960年代的核战略和越南问题、1980年代的欧洲导弹问题，以及1999年科索沃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更是华盛顿与大部分欧洲国家关系的又一个低谷。美国过去曾多次毫不犹豫地单方面行动，即使损害盟友利益也在所不惜，比如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将美国从金本位制中脱钩，或乔·拜登（Joe Biden）签署保护主义色彩的《降低通胀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以及美国强迫欧洲企业停止向中国出口某些高科技产品。但即便如此，很少有欧洲人或加拿大人认为美国是蓄意伤害他们；他们相信华盛顿真心致力于他们的安全，明白美国自身的安全和繁荣与他们息息相关。他们的判断是对的，这也使得美国在需要时更容易赢得他们的支持。

然而，对大多数欧洲领导人而言——特别是上周出席慕尼黑会议的人士——今天的局势却截然不同。自1949年以来，欧洲人首次有正当理由相信，美国总统不仅对北约（NATO）漠不关心、对欧洲领导人不屑一顾，更对大部分欧洲国家怀有公开敌意。特朗普似乎不再将欧洲国家视为美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而是转向支持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将其视为更好的长期选择。多年来关于特朗普对普京好感的猜测不断，而如今，这种同情似乎已在引导美国政策。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难道特朗普不正是按照像你这样的现实主义者所建议的那样行事吗？你不是曾说过，乌克兰不可能收复失地，延长战争只是徒增苦难？你不是也曾指出，将欧洲安全秩序建立在北约无限扩张的基础上是危险的幻想吗？与其把俄中推得更近，难道不该在两国间制造裂痕，构建一个减少莫斯科捣乱动机的欧洲秩序吗？事实上，与俄罗斯建立更好的关系，从长远看不是让欧洲更安全吗？如果扰乱一向舒适的跨大西洋共识能促使欧洲国家自我反省，重建真正的防务能力，美国就不必一直保护他们，转而专注于中国。在这一观点中，特朗普并非欧洲的敌人，他只是向自满的欧洲大陆施以严厉的爱，是符合现实主义逻辑的。

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特朗普、万斯、国防部长皮特·黑格赛斯（Pete Hegseth）及其他政府官员的行为已远远超出长期以来在分担防务负担、调整联盟内合理分工，以及如何处理乌克兰战争和对俄关系等问题上的争执。他们的目标是根本性地改变与美国长期盟友的关系，改写全球规则，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将欧洲按“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路线进行改造。这一议程明显对现有欧洲秩序充满敌意。

首先，特朗普一再威胁要对亲密盟友施加高额关税，以此逼迫对方在其他问题上让步，或仅仅因为他们对美存在贸易顺差，这绝非友好之举。过去也曾发生过严重的贸易争端，美国历任总统也偶尔在这些问题上对盟友采取强硬立场，但他们并未如此任性，也未以牵强附会的“国家安全”理由加以辩解。他们也明白，蓄意对盟友造成经济损害只会让他们更难为共同防务作出贡献。而历任政府也都遵守谈判达成的协议，这一概念对特朗普来说则完全陌生。

其次，特朗普不仅明确表示他认为大国可以并应该夺取自己想要的东西，更毫不掩饰自己觊觎盟友某些领土。难怪特朗普对俄罗斯占据乌克兰20%领土毫不介意，因为他想得到整个格陵兰岛，可能会重新占领巴拿马运河区，认为加拿大应放弃独立成为美国第51个州，甚至幻想占领加沙地带，驱逐当地居民后兴建酒店。这些想法也许看似荒唐，但其中流露的世界观却是任何外国领导人都不可忽视的。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特朗普、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万斯等MAGA团队正公开支持欧洲的非自由派势力。实际上，他们试图在欧洲实现一场深远的“政权更迭”，只是并未动用武力而已。这一点迹象已显而易见：匈牙利的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an）是海湖庄园的座上宾。万斯在慕尼黑期间会晤了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的联合主席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却未与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会晤。他宣称欧洲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来自内部的威胁”，这是对欧洲政治秩序的直接攻击。（考虑到万斯拒绝承认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落败，也拒绝谴责1月6日暴动者，他批评欧洲的反民主行为实属莫大的讽刺。但我跑题了。）而马斯克则不甘落后，不断对欧洲领导人发出虚假且充满仇恨的指责，支持像汤米·罗宾逊（Tommy Robinson）这样的极右翼罪犯，采访魏德尔，并公开表示对该党派的支持。

