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压力下的县中家庭：请抛开对孩子的责难，并给予理解与包容

文 / 梁佳润 ｜ 辽宁大学

让我们先来想象一个情景：

在一条汹涌的河流之上，横跨着一条孤零零的独木桥，桥面狭窄只能容下二三人并行通过。而在桥的两端，却是拥挤的人潮。在桥的起点，一群人呼拥而上。他们之中，有的人充满了激情与毅力，拼命的向前挤。有的人身不由己，不情愿地被推走。有的人望着被甩在身后的落后者们，露出侥幸的苦笑。有的人拼尽全力，却挪不动丝毫。但幸运的是，这些人都还在桥上，他们望得见对岸还在等候着他们的家人。

可狭窄的独木桥怎能容纳那么多人过桥呢？随着第一个人，第二个人过桥，接而出现了第一个，第二个被挤下桥并掉入河流的人。过桥的人越来越多，掉下桥的人也越来越多，过桥的人成为少数，掉下桥的人成为多数。成功过桥的少数者们对落水者施以嘲笑。还未过桥的人们，许愿着自己不要落入与落水者同样的境地。而那些在岸边等候落水者的人们，却也同样对他们投向失望与埋怨的目光。

那份不被他人理解，受人嘲笑，拼尽全力却仍被挤下桥的滋味，只能由落水者自己所默默承受。

一、序言

又是一期长假，笔者回到家乡重操起了老本行。笔者的家乡是一个较为发达的小县城。尽管相对较高的GDP算是这座县城的一个亮点，但处于这座县城中的初高中教育，却没什么“特色”可言。这座县城里的每一个初高中生都遨游于题海之中，在每天接近15小时的在校时间与老师父母的高强度监管下迎接中高考的到来。笔者作为其中的一份子，对于那六年岁月既怀念，又疑虑。笔者疑虑的是，对于身处县中的我们，这样的初高中教育真的是最好的安排吗？这个问题很大，但笔者还是借着每个长假给初高中生做家教的机会，去了解在校学生和家长、老师的情况与看法，以期一个能让笔者自己信服的结论。在这里，笔者选择截取其中一个片面来进行叙述，以期描绘在教育压力下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矛盾。

二、愈发难行的独木桥

首先笔者须对本县的初高中生的学习生活进行介绍。本县的初中具有早午晚自习，早上大约六点半到校，晚上大约六点离校。自早到晚非特殊情况不准离校，午饭在学校食堂解决。学生每日在校时间达十一到十二小时。在校期间，禁止携带任何与课本、教辅无关的物品（包括未在语文中考范围所指定的经典书目）。学生晚上回家吃完晚饭后，普遍在七点钟开始写作业，初一学生大约在九点半左右完成学校所布置的作业，初二及初三学生普遍在十一点左右完成学校所布置的作业。对于初二及初三的学生，由于作业量较多，早上到校时间较早，每日平均睡眠仅有六小时到七小时，且早饭难以保证，据笔者了解大多数学生没有时间吃早饭，往往是偷偷带零食在课上吃，或饿着肚子直到中午食堂饭点。

教育局虽然规定周六周天初中学生不得到校上课，但这并不意味着假期与休憩。绝大多数学生须上由本班各科老师组织的补习班，俗称“小班”。一节课收费在80到100之间，学生们根据科目的不同，须上三节到五节课，每节课一个班到两个小时，且是多人集中上课。虽然这种在校老师收费补课的活动是本县教育局所禁止的。但由于本县的财政问题，在校老师很难如期收到学校开的薪水，因此一定程度上默许了这种学校及教师的“自救行为”，却也助长了课时费的飙升。大多数学生在上完在校老师的课后，往往还需上各类教育机构、私授老师的课，课时费更高。起码在笔者的调研对象之中，大家即便是在周六周天也须维持如周一周二般的作息时间，只不过要额外花很多钱罢了。

本县的高中凭中考分数升学，存在一个公立的省级示范中学，数个普通的公立高中及零星的私立高中。高中之间的区分度很高。如，在唯一的省级示范中学中，理科高考每年达600分以上就可有将近120人，而仅次于其的第二所公立高中每年仅有2到3人，这也体现了我县的中考压力非同小可。

