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周维强
钱锺书先生《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也是我所喜欢常常翻出来重新读读的钱著之一。最早是将近四十年前在《新华文摘》上读到的。这篇文章后来又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的《七缀集》。钱先生这篇文章里对汉译者等问题作出判断，又说：朗费罗《人生颂》这首诗歌的汉语译者究竟是哪位“华国诗人”“中华达官”，这把朗费罗持有的“官老爷扇子”上面写的是一是二，“有机会访问美国而又有兴趣去察看朗费罗遗物的人很容易找到答案”。
今天又重看收在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版《钱锺书散文》里的这一篇《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第335页脚注里有一条编者注，说有位读者读了这篇文章，在朗费罗故居找到了这把诗扇，并写了发现这把诗扇的始末记。这条编者注，说是“注”，却又注得不明不白，“有位读者”——这位读者姓甚名甚？写了“发现……始末记”——“始末记”篇名是什么？这篇“始末记”的“发现”是不是能够支持钱锺书先生在这篇论文里所作的判断？“始末记”又是何时写的呢？有没有正式发表呢？所有这些问题，这条编者注都付之阙如。
我的好奇心被激了起来，多种途径检索了一下，原来“始末记”是一位法学博士HWF写的。篇名是《〈人生颂〉诗扇亲见记》，发表于1997年2月5日《光明日报》。这篇《〈人生颂〉诗扇亲见记》发表的大约5个月后，1997年7月，这部《钱锺书散文》出版。所以可以确定的是，《钱锺书散文》第335页的这条编者注，所说的“始末记”，应该指的就是这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人生颂〉诗扇亲见记》。
1996年7月HWF至哈佛法学院访问研究，趁了这个机会特意访问朗费罗故居，把那扇子看个仔细，证实了钱先生《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的判断：一、“华国诗人”“中华达官”正是董恂，“Jung Tagen”确是“Tung Tagen”之误；二、方濬卿《蕉轩随录》所引《人生颂》译文和扇子上面写的一致。HWF对照钱文、方书和诗扇，竟发现钱文的四处讹文：“扰扰红尘听鼓鼙”“已去冥鸿亦有迹”“欲问失帆谁挽救”“沙洲遗迹可追求”，方书和扇文都作“扰攘红尘听鼓鼙”“已去冥鸿犹有迹”“欲问失风谁挽救”“沙洲遗迹可探求”。HWF还探究得到钱文把郎费罗庆贺中华达官扇的宴会的时间拖后了一个月——10月30日误为11月30日。并且WHF还发现钱文失察的《郎费罗传》的一个破绽。郎费罗获赠诗扇是1865年10月，福开森1864年9月访问郎费罗又何能见？原来，福开森回忆录把他1865年10月访问郎费罗的观感与1864年9月访问的观感没有作出明显的区分，遂致《郎费罗传》的作者把福开森1865年的观感统统置于1864年项下了。这些可都不能说是无足轻重的发现啊。这些或者也可以说是给钱锺书先生研究增添了新的“义项”。
HWF在这篇《〈人生颂〉诗扇亲见记》的附记里写道：“在见到诗扇之后和查考有关文献的过程中，我曾两次写信给钱锺书先生，报告有关情况。钱先生患病住院，海外报章亦有报导。自己深恐太多打扰，不过还是很想让钱先生了解这些情况，以便在修订《七缀集》时有所参考。让我意外的是，钱先生和杨绛先生专门请栾贵明先生写来了回信，对于我的这点小成绩颇多过誉。我愿意借发表这篇小文的机会，表达一个读者对于钱、杨两先生衷心的祝福。同时，我也感谢郎费罗国家历史名胜（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National Historic Site）的工作人员尤其是馆长谢伊先生（Mr. James Shea）提供的帮助和便利。”
顺带说一下，更早一些时候，张隆溪先生1983年10月到哈佛大学深造，特意前往郎费罗故居去寻觅那把诗扇，未见踪影（见张隆溪《郎费罗的中国扇子》，载《万象》2002年2月号）。张先生怎么会找不到这把扇子呢？我们现在通过HWF的《〈人生颂〉诗扇亲见记》这篇文章，明白了原委。HWF在这篇文章里说：“本来以为，那把扇子肯定还像一百多年前英国人福开森来访时看到的那样，放置在诗人的书桌上。不料，书房看过了，其他各个房间也都看了一圈，扇子却缘吝一面。……赶忙问那位谈起跟郎费罗有关的掌故来如数家珍的导游。他略有些惊奇，说故居藏品中确有一把来自中国的扇子，但并非寻常陈列品。要看此物，须与馆长联系，择日再来。于是，又与馆长谢伊（James Shea）先生电话联系，确定日期，再次来到故居——这一次是直接来到存放档案的地下室，从藏品架底层一个大抽屉中一堆各式各样的扇子里翻检查看，终于，那把扇子由谢伊先生展示在我的面前。”让HWF更感意外的是，这把扇子居然是该故居的新发现，“馆长告诉我，多年来，他们会偶尔接到来自中国和日本的有关此扇的询问，但馆中人员惟知曾有此物，其究竟在何处，是否已经灭失，则茫然无所知。三年前，他们在清理地下室时，在一个柜子中偶然发现。他还称我是三年来第一个获见此扇的中国人，令我颇感欣庆。”1996年的“三年前”，大约是1993年了，所以张隆溪1983年的访问未能亲见这把“扇骨上有极精致的雕刻”“扇面为黄底纸饰以冷金”的书写了汉译《人生颂》的“竹骨折扇”。据钱先生文章，福开森对译诗赠扇的“华国诗人”的书法很表赞赏，说“假如他的译文能和他的书法一样好，那就真是佳作了。”HWF亲见这把诗扇，得见书法，也以为“扇面上的书法法度精严，极具功力，那样如同雕版刻印似的小楷实在不多见”。
这位法学博士HWF的这篇《〈人生颂〉诗扇亲见记》，愚以为是钱学的一段佳话，也是可以作为阅读钱先生这篇论文的一个重要的背景资料的。这篇“亲见记”，不仅印证了钱先生所下判断的正确，还对钱文有所纠误，更细心地发现了问题并作出精确的考辨。如果1997年7月出版的这部《钱锺书散文》，能够将这篇“亲见记”作为钱先生这篇论文的一个附录，或者最低限度能在编者注里明白完整地注明这位法学博士的发现，那恐怕是可以给这部《钱锺书散文》增添有益的有意味的内容了。不可解的是，为何《钱锺书散文》的编者会这么把本可以明明白白说清楚的文字，注的这么不明不白。当然，我们稍可安慰的是，总算编者还是留了一条线索，比没有留线索还是要好了一些的。
2025年1月26日修改，杭州西溪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