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史料文献出版如何“竭泽而渔”？
——我的大型文献出版之路
耿相新
史料不仅是研究工具，同时也是研究对象。因此，史学出版一直存在两条路线：研究著作和史料文献。基于这个朴素的认知，我所策划和实施的史学出版项目全部以此为编辑方针。
1981年，在纪念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时，启功先生以“信有师生同父子”的感恩之情回忆了他的恩师，流于启先生笔端的那些点点滴滴的教诲，至今读来仍让我动容不已。尤其是“竭泽而渔地搜集材料”一节，让我受用一生。启先生说，“老师研究某一个问题，特别是作历史考证，最重视占有材料”，“他自己常说，在准备材料阶段，要‘竭泽而渔’，意思即是要不漏掉每一条材料”。大学期间，我有幸聆听过启先生三次讲座，并师从刘乃和先生学习历史文献学两年，因此，“竭泽而渔”的治学方法可谓遗传有自。1985年毕业后入职出版业，我将陈垣先生的治学思想移植于出版思维，四十年间，无论策划任何选题和出版任何类别书籍，我都奉“竭泽而渔”为圭臬，在文献出版方面，尤为如此。
同样受师门影响的另一条认知是对历史学和出版实践的理解。我逐步认识到，历史是在时间概念下研究自然和社会的变化与差异。有西方学者说，历史学是一种对“被称为材料”的痕迹的认知。历史学家傅斯年曾反复说“史学即是史料学”。可见，史料不仅是研究工具，同时也是研究对象。因此，史学出版一直存在两条路线：研究著作和史料文献。基于这个朴素的认知，我所策划和实施的史学出版项目全部以此为编辑方针。
如何“竭泽而渔”地出版某一领域的史料文献？这是一个逼迫我不断学习和思索的动力。2001年初，我任大象出版社总编辑后，如何平衡教育出版和学术出版立即成为一个难题。事实上，围绕如何从困境中突围，我曾尝试了多条路径。在我先后任总编辑和社长的11年间，我策划了多条学术出版生产线。如学术辑刊群，我策划了《新史学》《新哲学》《新文学》辑刊，又吸引了《新原道》《炎黄文化研究》《教育世纪文丛》辑刊加盟；先后策划了“大象学术书坊”“大象学术译丛”“大象考古书系”“文字中国”系列、《中国汉字文物大系》等；主持出版《全宋笔记》《中国传统工艺全集》、“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海外汉学研究丛书”等。而我个人认为成效显著的学术出版成果则是10余套大型史料文献出版工程，这些项目凝聚了我的学术思考，也是我信奉的“竭泽而渔”治学方法在出版实践方面的回响。
选定以大型史料文献出版作为未来发展方向还得益于2002年8月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批准启动。清史编纂委员会下设的文献组由陈桦教授负责，文献组的成员有张研教授和孙燕京教授等，我与三位教授师出同门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合作出版“新潮文史书系”，十几年来出版了多套有影响的丛书。2003年7月20日，张研大姐来电话特别告知我清代文献项目考察的进展情况，其中包括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清代家谱集成及清华大学藏清代缙绅录等重大项目，我听后十分震动，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当即表示大象出版社愿意承担文献组的任何重大出版项目。随后，我第一时间飞到北京拜访张研大姐和文献组的各位先生，迅速达成了共识，文献组同意我们先承担《清代缙绅录集成》项目。此项目的主编是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的冯立昇先生，冯先生的深厚学养和谦和敦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项目合作十分顺利。《清代缙绅录集成》是我在大象出版社开创的第一个大型文献出版项目，被列入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项目，2008年出版，16开，共95册。其后，由我代表大象出版社和清史编纂委员会签约的大型文献出版项目还有：《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此书被列为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共415册，已出版第一辑103册、第二辑172册、第三辑140册；《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共300册，已出版第一辑44册、第二辑22册。