本县的高中因校车通勤安排，入校及离校时间虽有差别但并不太大。高中虽然普遍要求六点四十之前到校，但六点出头班车便到站来接了。笔者高中晚上九点二十放学，从入校到放学期间不允许离校，早中晚饭可在食堂解决，每日在校时间可达15个小时。其他基本情况均与“如今”的初中生类似。不同的是，高中生每周六一整天及周天半天都须在学校补课，补课费由学校统一收取，以填补学校财政。也就是说，高中生每个月除法定节假日外，是不存在所谓“假期”的，也就是具有每个月大约27天（周日除外）每天15小时的在校时间。另外一点不同的是，高中的校纪管理要比初中严格的多，例如，自习课手里没拿笔，桌上没摆书，闭眼都要算做违纪，要做扣分处理。存在个别严格的班主任根据扣分对学生轻微体罚（打手板）的情况。走读生普遍晚上十二点入睡，早上五点半起床。凌晨一两点、甚至三四点才入睡的情况并不罕见。尽管有午休，但学生的每日休息时间普遍不到六个小时。

类似于“不好好学习，没有个好学历，找不着好工作，你这辈子就完了”或者“奋斗三年，幸福一生”的标语，它们并不科学，而且也不被天天接触他们的在校学生所相信。笔者基于“你真的认为学习能够使你的未来更好吗？”这一问题，采访了一定数量的初中生与高中生。结果是，不论是优绩学生或是劣绩学生，初中生或是高中生，家境贫寒或是家境优渥，大家都表明了统一的消极态度。在这里举一个代表性的例子，一名家境贫寒的优绩学生说：“够呛，但学了总比不学强吧？况且管他是什么学校毕业，不都是给人打工吗？一个月拿个几千块钱混吃等死。”在问完这个问题后，我又追问“既然这样，那你为什么还学的这么努力，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呢？”他说：“我每天都关在学校里，不学习还能做什么呢？况且我分高也不是因为我努力，而是我智商比较高而已，考不过我却比我努力的人多着呢。”

大多数学生没有能力去考证一份不高不低的学历对于自己的未来到底有多少改变，但在所身处的环境下，能做的也只有学习与考试。不论愿意或不愿意，在高强度的监管下，有限的选择就摆在那里。

三、独木桥下的理解隔阂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都学的这么努力了，爸爸妈妈还说我不学习，还说我是废物。”这是一名学生对笔者的提问。

“花了我那么多钱，最后就考这点分，对得起我们的付出吗？”这是他的家长对笔者的回应。而这两句对话，足以概括大多数父母与孩子间的争吵与眼泪。

经过上文的介绍，我们可以想象，哪怕是一个不愿学习的学生，要在学校坐满十二甚至十五个小时，也要承受不一般的压力，更别说那些正在竭尽全力的学生们了。可大多数学生在题海与监管下苦撑十五个小时后，回到家中迎来的并不是父母的理解与宽慰，而是失望与责骂。而这背后的原因可能不仅仅在于教育方式的差异，也在于难以相互理解的困境。

父母与孩子间的交流在孩子升入初/高中后急剧减少。孩子在校时间太长使其难有交流的机会是其中一个原因，例如，一个高中生的父亲每天八点上班，晚上九点入睡，因此他每周只有在孩子周天那半天的休息时间之内才能见到孩子一面，尽管他们确实共住一个屋檐下。但是，孩子对家长的抵触情绪在调研采访中要表现的更为突出。一名学生说：“父母从来不问我开不开心、喜欢什么，只会问我考多少分。他们还会说‘怎么才考这点分、怎么这都学不明白，你一天天上课都干什么了’这种话。所以他们一找我说话我就躲开。”、“我知道他们是在关心我，可谁愿意天天被他们‘教训’？在学校被老师说就够烦了，回家还得被他们说。”另一名学生说：“每次我跟我妈说我在学校有多累多累，他总是说‘哪有我累’，说我娇气偷懒，还说其他家的孩子也累，我累一点怎么了。这哪是父母该说的话？哪怕我跟我老师和同学们说他们也会来安慰我鼓励我。”、“他们又没上过高中，哪懂我有多累？跟他们说了也白说。” 这都表明，孩子对于快乐、鼓励与安抚的需求，难以从父母这里得到满足。

