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潮汕，一场游神活动是如何在村庄中被组织起来的？

 在潮汕，一场游神活动是如何在村庄中被组织起来的？ 

陈媛 |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笔者的家乡在潮汕地区一宗族性极强的单姓村，村庄人口五千余人。元宵游神是每年村里最热闹的民俗活动，即锣鼓队把神明从宫庙里请出来，在村里巡游，并接受各个宗祠的民众香火膜拜，祈求来年合境平安，风调雨顺。这样一场大型民俗活动的举办是特别能体现一个村庄的自组织肌理的。

谁来组织？作为“乡里老大”的老人组

潮汕传统村庄中通常都会设置一个老人组，村里人称为“乡里老大”。我们村的老人组由12个德高望重、有一定文化水平并且热心参与公共事务的老人组成，设置有两个组长，组长的社会评价和社会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老人组的权威性。在我们村，老人组除了参与村里部分矛盾纠纷的调解和为村庄公共建设建言献策外，最核心的功能是要管理好村庙宗祠并组织起村里的各项民俗活动，游神赛会是其中最重大的一项。

图为参与游神队伍巡游的部分老人，在祠堂外休息 

大致在春节前两个月，老人组就会开始同村两委商讨游神赛会的各项事宜，包括仪式流程、参与人员配置、锣鼓队训练、服装服饰制定、资金预算等。全程由老人组负责组织统筹，村干部协助开展。

老人组在村里的声望，以及该组织自身的稳固性，直接决定了这场民俗活动能不能办好。笔者家乡的老人组跟村委会配合得很好，也很受村民敬重，所以每年游神都开展得比较顺利。但这几年听闻越来越多村子的老人组地位受到了动摇，影响了游神活动的举办。像隔壁B村，去年老人组组长去世之后，一直没有人愿意接任，因此整个老人组处于无组织状态，今年的游神活动也就不了了之了。还有镇上海外华侨最多、最富有的C村，前两年也差点组织不起来。据村民们说是老人组“吞钱”，村里流传着一句口头禅，“不要添香油钱了，添油就好。”在村里，每逢初一、十五或者传统节日村民去庙里拜神都会“题钱”，越大的节日题的钱越多，乡贤也会以这样的方式为村庄捐一笔不小的钱，这些钱由老人组管理，用于村庙管理和民俗仪式开支，比如游神、请剧团唱戏等。自从C村的老人组不被信任之后，大家都不太乐意题钱了，乡贤也不再捐大笔的款项，所以像游神这样的大型公共活动就运行不起来了。村民对此意见很大，于是今年村里一群年轻的乡贤接手了老人组手中资金管理的职能，在微信群中即时公开村庄中村民自发捐赠的用于民俗活动的款项和支出情况。听说今年C村村民捐赠的款项有近三十万，游神仪式也空前盛大。在C村的这种相对松散、非制度化的组织方式中，年轻的商业精英或者政治精英也间接参与了村庄治理。一个以德治为核心的传统民间组织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很多挑战，村庄社会的普遍信任始终是公共活动运转的基础。

如何动员？老人组、房头、村委会的配合 

图为游神队伍 

游神队伍有两百多米长，参与人数多达三百余人。游神队伍中除了老人组自己组成的方阵外，主要还有四个部分，敲锣打鼓的、扛锦旗的、挑花篮的、推神像的。那这么多参与人员是如何被动员起来的呢？

推神像的这四十个青壮年由老人组统筹后将名额要求指派给各个房头，村里有十八个房头，每个房头推选出两三个人。房头是一个拥有共同祖先的大家族，以享有同一宗祠为标志。每个房头有自己的理事会，大多都是老人。像我们家所在的房头有七十多户、三百多人，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七代了。理事会主要有三个人，一个主要负责人和一个会计、一个出纳，碰到较大的账目进出，还会有另外的几个代表参加。如今房头主要负责组织平时宗族里的各种祭祖活动和红白事，没有特定的通知发布渠道，打几个电话就能把人集齐，组织成本很低，大家也不太计较个体利益。

