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城市边缘的农民工面临着污名化和身份认同的现代困境，他们在城市中辛勤工作，却无法获得应有的尊重与关怀。
2.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农民工在文化认同与社会归属中徘徊于城乡的夹缝。
3.然而，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复杂处境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也是社会矛盾的缩影。
4.要打破农民工的困境，需要制度层面的改革和观念的转变，从排斥走向包容，从工具理性回归价值理性。
5.只有这样，农民工才能真正从“城市过客”转变为“城市共建者”，实现城乡关系的共生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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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赵尚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这些乡巴佬，一个比一个愚蠢！”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城里人斥骂来城里务工的乡下人的恶语。面对如此不公的待遇，我们每个人都感到义愤填膺，事实上，若是这样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又有几个人能忍住这样的恶语不出口呢？在中国几十年的城乡变迁史中，对乡下人“土”味的蔑视早已刻在城里人的观念里。近些年来网络上流传着很多这样的恶性事件，举一个最常见的案例，就是当我们坐在地铁上，看到一位农民工大哥身着寒碜，当他坐在地铁上，周围穿着花枝招展的女孩们各个如见到什么猛兽一般捂住鼻子，躲得远远的。更有甚者，直接上前言语辱骂和肢体羞辱。我只想问，乡下人做错了什么？他们只是苦于生计，来城里赚点供家里生计、孩子上学的钱而已！记得当时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里面有一段对于城乡歧视的解释：“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么应对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费孝通，2012）在见到自己的儿子和那些所谓的“聪明”的孩子们捕蚂蚱屡扑屡失，而乡下的孩子们却反应灵敏，一扑一得之后，费先生写道：“乡下孩子在教室里认字认不过教授们的孩子，和教授们的孩子在田野里捉蚂蚱捉不过乡下孩子，在意义上是相同的。”所以说，乡下人的智力真的不及城里人吗？这当然是很值得商榷的。而作为农民工，他们自身又是如何看待自我在城市中的定位的？他们接受了污名并且将污名内化了吗？
而有关城市农民工污名化的问题，其实很早之前就已经在我心中埋下了伏笔。小时候父母都在上海打工，我也能够随他们进入城市的小学，以一个农民工子女的身份在那里生活，尽管当时还小，但我已能感受到大城市对于我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并没有太多的善意，譬如外地人不能上公办小学、不能读高中等等。而今年，我们家并没有回乡过年，而是在上海郊区的一间出租屋里吃了年夜饭，我的父母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可以说他们在外地的时间远比在家乡长，与我父母情况类似农民工并不少，甚至可以说规模庞大，他们常常居无定所，哪里有工作去哪里，在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不停奔波，披星戴月、不辞辛劳地工作，只为了能产生更多的收入。尽管工地农民工这一群体相较于城市主流群体来说属于边缘群体，但是它为一个城市的正常运转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对一个城市乃至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而这一群体的群体心理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它不仅可以让我们对这一群体产生更加深入的认知，也对城市的稳定运转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也能够以小见大地反映出现代中国城市化的发展状况以及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
假期里，我尝试以我的父亲及他在工地的工友们为基础，去探讨所谓的农民工“污名化”的现象以及他们自己的看法。在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下，外来人口进入城市里谋求生计，满足家庭更高层次的需求，已经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以我父亲所在工地为例，农民工们从外地的农村来到城市打工，他们拉开了与自身的社会支持网络的空间距离，来到一个全新的陌生的环境，构建着新的社会关系，这一过程有可能产生感情，也有可能保持冷漠。一方面我们关切这些农民工的具体生活，另一方面我们希望透视这个群体所处的结构性位置与背后的社会力量与关系的纠缠，从城乡关系的角度，我认为这些农民工作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展现了现代中国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拉扯与纠缠关系。
所谓拉扯纠缠似乎是一个空泛的概念，拉扯一词的核心展现了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与彷徨，他们一方面离开家乡来到城市投身于城市的经济生活，但在社会文化意义上却是不属于城市而属于家乡的，既保留了对家乡（农村）的认同与社会伦理关系，但对上海（大城市）缺乏归属与认同感，在他们与上海（大城市）的经济联系背后，是为自己和家乡（农村）奋斗的经济伦理。某些程度上，农民工的勤劳类似韦伯笔下的新教伦理，他们的低消费又类似节俭的传统农民，似乎是两者的混合体。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飞速发展就是这样的精神在支撑，一系列新的、现代的、高端的东西，比如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产业链、中国制造，正离不开这些人的粗糙双手。
但是，农民工大量流入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当地的公共资源使用紧张，并挤占了城镇居民的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会引发一些人的不理解和不满，进而产生排斥心理。又由于很多农民工的素质水平相对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镇居民对其排斥，这种排斥很容易便上升到歧视乃至“污名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乡村之间的二元对立决定了当今中国区域发展、城乡发展的不协调，整体发展的不充分。在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下，外来人口进入城市里谋求生计，满足家庭更高层次的需求，已经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我们如何去看待农民工这一群体，他们又如何看待自身，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但在我假期里通过对父亲及其工友们的观察与访谈，我深刻体会到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复杂处境。他们似乎心理上很难真正融入城市当中，更多的，他们似乎认为城市不过只是他赚钱实现自我人生目标以及家庭幸福的工具，而城市本身似乎也只把这些外地的农民工当成被使唤的端茶送水的仆人，那么两者之间的互动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行动以韦伯意义上的“工具理性”为指导，不足以支撑情感认同。这不仅仅是农民工个体的困境，更反映了整个社会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如何让每一个为城市发展作出贡献的人都能获得应有的尊重与关怀？
农民工群体的存在与发展，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推力，也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社会矛盾的缩影。他们在城市中挥洒汗水，筑起高楼大厦，却始终难以跨越身份与文化的无形壁垒。费孝通所言“知识问题非智力问题”，恰恰揭示了城乡差异的本质——这并非优劣之分，而是资源分配与机会不均的历史遗留。当下的农民工群体，虽在经济层面与城市紧密相连，却在文化认同与社会归属中徘徊于城乡的夹缝。他们既是被污名化的“他者”，也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要打破这一困境，不仅需要制度层面的改革——如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与户籍壁垒的消解，更需要社会观念的转变：从排斥走向包容，从工具理性回归价值理性。唯有如此，农民工才能真正从“城市过客”转变为“城市共建者”，而城乡关系也方能从“拉扯纠缠”迈向“共生共荣”。这不仅是社会公平的呼唤，更是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回答的文明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