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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互联网上，曾有一句描述知识分子的话非常流行，那就是“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良心”。这话当然不绝对，至少在一个人人发疯的社会里就不是如此。
◇ 图为相关网文截图
我们之前讲过不少昭和日本的往事，可以说在日本投降之前，整个日本基本上可以被看作一个疯人院。这样一个疯人院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日本社会各界的群策群力，尤其是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在其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说起来二战期间日本提出的那些口号，比如“大东亚共荣圈”之类，都是这些知识分子深思熟虑后的杰作。
那么，昭和时期的人文知识分子如何心甘情愿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摇旗呐喊，献计献策？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 图为日本明治天皇颁布宪法
◇ 图为建立于1875年（明治8年）的东京女子师范学校（即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学生毕业照
日本的知识分子阶层有着悠久的历史，这时期他们主要受中原儒家文化的影响，读的都是儒家经典，等他们大规模接触近代的人文知识体系，包括历史哲学等等，也要等到明治维新之后了。明治维新开始后的几十年，日本知识分子和日本民众的心态有着一个微妙的变化。
◇ 图为福泽谕吉（1835年1月10日—1901年2月3日），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日本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
首先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主张日本应该脱亚入欧，彻底放弃过去学习中国的历史惯性，转而全面学习遥遥领先的欧美列强，并且还要主动和其他亚洲国家划清界限。这一时期日本大到军事技术，小到日常穿着，都在全面西化。如此激进的西化改革之下，日本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富国强兵，并且接连在甲午战争中打赢了大清，在日俄战争中打赢了俄国，一度让日本人以为自己可以跻身为世界列强之中。
◇ 从1895年到1905年，日本人在短短10年间就“重建了整个东亚秩序” 图为日本战争浮世绘描绘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
看上去脱亚入欧成效显著，可是日本再怎么脱亚入欧，日本列岛又没安螺旋桨，地理上还得老老实实待在亚洲，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在《凡尔赛和约》和《华盛顿条约》谈判签订的过程当中，他们因为没有占尽便宜，没有赢两次赢麻了，就真的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受到了莫大的委屈，英美鬼畜欺人太甚，我们大日本是战胜国，凭什么在条约上处处针对日本，八格牙路！这都是欧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 1921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限制了日本海军的军舰建造数量 图为华盛顿会议现场
但此时的日本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明治以前随便哪个番邦外夷就能给日本当教师爷，如今我们已经有了强大的国力和军队，日本可以说不，可以掀桌子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日本知识分子和民众开始觉得，过去所谓的脱亚入欧已经不再适合，日本要的是敢同欧美争高下，不向霸权让寸分。既然如此，日本就要找到新的理论上的立足之本，这样的立足之本不但要能解释日本过去几十年的成功，还要提供日本对抗欧美列强的理论支持。
◇ 图为以“唐宋变革论”、“文化中心移动说”为核心的京都学派巨擘内藤湖南（1866年8月27日—1934年6月26日），内藤史学苦心构建的历史理论对当时的日本对华政策乃至舆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客观上为侵华提供了理论依据