在与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组的密切交流中，我日益认识到史料文献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而从出版的视角看，我顿悟到大型史料文献项目不仅具有长久的学术生命力和独特价值，而且还能够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在中小学教材研发基本告一段落后，我遂将精力移向学术出版。2003年8月，我首先与王世襄先生签了一份《清代匠作则例》（4册）的合同，接着开始到国家图书馆考察历代地图和明清方志，但我花费精力最多的则是研究民国书籍与期刊。对于选题策划，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即如果想出版某一领域的书籍，自己首先要成为这一领域的观察家或者研究专家。当时，以往历史文献学的学术训练大大助力了我对民国书籍史的研究，我购买了包括《民国时期总书目》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书目类书籍，并对这批资料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和对比研究。我发现此一时期的“基础史料”尚缺乏系统的整理，大量的“稀见史料”未见公布，而现存的史料文献实物已经十分罕见并已不具备借阅条件，一触即碎。在此背景下，我以“竭泽而渔”的材料观为指导，决定出版一套大型的超越前人的《民国史料丛刊》。2005年盛夏的一天，我坐在张研大姐办公室的窗台上，将这一大胆想法告诉她并请她来担任主编，她笑了笑，爽朗地答应了，但她提出邀请孙燕京大姐与她一起主编，对此，我当然求之不得。这套32开1128册的《民国史料丛刊》2009年出版后，在清史所一直流传着一个趣闻，说是大象出版社的耿相新总编辑敢想，张研老师敢干。在此，我还必须提到一位朋友欧剑，欧剑总编辑所在的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引进了国内第一条数字印刷生产线，我在董铁鹰社长的引领下参观之后，遂请求能否按需印刷这套《民国史料丛刊》，董社长和欧剑总编辑当即表示，即便是克服精装的重重困难也要高质量完成承印。事后我才知道，这套书是国内按需印刷技术生产的第一次大规模应用，换句话说，这套书在国内数字印刷史上具有规模化的首印地位。此套书出版后，在国内外大学、研究机构及图书馆界产生了很大反响，出口的套数占到了全部销售的1/9，被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等机构购藏。积累了操作大型文献出版项目的经验后，大象出版社又陆续出版了《民国史料丛刊续编》（1140册）、《民国教育史料丛刊》（1120册）、《民国艺术史料丛编》（436册）、《中国抗日战争史料丛刊》（1037册）。这些项目构成了大象出版社的重大出版工程群主干，同时也成为中国学术“走出去”的重要力量。
实施重大出版项目犹如大兵团作战，不仅需要一个总负责人做最后的决策者，还需要各环节的具体操作单元有效有序配合。通过主持实施几个重大项目，我摸索和总结出了一些出版规律和技巧。如史料文献类选题选定要在全球史视野里体现中国学术特色，要以细分专题为方向，所收专题内容要尽可能“一网打尽”，内容编纂体例要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实用性；大型史料文献项目的策划和规划要与国家“五年”规划、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国家出版基金、古籍整理出版基金等接轨，充分体现国家价值导向，回应重大关切和学术热点；在出版环节上要密切关注数字出版技术的发展，要充分利用数字印刷技术、数据库技术、智能编校技术、融媒出版技术，探索按需印刷、按需出版新模式。
2011年9月我调任上市公司大地传媒总编辑，并于2015年底兼任河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2020年初任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在此期间我还独立策划、主持和实施了一系列的大型史料文献出版项目，如《历代全集丛刊》（13种93册）、“民国专题史丛书”（325种）、《中国近代文献丛刊》（诗歌卷、散文卷、戏剧卷、小说卷400册）、《中国地方志分类史料丛刊》（1663册）、《玄奘全集》（53册）等。值得欣慰的是，无一例外，这些大型史料文献出版物，也都数量不一地入藏海外的大学图书馆。
时代造就出版，出版回馈时代。因为数字印刷技术，大型史料文献得以登上出版舞台。因为大学时代文献学研读的梦想未能实现，由此自我激励以出版大型史料文献为志业。因为甘愿做学术的垫脚石，我回馈了些许我在场的这个时代。回望40年，我要感谢我的恩师和时代给予我的恩赐。
（作者系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原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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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文艺报》2025年2月17日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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