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与游民起义
闻一多先生说：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和一个土匪。
——《关于儒道匪》
儒家代表着入世，道家代表着出世，而这个土匪就代表着游民。
什么是游民？游离于主流社会之民。；何谓主流社会？宗法社会，编户齐民。
清人王聘珍说的很明白“游民，不习士农工商之业者。”
在大一统王朝下，一个民逃离朝廷管控范围成为游民，并不代表他可以加入别的国家，或者像欧洲农奴一样逃入城市。他能赖以生存的地方，只有所谓的“江湖”。经常看武侠小说的人一看江湖，会说“江湖好理解，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实际这种理解是不对的。
江湖这种社会环境首先要满足远离朝廷和官府。如果你生活在官府眼皮底下，你就势必成为一个编户齐民，按时缴纳赋税，承担徭役。一旦作奸犯科，就要人头落地，何来“游民”一说？所以江湖首先要“远”，范仲淹诗云“江湖之远”与“庙堂（朝廷）之高”对立，正是此意。
而“远”是相对远而非绝对远，只要能超出官府的管控范围，就是足够远。因此，官府的管控范围越小，江湖越大，官府的管控范围越大，江湖也就越小。
官府的行政区划有明确分界。在不同区划的交界地带，就形成了一个相对最“远”的江湖，即官府管控的盲区。这种府与府之间，县与县之间，俗称的“三不管地带”，是最好的江湖载体。而诸如“水泊梁山”这种交通不便地带，管控力度也相当有限，自然也能成为江湖，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不是指素质低下的顺民，而是指抗法的游民。
反映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王朝初立，四海宾服。普天之下都是顺民，户口最多，游民也就最少。每当王朝更迭，天下大乱，那就处处是江湖，人人是游民，死亡和逃亡共同组成了史书上的“户口减半”。
原因很简单，王朝末期，游民集团势可以攻州掠县。一个州县被游民攻下，意味着其失去了对该地区所有的管控能力，它不可能再承担编户齐民的职能，也自然不能劝课农桑，征收赋税。在一个游民政权成长为成熟的割据政权或者正统王朝之前，它依靠的不是农桑，而是掠夺。它追求的不是编户齐民的稳定性而是流窜掠夺的机动性。唐末起义和明末起义都转战了10多个省，种粮食有什么用？不等秋收就已经跨越黄河渡过长江了。
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开篇有言，游民是“敢于与主流社会对抗的秘密组织成员、打家劫舍的绿林豪强、闯荡江湖的各类人士。”具体来讲，梁山好汉是游民，黄巢、李自成是游民，就连做了皇帝的朱元璋也是游民。游民一方面可以像李逵一样，天天嚷嚷着“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表现出反抗威权的暴民特征。一方面也有“打家劫舍”的土匪特征。是历史认识中，游民集团也就同时表现出革命性和残暴性。
李自成起义提出“均田免粮”“割富济贫”“平买平卖”
传统教育中，一般把游民起义称之为“农民起义”，我认为并不合理。可以说游民原本大多是农民，可农民一旦离开管控，它的主业便不是“播殖耕稼”，也就不再是一个农民。实际上，游民的起义，打击对象不仅是官府，也包括农民。相比有武装力量保护的官府，手无寸铁的农民还是游民集团的重点掠夺对象，大西王要朱明王朝的官银，也要平常百姓的首饰。黄巢能在长安“踏尽公卿骨”，也能杀光陈州周边的农民。
正如我前文所说，为防止官军追剿，起义军往往掠后即遁逃，根本不可能有时间种地，说是农民起义，你见过不种地只放火的农民？游民是乱民，是暴民，但万万不会是农民。成为一个农民，就意味顺从着官府的管控，忍受着税吏的盘剥，只要有一口稀粥，不到“等死，死国可乎”的绝望境地，就绝不会放弃自己的农民身份。而游民恰恰相反，他们的目的就是杀官掠民，劫掠府库，所谓“无恒产者无恒心”，游民追求的是“大碗喝酒，大块吃牛肉，大秤分金银”的风险收益，至于“鸟皇帝”那里有没有自己的合法身份，哪个在乎？
因此，农民属于顺民，却不等同于游民。
《颜氏家训·勉学》：“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
游民社会作为官僚/顺民社会之外的第三种共同体，有着不一样的文化与道德观念。王学泰先生认为游民重“义气”，重“平等”，这是因为江湖有着达尔文式的生存规则，“义气”就是江湖的道德，“平等”就是江湖的法律。游民社会的文化也一小部分继承了先秦时代的游侠社会文化，显示出了连绵不绝的文化传承性。
游侠社会
说完了游民，我们说游侠。大一统王朝之后，老百姓想逃亡，只有遁入深山老林，或者组成游民集团造反。但在先秦时代，老百姓只需换个地方居住就可以了。
“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在现在看来，是不负责任的逃避主义。但在当时，从上百个邦国中选一个适宜居住的地方，是很正常的趋利避害行为。