如此的一个理论依据就是“东亚”的概念。这个概念由日本的京都学派提出。这里顺便说一句，当时的日本人文历史学界，大概可以分为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这东京学派主张老老实实地用实证的观点看待日本历史，并且认为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也适用于日本，日本这个国家没啥特殊的。但京都学派就不一样了，他们主张日本特殊论，主张日本过去走了一条极为特殊的道路，而这条特殊的道路也只能日本来走。
京都学派提出“东亚”的概念，其核心绝不只是地理上的，而是政治上的，一言以蔽之，日本要成为这个地区的领导。在过去几千年里，这东亚的秩序主要是由中华文化和儒家思想主导的，在这个区域除了中国，其他地区要么是中国的朝贡国，要么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日本在这个文化圈子里相对独立，在隋炀帝之时日本天皇试图跟中国分庭抗礼，写了一个“日出处天子致日落处天子”的国书，后来还独立抗击了渡海入侵的“元寇”。但总体上日本的影响当然不能跟中国来比。
◇ 图为著名的政治漫画《时局图》
不过，十九世纪之后，这一切开始起变化，中国自己就眼看要被西方列强给瓜分了，他们的那套儒家秩序也给治下的民众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这在日本看来属实是故意把路走歪了。而跟中国比起来，日本不但能够保持国家独立，还打出了国家尊严，而且日本的国家统治秩序井然，这才是把东亚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了。既然如此，眼下的日本就负有不可推卸的使命，带领东亚的民族谋求自由独立，再造辉煌。
◇ 图为滨田耕作，日本考古学家，曾任京都帝国大学校长。九一八事变前后，曾参与“东亚考古学会”活动，在中国东北进行考古发掘。著有《东亚文明之黎明》、《通论考古学》、《东亚考古学研究》等
以上这些“东亚”的概念最早从1910年代末就已经初见端倪，而到了1930年，日本考古学家滨田耕作出版了一本书，名叫《东亚文明的黎明》，其核心含义就是虽然过去东亚文明的代表中国衰弱了，但日本完美继承了这个民族全部的优良因素，未来也必将把这个文明在新时代发扬光大，属于东亚文明的时代才刚刚开始。与此同时，日本学者北一辉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关于北一辉，详见：北一辉：加速旧日本灭亡的“野生国师” | 循迹晓讲），用儒学的思想全面阐述了日本继承东亚文明的合理性。北一辉预言日本代表的东亚文明和欧美文明必有一战，在这样的一战中，日本必须充分发扬东亚文明的固有优势，比如用一些法家的霸道思想来实现王道，说白了就是国家统筹管理一切，让民众成为一个个心甘情愿奉献的工具人。
◇ 图为和辻哲郎（1889年3月1日-1960年12月26日）日本近代唯心主义哲学家、伦理学家。1920～1949年先后任东洋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
一些京都学派的人物在此期间纷纷开始了和政府的紧密合作，比如学者和辻哲郎积极参加教育与学术复兴委员会的活动，参与撰写了《国体本义》一书，系统阐述了日本天皇主导下万世一系的优越性。另一位学者三木清则积极参加首相近卫文麿的智囊团，积极为日本扩大侵华战争提供理论支持，其最重要的产物就是这“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
近卫文麿对这样的一个理论那是如获至宝，立刻将其推而广之，以此构成了日本在华侵略的基本立足点。往后几年日本真的同北一辉预言的那样，和英美等国展开了太平洋战争，这“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应用。一方面日本在亚洲广大地区对占领区民众洗脑，说这皇军是来解放你们的，我们要共存共荣，齐心协力建设亚洲人的亚洲，你们要心甘情愿让日本人当亚洲的老大。另一方面，军部极力向日本民众宣扬同美国的战争，乃是东亚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的决战。日本民众得把克己奉公这样的传统美德发扬光大，日本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
◇ 图为石原莞尔（1889年1月18日～1949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鼓吹者，“九一八事变”罪魁祸首之一，关东军作战参谋，“一夕会”骨干
可以说，日本这些人文学者提出的这些理论对日本军政界影响极大。当年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对中国东北的长期规划，就是要把它变成如美国西部一样的生产基地，为将来东西方的决战做好准备。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松井石根在战后法庭上为自己辩解时，还说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就是东亚的兄弟俩，这日本侵华是哥哥教训不听话的弟弟，是“爱的战争”。
