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央发布《关于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若干意见》，指出乡村治理数字化是形式主义问题在数字化背景下的变异翻新。
2.泰村村支书陈书记表示，手机上的政务APP和小程序越多，他离村民就越远，认为这些APP和小程序很多都是摆花架子，与村民无关。
3.然而，泰村村民认为村里的微信群聊在数字治理方面具有实际作用，村干部通过微信群收发消息、下达通知，村民们也在群里反映意见和诉求。
4.为此，优化数字化治理需要做到“三化一改”：简化、整合化、高效化，改变数字形式主义繁琐、冗杂、无用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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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18日中央发布了《关于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若干意见》（下面简称“意见”）。“意见”指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是形式主义问题在数字化背景下的变异翻新，也是加重基层负担的主要表现之一。
乡村治理是基层治理中的基层，具有兜底性基础意义。基层数字治理化大约是近五年的新口号、新风潮、新热点，所谓乡村治理数字化也应运而生。乡村治理中的村务管理工作主要由村干部承担，村干部们自然也要被“数字化”。村干部作为“干部”是特殊的，虽然他们在村里担任管理职能，但并非政府正式官员，在行政科层上没有正式级别，在这个意义上，“村官”不是官。但村干部具有一个其他政府官员都不具有的特点和优点：与村民共同生活在村庄里，和村民结成熟人社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能够与农民打成一片。村干部在这一属性特质方面决定了他们具有贯彻群众路线的天然优势，能够深入群众，与农民面对面打交道；这是乡镇一级官员都难以做到的。但在近期调研中，泰村（化名）的村支书（以下化名“陈书记”）却直言：“我手机上的政务APP越多，我离村民就越远。”
陈书记是刚上任四年的一位“80后”年轻书记，大学学历，之前在城市里闯荡过。陈书记刚上任的时候立志为村民做些实事、好事，赢得村民的认可，留个好名声，为自己和家庭争光。但上任后，治村的各种困难、挑战就迎面而来，其中一个十分令他头疼的事就是所谓数字化治理带来的负累。陈书记表示：“我现在手机里下载、使用的各种政务APP、小程序已经高达10多个，各种各样的村务党务微信群聊也差不多有1、20个。它们名目繁多，功能迥异，有学习类的、监督类的、反贪类的，还有些是针对环保、河长制等设计的专门APP、小程序。这些APP和小程序很多都有打卡、签到的需要，有时还要拍完照上传到上面，完成‘工作留痕’的任务。这就需要在一个个APP、小程序、群聊之间来回切换，完成五花八门的各种要求，好交差。但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实际用处，都是摆花架子，和村民没什么关系，而只是给上面领导看。至于领导们看不看，这个就不清楚了，但是下达的要求我们还是得照做。动不动就要搞这些，耽误时间不说，也感觉不到有什么用处。”
陈书记的困扰并非个例，而是具有相对普遍性。基层治理数字化的初衷原本是提高基层治理效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帮群众解决问题。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种初衷往往与基层治理的实际需要脱节，将生动、真实、复杂的广大基层社会异化为虚拟的场景，造成基层治理的悬浮化、形式化、疏离化。这是一大治理悖论。如此一来，基层干部从面对面地与群众打交道，转变为关起门来把玩手机、盯着屏幕、疲于应付各种数字平台，逐渐与群众疏远，衍生“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泰村村民也纳闷：近年来村干部为什么总是要我们下载、登录各种APP、小程序，很多老人因为不熟悉智能设备，对此更一窍不通，认为这是在做无用功。陈书记现在有种“瞎忙活”的负面情绪。一方面，使用各种平台要分散、挤占村干部的时间和精力，徒增忙碌感和倦怠感。另一方面，更为严重的一点是，村干部的这种“数字办公”往往是无效的，与村民无法形成直接关联，也很难被村民理解。
据村民所说，泰村在数字治理方面存在流于形式的负面现象，最有用的不是各种特地设计的APP、小程序，反而是村里的微信群聊。泰村所谓数字治理的平台主要是最基础的微信群，村干部用来收发消息、下达通知，村民们有时候也会在群里反映意见和诉求，很多村里的事都在群里商量。泰村的多数村民（尤其是每个家庭的户主）都加入了各自自然村的大群，村干部也在其中。至于村干部号召村民下载一系列APP，村民响应情况则不佳。有位40多岁的村民表示：“这些都没有什么用处，我也不会用，用不惯，搞个微信群收发一下村里的信息就行了。”
优化数字化治理需要做到“三化一改”：简化、整合化、高效化，改变数字形式主义繁琐、冗杂、无用之风。具体来说，“三化一改”就是要精简数字治理平台的数量和操作难度，将众多功能需要尽量整合在一个或少数几个平台，发挥其应有的实际作用。例如，微信和支付宝在功能整合方面就是一个标杆，人们可以在一个平台上满足多种需要，而且简单易学。但当今数字治理平台往往遍地开花，形成很强的区域差别，难以普及、互通。各地区往往有各种各样巧立名目的线上平台，不同平台的适用范围往往局限于某个地区，即使是功能相近的不同地区平台也无法实现互通。有用、高效的平台设计出来是要更好地老百姓提供服务，解决问题，满足需求，而不是一味地为难基层干部，让他们做无用功。以有些监督类的平台为例，它们的设计初衷是好的：怕干部不干事，所以要求他们工作留痕，签到、打卡、拍照上传。但事实上，真干事与装样子是要经受人民的考验和体察，在区区虚拟平台上是分辨不出来的。很多动歪心思的干部反倒因此“钻空子”，在数字平台上装样子，大搞形式主义作秀。
数字化治理是一个趋势，作为新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很多问题，需要被解决。但无论如何，大道至简，数字化治理的应然使命和发展要求在于简化治理过程、应对治理难题、提高治理效能，是要“做减法”；而非做加法，以至于为基层干部徒增负担，助长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