言而总之，“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天下那么大，处处是我家”，游侠的心灵是自由的，他们不是因为快饿死了，被迫逃离主流社会。“游”对于游侠来说只是一种选择，一种人生态度，而非是一种无奈的逃亡。先秦时代背景的不同，造成了游侠在整体上与游民的不同。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游侠文化最为灿烂的时代。用张宏杰先生的话说，此时的中国是“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侠人义士们救危扶困，济人不赡；知恩必报，一诺千金。”太史公评价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游侠社会的形成原因有二，一是社会尚武，风气质朴。《诗经·秦风》记载“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淮安子·主术训》记载“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尚武精神的流行，使勇敢成美德，怯懦为人不耻。除此之外，“义”不仅是儒家所提倡的社会美德，更成为不少游侠的人生信条。
游侠受社会尊重，不愁吃喝，所以更在乎人格平等与道义。“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客惭,自刭。”
孟尝君养客三千，待遇不分贵贱一律与自己相同。一次他和门客们吃饭。有一个人在暗处，看不清自己盘子里是什么，以为自己吃的跟别人不一样。结果一怒之下起身就走。孟尝君只能亲自过去，端着自己的盘子给食客看。这位游侠看完，顿感羞愧，就直接拔出宝剑自杀了。
晋国的豫让，他最早给范氏做家臣，后来又给中行氏做家臣，都默默无闻。直到投奔智伯门下，才受到重用。后来三家分晋，智伯为赵襄子所杀，头骨被做成酒杯。豫让发誓要为智伯报仇，他不惜用漆涂抹全身，让皮肤溃烂以易容，也不惜吞碳让声音沙哑。最终他刺杀赵襄子未遂自杀，留下了“士为知己者”的千古名言。
游侠们性格直率，有恩必报，有仇必还。荆轲为太子丹刺秦，聂政为严仲子杀侠累，专诸、要离等等例子数不胜数，他们为报知遇之恩，付出生命代价也在所不辞。所谓“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鲁迅先生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终极目的的，他们不怕死，慷慨赴死，正因为他们看中的是比生死更加重要的道义。
晋国君荒淫无道，相国赵盾屡屡劝谏不听，反而遭到了厌恶。屠岸贾派出鉏鸒刺杀赵盾。这个刺客却不忍心刺杀忠臣，他认为“刺杀忠臣，则为不义；受君命而弃之，则为不信。不信不义，何以立于天地之间哉？”于是拍了赵府的门说：“我，鉏鸒也，宁违君命，不忍杀忠臣，我今自杀！恐有后来者，相国谨防之！”游侠不仅讲究人与人之间的“义气”，也在乎更高层面的正义与道义。
秦灭六国后，为贯彻“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的法家理念。“隳名城，杀豪杰”，破坏了侠客可以寄托的社会环境。“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没收了游侠赖以生存的武器。
出身游侠的刘邦代秦建汉后，开启郡国并行，使得游侠社会有所恢复。但到了汉武帝时期，游侠社会却彻底消亡，反不如秦。
张良听后不以为然，说“天下的游士抛妻弃子，背井离乡，无不期盼胜利后获得尺寸的分封，陛下恢复六国，游士们自然一哄而散，各归其主，陛下还靠谁取得天下？”
湛旭彬先生对此分析很精辟。“张良的话既点明了汉立国的基础是游士（游侠），也道出了以游士为立国基础的严重弊端：游士是依附于诸侯的流动资源，其流动性与自主性，与君主集权体制天然对立。”
因此，热衷于加强集权的汉武帝自然容不下游侠。大侠郭解被杀就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皇权的一大障碍被扫除，中国的游侠文化也开始发生畸变，后来无论是《三侠五义》中畏官如鼠的“侠”，还是《水浒传》里滥杀无辜的“好汉”，其本质都不再是游侠，而是游民。原因很简单，先秦的侠是求死，“舍生取义”，连死都不怕，还怕朝廷吗？后来的游民是求生，揭竿而起无非是因为活不下去了才“逼上梁山”。
两千年秦制，在基因层面把高贵骄傲的人群清除的干干净净，一代代的筛选培养，只留下温和的顺民，至于游民，不过是“兔子急了还咬人”的生物本能。秦制像人类培育良种家畜，经济效益最好的品种得到了最大规模的繁殖。
最后我们说《征服》，这是一部很值得分析的电视剧。剧中的主人公刘华强是一个典型的流民形象。他来无影去无踪，脱离主流社会，数次作案成功。纵观剧情，他是在求生，而非求死。刘华强讲的是游民的“义气”，而不是侠客的正义。
其实，《征服》已经借主角之口表达了千百年来游民的心声，“在这种社会里面，像我们这种没权没势的人家，靠什么？能靠什么呢？只能靠拳头和刀！”。决定天下有多少游民的不是李自成，不是黄巢，而是社会是否公平，百姓能否安居乐业。如果真的生活美满，鬼才愿意亡命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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