◇ 图为1943年11月在东京召开所谓“大东亚会议”，除了东条英机外，参加的有泰国代总理瓦拉旺亲王、自由印度临时政府首领鲍斯、菲律宾第二共和国总统劳雷尔、缅甸国总理巴莫，伪满洲国所谓总理张景惠，还有汪精卫
日本太平洋战争时期的首相东条英机也在1943年主持召开所谓的“大东亚会议”，邀请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人物齐聚东京，营造“大东亚共荣圈欣欣向荣”的假象。而这样的影响甚至对于一些被日军驱使的傀儡也同样深刻，比如汪精卫就曾发表讲话呼吁国府停止抗战，说如今的渝府每一杆枪，每一颗子弹都来自英美，早就失去了东亚人的魂魄，一点也不能领会“大东亚共荣圈”的好处，为此痛心疾首，其核心也还是“东亚日本主导”那一套。
◇ 图为抗战时期，日军命令汪伪政府挂出的标语“百姓困苦国家焦土(责任)在国民党的抗日”，指责是中国军民面对侵略拿起枪保家卫国才导致家园被日军摧毁，试图洗脑中国民众放弃抵抗
当然，对日军的军官而言，他们也深信日本作为东亚文明的老大，其精神力远超西方的物质钢铁。这些话东条英机自己就说过，1942年瓜达卡纳尔岛战役时，一木青直认为皇军可以一个打十个，1944年英帕尔战役时，牟田口廉也认为日本人是食草动物，忍饥挨饿能力超群，这些奇思妙想的出炉都可以归因于此。
◇ 图为田边元（1885年-1962年）日本哲学家，曾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提出种的逻辑，强调“种”（民族、阶级、国家）在世界与个人之间的优先性，借以论证其国家主义观点
从这个意义上讲，太平洋战争可以说是日本人文学者期待的东亚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终极一战。在这一战中这些学者们当然更要积极表现了。比如京都学派的学者田边元就鼓励学生献身圣战，并从人生意义和哲学的高度分析如此献身的正当性，另一位学者高山岩男甚至把佛法跟战争联系起来，声称东洋道德就在于超乎善恶的大乘立场，而不是善恶相对的小乘立场，所以日本在道义上比英美那是遥遥领先。
◇ 图为西田几多郎（1870年5月19日～1945年6月7日），日本近代哲学史上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家，京都学派创始人
而京都学派在哲学上造诣最深的西田几多郎，也多次撰写文章和发表演说，其核心在于要认清世界是动态发展的，而不同国家之间的冲突最终解决之道唯有“共存共荣”，这不就是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吗？几位学者还把自己的文章结集命名为《新世界的秩序原理》，将其赠与首相东条英机，但这位很快来了答复，文章过于晦涩难懂，简化版也看不懂。
这也难怪，这东条最大的本事就是恐怖统治，想让他理解哲学概念实在是强人所难了。这几位京都学者可谓是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而他们的学术研究在日本军部看来“过于自由主义”而被屡屡刁难。更惨的是日本在这次跟西方文明的决战中也没有展现出遥遥领先的优势，反而被英美鬼畜步步紧逼，直到最后投降。到这个时候，这些日本人文知识分子的整个理论体系，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终于随着日本的战败而彻底破产。
◇ 图为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正式签署投降书
此时的日本学者也各有不同的命运。之前提到的北一辉早在1936年就因为卷入“二二六事件”而被枪决，哲学家西田几多郎死于1945年6月，没能亲眼看到日本投降。剩下活着的京都学派日本学者，终其一生都被认为学术史有严重污点，毕竟在日本战败之前，他们可是主动当国师的那一群人。往小了说，这叫“知识分子丧失了主体性”，往大了说，那这就是主动为权力之恶来辩护了。
日本战败前，京都学派人文知识分子主动靠近政界军界的故事在历史上并不是个例，而这些故事的结局也都揭示着同一个道理，知识分子最可贵的是独立思考，如果他们自觉主动地给权力唱赞歌，那就有很大的概率出卖自己的灵魂，等待他们的也就是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了。这个道理不难懂，但历史上却总有一些聪明人一而再再而三重蹈覆辙，实在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在我看来啊，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这句话实在是有点高看读书人了，千万别把一个群体神圣化，要我说读书人能在关键时刻保住良心，守住做人底线，不献祭自己的灵魂作伥鬼，这就非常了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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