尽管在某些问题上存在一些差异，但MAGA运动与欧洲大多数极右翼政党在根本上高度一致：他们几乎都反对一切形式的移民，对欧盟（European Union）的态度从怀疑到敌视不等，将精英、媒体和高等教育视为敌人，想要重新强加传统的宗教价值观和性别规范，并相信公民身份应基于共同的种族或血统，而非共同的公民价值观或出生地。与其法西斯前辈一样，他们熟练利用民主的规则和制度来颠覆民主统治、强化行政权力。这些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

因此，拉赫曼的判断，即美国如今是欧洲的对手，只部分正确。因为特朗普及其追随者支持那些与其基本世界观一致的欧洲极右翼民族主义运动。他们敌视的是将欧洲视为民主治理、社会福利、开放、法治、政治、社会与宗教宽容，以及跨国合作典范的这一愿景。甚至可以说，他们其实希望美国和欧洲拥有相似的价值观；问题在于，他们所期待的价值观与真正的民主制度格格不入。

特朗普等人认为，将欧洲视为敌人风险很小，因为他们觉得欧洲正日益衰落且难以自立。通过支持欧洲极右翼来破坏欧洲统一努力，也使华盛顿更容易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但另一方面，公开欺凌其他国家往往会激发这些国家的民族团结，激起他们更强烈的抵抗意愿（如我们目前在加拿大所看到的那样）。此外，特朗普和马斯克在美国本土引发的混乱，或许会让欧洲人对在自己国内尝试类似做法心生警惕。

值得记住的是，欧洲最初推动经济一体化的原因之一正是源于1950年代欧洲领导人相信，美国很可能在不久后撤回驻欧军队，把欧洲安全的责任重新交还给欧洲国家。因此，将煤炭和钢铁等关键产业一体化，是迈向经济和政治团结的重要第一步，以使欧洲国家能在没有美国直接援助的情况下抵抗苏联。虽然后来美国决定继续驻军，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以及后来的欧盟也开始追求更加明确的经济和政治目标，但早期的历史提醒我们，曾经，“自力更生”是一股推动欧洲进一步合作的强大动力。

最后，如果美国如今成了对手，欧洲领导人应该停止问自己如何才能取悦“山姆大叔”（Uncle Sam），转而开始思考必须采取哪些行动来保护自己。如果我是他们，我会立即邀请更多的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欧洲，开发SWIFT国际支付系统的替代方案。欧洲大学应加强与中国高校的联合研究项目，若特朗普和马斯克继续对美国学术机构造成破坏，这一步将变得更加吸引人。欧洲还应重建自己的国防工业基础，结束对美制武器的依赖。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娅·卡拉斯（Kaja Kallas）应参加下一届金砖国家（BRICS）峰会，甚至可以考虑申请加入该组织。诸如此类。

当然，上述这些步骤对欧洲而言将代价高昂，对美国也有害，因此我不希望看到它们真正发生。但欧洲或许已别无选择。尽管我长期认为跨大西洋关系早已过了黄金时期，需要新的分工模式，但这一目标应寻求保持较高水平的跨大西洋友好关系，而非助长公开敌意。如果特朗普的这场外交革命真的将4.5亿欧洲人从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变成心怀怨恨的对手，甚至开始处处阻挠美国，那么我们将只能怪自己——更确切地说，只能怪这位现任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