接到老人组的通知之后，房头理事会就要集中商议如何安排这些推神像的名额。一般情况下，前一年新婚、添丁的男青年都要参加，如果不在村也可以让自己的父亲或者兄弟顶替。如果人数太多安排不下的话就自动把部分人顺延到下一年。这两年最大的变化是，有的房头一视同仁地要求家里增添新成员的家户参与到这个仪式中。隔壁D村也是同样的做法，由每个房头出人，但跟我们村不同的是，他们的神像还是用扛的，最大最重的一尊神像会指定给人口最庞大的房头，由每个房头自行决定出多少个人来扛。D村还有一个人口比较少的房头，不一定每年都有结婚生子的人家，因此采用的是每户轮流的形式，每年由一户人家负责扛神像。

按照惯例，参加敲锣打鼓的文艺表演队伍是需要提前一个月报名的，老人组会在年前组织一两周的训练。往年村里敲锣的都是十几岁的女孩子，但现在村里很多孩子初中开始就进城读书了，这个群体流动性极大，一般只能参加一两年。老人组说每年学锣都要费很大劲，服饰定制成本也比较高，去年开始决定组织一批长期在村的妇女来敲锣，然后可以把这些人员长期固定下来。一开始老人组从熟人开始动员，然后村干部的家属也一定要带头先上，最初叫到了十来个人就开始集中学习了。每天吃过晚饭，在村里的各个角落就能听到在戏台传来的锣鼓声，前来围观的人很多。村干部说，一开始动员的时候有一些人觉得很害羞很尴尬，但后来看到大家每天嘻嘻哈哈热热闹闹的，也很乐意来参与了，一周之后，学锣鼓的就有28个人了。游神结束后，这些人彼此之间还有很多往来，妇女节还组织过一次团建。在这个转变中，村庄妇女更多参与到了村庄的公共生活中，也让外来的女性融入了地方和社群。 

图为在村里戏台学锣鼓的妇女们 

图为游神队伍中敲锣的妇女们 

扛锦旗和挑花篮的方阵往年是由村里的孩子自主报名参加的，从五六岁到二十五六岁都有。但印象很深的是去年一直到正月初十老人组还在四处动员孩子们参加，一直没有招满人。在笔者的记忆里，以往参加游神的机会都是“抢”来的，对村庄的小孩来说，能以这样的方式参与公共活动，是特别光荣的。老人组找到村小的老师帮忙动员，学校也不乐意，说上级一再强调学生的安全问题，如果以学校的名义去动员，怕是要有一些麻烦。表弟去年报了名去扛锦旗，他那个旗需要两个人配合，老人组让他帮忙找个同龄的搭档。他找遍了七八个同学还是没有人愿意去，他告诉我，很多人给出的理由是“钱太少了”（游神结束后老人组会给每个参加的孩子红包），物质上的考量也开始左右孩子们是否参与游神的选择。于是为了避免出现像上一年一样的尴尬局面，今年老人组决定一并把扛锦旗、挑花篮的人员分配给各个房头。房头理事的人想到合适的人选会直接上门说一声，在村民的观念中，孩子能参加游神活动是件好事，神明也能保佑孩子平安健康，因此家长也会尽全力动员自家孩子参与。

村民在祠堂内参拜 

村民在祠堂外等待游神队伍到来 

元宵这天的游神仪式在当地也称“站茶”，“茶点”即摆放有供品的祭祀点，这些茶点多以宗族祠堂、古寨为单位，也有后来随着村民逐渐移居到镇区而形成的一些小型社区点，所以大多数人家所属的“茶点”有两个，一个是宗族为单位的，一个是以居住点为单位的。这一天游神队伍要按照从村头到村尾的逆时针顺序，依次经过全村20个“茶点”，属于这个“茶点”的村民会等待神明驻下，伴随着锣鼓声参拜，祈求合境平安。老人组会提前和各个茶点的负责人沟通好到点的时间和走位流程。

