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化通志·城墙与城门卷》 孙冬虎 著 北京出版社
从乡间聚落的壁垒到护卫城市的高墙，在古代都属于“城”的范畴。为使一地免遭外敌入侵，最本能的做法就是筑起尽量高大坚固的围墙，“御敌于国门之外”。墙上事先预留或嗣后增开的洞口供内出外入，这些扼守交通咽喉要路的门户就是城门。战乱的经历告诉人们，一道城墙未必足以御敌，于是修筑了墙外之墙，这就是“郭”或“外城”，内外城并称“城郭”。城门是军事防守的关键所在。古代完备的城门往往配备瓮城和箭楼，共同构成一个彼此协防的体系。都城的城墙与城门当然更有讲究，《周礼·考工记》提出了理想化的都城模式，包括城围幅度、城门设置在内的规划思想，一直是古代礼制的组成部分。再加上八卦、五行、五德、五方、四象、四时、干支等文化观念对城门设置与命名的影响，辅以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与文学艺术创作，最终把一部城墙与城门的变迁史装点成了绚丽多彩的专题文化史，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就是其中独具特色的文化载体。
北京城的成长
北京城墙与城门的变迁及其文化特质的形成，是整个城市发展历程最突出的标志之一。从至少自商代后期就已存在的蓟国之都蓟城到大致在西周后期出现的燕都蓟城，再到汉唐幽州，直至辽南京、金中都，它们相继在古蓟城的旧址之上不断成长，实现了从方国之都、军事重镇到国家陪都与首都的转变。
元代另择新址营建大都城，为此后作为统一国家首都的明清北京奠定了基础。明北京尤其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的城市格局与城门命名不仅被清北京全盘吸收，而且直接影响到当代北京的地理空间与文化脉络。以城址选择、城墙修建、城门设置与命名为核心内容，以历代涉及城墙与城门的人类活动为线索，以存在于诗词与民间文学中的城墙城门为文化镜像，深入探究北京城墙与城门的来龙去脉，追溯历代城门命名的文化渊源，解析或看似寻常或冷僻深奥的命名语词的内涵与外延，往往可以发现一片崭新的文化天地。在为前贤的绝妙构思拍案惊奇之余，更能领略以北京为典型代表的中国古都文化的博大精深及其当代价值。
两位令人感怀的学者
北京城墙与城门的变迁，是一个既波澜壮阔又充满遗憾的过程。前者因为它们曾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发挥的巨大作用，后者源于它们的物质实体大多已经无可挽回。历史上的是非曲直势必逐渐淡化为过眼云烟，各种文字、绘画、影像成了人们追怀旧时风景的依凭。与北京城墙和城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现当代中外学者，有两位最令人感怀。中国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为从整体上保护以城墙为标志的北京这个“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尽了最大的努力；瑞典的美术史家奥斯伍尔德·喜仁龙于20世纪20年代以测绘、拍摄、研究为基础撰写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经侯仁之先生介绍、宋惕冰与许永全先生翻译，在1985年、2017年先后以不同的面貌回到中国。正如原作者1924年所期望的那样，唤起了学术界与北京历史文化爱好者对已经逝去多年的那些城墙和城门的关注。这里摘引两段，作为引领我们追寻北京城墙与城门的文化轨迹的先导。
梁思成先生指出：
北京是在全盘的处理上，完整的表现出伟大的中华民族建筑的传统手法和在都市计划方面的智慧与气魄。这整个的体形环境增强了我们对于伟大的祖先的景仰，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对于祖国的热爱。北京对我们证明了我们的民族在适应自然、控制自然、改变自然的实践中有着多么光辉的成就。这样一个城市是一个举世无匹的杰作。
我们承继了这份宝贵的遗产，的确要仔细的了解它——它的发展的历史、过去的任务，同今天的价值。不但对于北京个别的文物，我们要加深认识，且要对这个部署的体系提高理解，在将来的建设发展中，我们才能保护固有的精华，才不至于使北京受到不可补偿的损失。并且也只有深入的认识和热爱北京独立的和谐的整体格调，才能掌握它原有的精神来做更辉煌的发展，为今天和明天服务。
喜仁龙博士写道：
北京这座城市将五十万以上生命用围墙圈了起来，如果我们把它比作一个巨人的身躯，城门就好像巨人的嘴，其呼吸和说话皆经由此道。全城的生活脉搏都集中在城门处，凡出入城市的生灵万物，都必须经过这些狭窄通道。由此出入的，不仅有大批车辆、行人和牲畜，还有人们的思想和欲望、希望和失意，以及象征死亡或崭新生活的丧礼或婚礼行列。在城门处，你可以感受到全城的脉搏，似乎全城的生命和意志通过这条狭道流动着——这种搏动，赋予北京这一极其复杂的有机体以生命和运动的节奏……这些门楼一旦毁坏，北京的建筑群就将失去它独具一格、极其迷人的特色。
如果我能够引起人们对北京城墙和城门这些历史古迹的新的兴趣，能够多少反映出它们的美，那么，就满足了我的心愿，并感到自己对中国这座伟大的都城尽了一点责任。
城墙与城门的活力
北京城墙和城门的变迁，是这座城市在早期聚落的基础上逐渐成长为商周时代的封国都城、汉唐军事重镇、辽代陪都、金代北半个中国的首都，直至元代以后基本连续地作为统一国家首都的标志性记录。
早期城墙与城门的踪迹虽然稍觉渺茫，却是讨论北京城墙与城门发展进程的基础。因此，我们尽量吸收历史地理、考古学、古代史等领域提供的线索，以较多篇幅讨论蓟城的城址何在，蓟门在文学等领域的深远影响，兼及今人比较关注的北京城市起源问题。辽代以后关于城墙与城门的记载日渐清晰，相关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这样就可以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对于城门设置、命名语词的分析，特别是对它们之所以如此布局、如此命名的文化渊源的追溯方面。在清理迄今所见似是而非或不明就里的谬误之后，力求给读者一个溯源合乎逻辑、判断相对准确的说明。至于城墙与城门的建筑技术、历代形制等，大体属于解读文化问题的背景知识，无须本书过多叙述。
城墙和城门的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只有与创造者、利用者的活动密切联系起来才会充满活力。但是，载入古代文献的文化创造活动，通常很少涉及数量最多的普通劳动者，他们也不是城门内外发生的历史事件的主角，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城墙与城门的文学记忆存在于各种体裁的作品之中，本书选取最常被人们诵读、记忆和流传的诗词一类稍加解读，尽量钩稽年代较远的作品而对量多易见的晚近诗词仅取一二聊作示例，但都努力找到能够保持原貌的版本以减少字句讹误。近百年来的社会巨变，彻底改变了北京城墙与城门的面貌，这里以最宏观的线索略加提示。
我和同事们2021年在《前线》杂志的《北京文脉》栏目，发表了一组关于城门的文章，第2期的《宣武门外十丈尘》是其中之一。这里抄下旧作的结尾，对于其他各个城门大概也可作如是观：
宣武门自六百年前开辟后历经岁月沧桑，曾经巍峨耸立的城楼在1965年已化作“此情可待成追忆”的过往。尽管如此，有形或无形的宣武门，始终是把各类历史文化信息连接起来的地理枢纽。它的兴衰过程和时代命运，连同由城门派生命名的街巷、区片以及它们所指范围内的社会发展，各类人群在城门内外进行的活动及其创造的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在吹尽岁月的尘埃之后，都在微观尺度上展现着古都北京的历史文脉。
（作者为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孙冬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