家长对教育压力的承担放大了他们对于孩子的期待。尽管家长们不用每天坐在一个地方长达十五个小时进行高强度的头脑风暴，却也在蒙受着他们独有的一份压力。其中最首要的就是经济问题。例如，假如一个初三的学生每周仅上“小班”而没有其他补习班的话，一个月的花销就得2000元左右。而笔者的调研对象中，家庭月收入在六千左右的居多，也就是说，最少限度的补课开销就已经占据了月收入的三分之一。大多数家长本着“宁愿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上学”的态度，承受比以往更为强烈的经济压力来把孩子送进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例如，本县初中入学是学区制。但基于历史发展原因，本县不同初中内的教师及学生质量有较大的区分度。发展程度较低的居民区域，其相应设施及学习氛围相对更差，升学率较低，甚至其中没有升入高中的学生人数占多数。因此，尽管小升初方面有严格的学区规定，但总有一些有能力的家长以更高的成本将孩子送入本不属于本学区的，且质量更高的初中。一些家长在聊起孩子每个月的教育开销时甚至抹起了眼泪。

大多数家长并没有安排孩子未来人生的能力，所以上述这些已经是大多数家长竭尽全力所能为孩子做到的全部。他们希望自己的难以承担却力所能及的付出能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理解自己的这份辛苦。尽管在父母眼中，这份理解的表现总是被局限在“成绩”这一项里。

父母对孩子的期待也造就了家长与孩子间的理解隔阂。家长总是认为孩子辜负了自己的期待，可孩子们往往真的是拼尽全力了。笔者询问家长，如果在学校学习15个小时还不算努力，那什么样才算努力呢？家长的回应往往是：如果他真的很努力，那成绩应该很好才对。这种偏见式的思维虽然是不科学的，但造就这种偏见的却是父母对孩子的爱。难以被家长承认的是，在应试教育下，努力往往是必须却并不起决定作用的那个因素。尽管拼尽全力，但由于智力或环境因素，在学习效率上的差异不得不使一些人注定成为“落水者”。可父母都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孩子在智力上落于人后，因此选择过度夸大“努力”的作用，把孩子拖入焦虑的漩涡之中，这便显得很矛盾。在这样的压力下，孩子的抵触情绪只会越积越深，那么“理解”便会变得遥不可及。

家长们大都不理解，为什么孩子为了抢夺手机和自己打的天翻地覆。殊不知，这是孩子能获得到的仅有的快乐。毕竟回到学校，没人会对一摞卷子与考试成绩笑得出来。

孩子们大都不理解，为什么家长对自己的爱好不闻不问，却天天盯着自己考了多少分。殊不知，这是家长们力所能及的爱。毕竟未来当孩子遇到了更复杂的问题时，自己已经帮不上什么忙了。

四、接受“落水”，给予理解

对岸的人施向落水者的压力，正来源于自己曾落水的那份不甘。“过桥”确实很重要，可问题是，过桥的人永远是少数，落水的人永远是多数。

在过度竞争的环境下，不论舆论怎样强调“成功”的光辉与“失败”的可怕，其结果都要以让多数失败者困于心灵阴霾的代价去换取少量成功者的光鲜亮丽。将中低层的“陪跑者”卷入与顶层“受益者”同样的负面成本下，却维持高强度的竞争以仅仅满足其顶端竞争受益者的需求，是否符合“教育”的期待？

如果对落水者的责难总是大于理解，不论其是否抱有善意的初衷，都要结出恶果。笔者希望看到，在学校里面诸如“知识改变命运”的横幅之余，能看到“失败也并不可怕”的字样。同时把更多的时间还给家庭，并教育家长如何去正确地向孩子表达自己的爱意，而不是变相的施压与责难。笔者希望看到，过度补习的乱象能得到遏制，倘若能缓解一点普通家庭的经济压力，就去缓解一点。可能父母少交的一分钱，就能变成饭桌上对孩子的一句表扬；笔者希望看到，网上补课机构对于学历焦虑的虚假、夸大宣传能得到遏制。让家长与孩子普遍落入悲观与消极之中，难以有一个轻松的家庭氛围。

在最后，笔者感谢自己的父母与老师，在笔者的求学时光中给予的理解、安抚与鼓励。即使在他们眼里我难以成为独木桥上的领跑者，但在落水后，他们相信我总能找到上岸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