在祠堂的“茶点”一般是一个房头，有自己的理事会，平时也会有很多以房头为单位的活动。但以聚居区为单位的“茶点”是一个围绕游神活动临时组织起来的祭祀点，没有传统的组织基础，需要协商好轮流负责或者有人主动站出来负责。今年听说镇区撤掉了两个点，就是因为没有人愿意来负责这个事情了，村民们在议论说，以前大家都很乐意为这些公事出力，特别是老人，但现在年轻人好像都怕麻烦，互相推脱，这样下去，很多事情要办不起来了。

元宵这天，为了确保游神活动的顺利进行和参与者的安全，村委会和村里的治安大队都要出来负责交通管制和人员疏导，维持现场秩序，确保游神队伍能够顺利安全有秩序地前行。能感受到每个村民也都在有意识地共同维护好秩序，就算开摩托车也会主动绕行，因为破坏游神秩序被认为是不吉利的，会受到神明的谴责，而且在村庄的熟人社会中，个体对于集体利益的损害也会遭到村民的非议和排斥。

资金从哪来？信仰与公共价值

游神活动作为一个规模浩大的传统仪式，通常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来举办，而且游神的热烈程度与经费的多少有直接关系。游神开销主要有三大笔，以今年为例，更换锦旗、车轮和服饰花了八万多，给参与游神的人分发红包支出三万多，锣鼓班训练十个晚上每个晚上每人误工补贴二十块钱以及请锣鼓教练支出近三万，其他支出不算，单这三笔账就十几万了。

这笔开销由老人组全数负责，那么资金从哪里来呢？老人组为村庄获得的公共收入有其中一笔来自村庙中村民“添香油”的钱，每逢传统节日大多数村民去庙里祭拜会往功德箱中放入数额不等的红包，通常是12-60块钱，有娶妻生子或是升学、升官等喜事的人家都会多献一些钱“还愿”，这些是没有强制性要求的，属于匿名捐赠，但村民都非常自觉地支出，认为这是一种积功德的行为。

另外有大型活动时比如逢元宵游神村民在村庙里捐赠的数额会更大，通常一户人家是60-200块不等，自愿捐赠，老人组会将名字和数额记录在红纸上在村庙门口公开，称为“喜添香油芳名榜”。也有一些乡贤会有一些专项捐赠，比如今年公示栏上就写着某乡贤捐赠了三万元资助锣鼓队的培训和服装花费。如果经费不足，老人组还会向村内企业或者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个体发出捐赠邀请。

而至于各个茶点的祭祀经费，则由属于该茶点的村民通过众筹乐捐的方式集资。一户人家会出200-500元，用于布置祭祀点的场地、购买贡品和鞭炮烟花等，并且会将每户人家所题的钱数以及这次活动的收支总情况在祠堂门口公示。在元宵这一天，各个茶点尤其是以房头为单位的茶点之间存在一种隐性竞争，哪个点布置得更好，烟花打得更多，也就象征着这个房头的子孙后代更发达更兴旺。

图为房头内的收支公示 

以前我们村只有白天游神，最近几年晚上也会继续游行，因为“茶点”变多了，新增的点包括了工厂、餐厅、企业等，这在以前传统村庄的活动中是不曾见过的。按照传统，每个“茶点”都要给老人组一个大额红包，几百到几千都有，而据老人组说，这些新“茶点”每年给村庄“题”的钱都是最高额的，因此神明停驻和敲锣打鼓的时间也很长。外乡人也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村庄公共价值的认可，在地方立足。

每年游神结束后，村庄的公共资金总会有部分结余，或者说，要有意识地剩余一些，这些资金除了用于其他公共活动的开展，还投入到庙宇、宗祠的改建提升和日常维护中，以确保传统文化的延续发展。 

一个村庄的游神活动，是民俗文化的表达，也隐含着现代社会的流动与变迁，更是呈现着乡村社会强大的自组织能力与以共同信仰和普遍信任为根基公共精神，这是宗族性村庄强大的内聚力和生命力。同时，在老人组和房头这样的非正式组织中，老人始终是村庄中很重要的角色，他们是祠堂和村庙的管理者，是民俗活动的组织者，是宗族中祭拜仪式的主持者，老人们在这样的公共活动中拥有绝对权威的，备受敬重，也在“公”的身份中获得个体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