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几个人围成一圈,朝河水的方向看去,它像镶嵌在地上的一把亮闪闪的怪刀。突出的一个沙堆,恰到好处地遮住了那个人身体的一部分。
原来,死人的身体会像一堆灰蓝色的大鹅卵石。
“是个女的。”站在我身边的大人说。“你啷个晓得的?”“男的朝下,女的朝上。”我紧了紧背包,脚下的流沙包住了我的脚踝。死去的女人和男人会有不同的姿势,这个问题对于十四岁的我来说,还是太高深了。
偷看浮尸,尤其是她的姿势,隐约让我带上了羞耻感。在长江对岸的山上,正不怀好意地漂浮着一团乌云。也许今天的路上有偏东雨。我加快了脚步,但脚如棉花,背上的书包变成了一担金色的玉米。
我保持着极限的承重姿势,脸就快贴上了沙滩。几个和我一样“起旱”的人,蝌蚪一样从我身边游过。起旱,是我们当地人的说法,就是走路。坐船,往下游叫“下水”,往上游叫“上水”;为了省钱,不坐船,走的自然是旱路,所以叫起旱。
这是1990年的一条河。
仿佛上了一点年纪,我的潜意识就会在夜里倒退,倒退,直到降临在一个少女的身体上。河堤蜿蜒柔软,却是我梦境的主战场。但多数和河流有关的梦境,我领到的却是厄运的开头:我要坐的船开走了。我上船时一抬脚,鞋落入滚滚长江中。
那条河岸约有十五公里长。有礁石、溪流、茅草散布其间。它们让行走变得困难。1990年,我离开家到高家镇中学上学,每个周末,我总是背着书包和咸菜,一头扎进这条与长江平行的河岸。
有三个地名串起了十五岁前的记忆:
我出生的半坡村,离我母亲娘家不远的泥巴溪镇,和学校所在的高家镇。这个地理上的三角形,隐藏了两代女性“去远方”的隐秘渴望。
母亲出生在长江边。外公家可以看到一座镇风的白塔,和长江宽阔的江面。我母亲在深不见人的甘蔗林里劳作。轮船拉着汽笛呜咽而过,河水深处,流淌着心脏跳动般的船的轰鸣。这颤抖的声响让她烦躁。到该嫁人的年纪了,我母亲已经厌倦了长江,她执意要嫁到山里去。在山风洞穿土屋的冬夜,她突然想念起夜航船用探照灯扫射两岸的夜晚。
因此,当我在一个村小读完小学后,母亲不顾一切,要送我到长江边的高家镇去读书。
去高家镇,从泥巴溪走下水。时间长短,取决于船长的心情。船分木船和铁船,不涨水的月份,停靠在一道巨型石梁上。石梁高耸,像巨大的鱼或者野兽留下的白色骨架。
第一天去中学报名,半夜里,母亲就喊我起床。她坐在油灯下,神采奕奕。在一支电筒的指引下,我们在搪瓷盅和不锈钢勺子的撞击声中出发了。空气清新而紧张,吹来收割完的稻草清香。在距离河流几公里外的山路上,我第一次听到了河水的呼吸声,它像大地低沉的鼻息。路上,还走着很多卖菜的、进城的,浩浩荡荡,河水声像一种召唤。
我们在石梁上等待。一艘小机动船响着聒噪的马达声过来了。船老大伸下一根水淋淋的竹子,让我们扶着,踩上蹦床般的跳板。船上很快被塞满了。我坐在船舷边,将手伸进河水里。两岸的风景在我们身后退去,船越来越快,水就要漫进船来,我发现母亲一直在微笑,像实现了她渴盼已久的愿望。到学校报完名,她留给我三十块钱,这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走了几步后,她又回来了,把一块钱递给我。
“我起旱就可以了。”她说,“我今天打的空手。”
这是母亲节约下来的船费。在来的船上,我就看见了河岸边很多步行的人。有的人还挑着肥料和米。那点路程,对一向脚力强壮的母亲来说不算什么。我接过了钱。我后来才知道,母亲每次来高家镇,都会背一袋50斤的肥料回去。
高家镇由无数的青石板路和板壁房组成,毫无章法的、凌乱的、见缝插针的,像燕子的窝那样被年月的唾液抹得紧密又有序。学校在长江边上,透过一棵栾树细密的叶隙,能看到有雾的江面。
开学不久,我就发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班上47名同学,我的入学成绩竟然在45名。所幸我的语文还好,唱歌也不错。每天晚自习课前半个小时,我在黑板上写下歌词,教全班同学唱歌:《法外情》、《青苹果乐园》、《蝴蝶飞呀》、《365个祝福》……
我穿行在校园里,怀揣着一台随身听,那些歌曲是我从磁带里学来的。我戴着红色的电子手表,穿着皮夹克,显得比同龄人成熟。这些装备,是我在重庆工作的父亲寄给我的。总是被选拔为节目主持或者合唱指挥,让我有些飘飘然了。
学校门口总有人来桥上卖饭菜。中午,我端着盅盅在萝卜汤和酸菜豆瓣汤之间举棋不定,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是隔壁班的小雪。
她走过来,说她也很喜欢唱歌。我班上的同学却拉了拉我的衣角。小雪是学校有名的差生,她喊我的时候,身边正站着社会上的肇幺毛(混混),嚼着口香糖、穿着军绿色的宽松的裤子。我只慌乱地朝小雪点点头,就转身走了,随后我听到了男生用手放在舌头上吹出的口哨。
小雪家是开糖厂的,我每顿只吃一两米饭,加上咸菜,就为了省出几毛钱来买一块糯米冰糕。小雪却说,花生糖是最次的糖。她邀请我去她家敞开吃各种糖,还送了我一双“神女峰”的肉色长筒袜,和一盒紫罗兰香粉。
初二第一学期的夏天,我给母亲写了一张纸条,委托同村的人带回去。我说我要在学校学音乐,不回家了。把信送走后,我回到已经空无一人的寝室,对着镜子,拿出紫罗兰香粉,给我幼稚紧实的脸蛋抹了一层,又将长筒袜套上了我肉乎乎的小腿……
那一个学期,我的数学成绩只考了40多分。和我的请假信同期而至的,还有学校寄出去的成绩单。为了腾出时间来找我,母亲在地里打着电筒连夜劳作。一天夜里,她在回家的路上踩到了一条蛇,那家伙毫不客气地给了她一口。
我呢,则感觉从未如此快乐过。我不用在烈日下掰包谷,收豇豆。我吃住在小雪家,我从未见过她的父母,照顾我们的是她的奶奶。那几个男生,“包子”、“耗儿”、还有一个名字最惊悚,叫“死人子”,翻译过来就是“尸体”,他刚从少管所出来。他们总在下午的时候来找我和小雪,我们去河边的甘蔗地里打牌,或者是扛着一个黑色的汽车内胎,下河游泳。为此,小雪又买了一件黄色泡泡游泳衣送给我。
我母亲拖着被蛇咬了的脚,从半坡村出发了。幸好是一条无毒的蛇,她感觉自己已经康复了。她找到我的时候,我头上正包着白色的麻布,和小雪、“尸体”、“耗子”泪水涔涔地跪在灵堂里。耗子的爷爷去世了,他家是开面包房的,流水席吃了三天以上。小雪提议,我们不能给大人吃白食的印象,我们必须也装扮起来,像大人一样哭灵、守夜。
我妈把我从灵堂旁的凉板上扯起来。她的身后,跟着同样气急败坏的班主任老师。
这次带我回家的时候,母亲提也没提坐船。我们下到河坝,泥巴溪在视野的尽头再尽头。天边又有一朵乌云,河面上,峡谷方向传来隐约的雷声。母亲背着一袋水泥,脚力稳健地在我前头走着。
我咬牙紧跟。我背包里也有十斤肥料,我一会儿就感到肩膀破皮了。但她不怜悯我,反而催促我快走快走。有五六条小溪要绕行,文溪那里最宽,修建了跳墩——用条石竖立着插在河心,河水湍急。
我们走到文溪跳蹬河了。
平时到了这里,我是会绕行的,我晕水。母亲却选择了直接跳蹬过河,我也只好硬着头皮踩上去。那滔滔江水仿佛一个巨型的漩涡,将我团团围住。我赶紧蹲下来。休息休息,我又站起来挪上了下一个跳蹬。等我流泪走完最后一个石墩子,母亲也没有回头。
我知道,她恨我,想我死的心都有。
灰白的广场上零星地站着几个游人,我从一溜崭新的石柱子中穿过去,在导航的指引下,终于找到了“朝天门长江豪华客轮售票点”。
穿着白色制服的年轻女孩对着屏幕竖起两个指头,语调铿锵,正在直播。她终于放下手机,看到我了。“去哪儿?”她说可以给我最优惠的价格,“2024年6月8日,这天价格最优惠,出发日子也好。”
我说,想买一张重庆到丰都的下水船。她遗憾地告诉我,豪华游轮最短的票,也得重庆到宜昌。那沿途的名字:长寿、涪陵、丰都、巴东、秭归、巫山、云阳……如今都有汽车。何况……泥巴溪和高家镇,在地图上也需要拉大到最大的比例,才能发现它们的名字。
我上一次坐船,是1996年。
三年前,我以绝对偏科的毕业成绩,没有考上高家镇高中。整个初三,我活在班主任嫌弃的眼神和同学们的指指戳戳中,自暴自弃。我盼望着早点毕业,早点离开学校。
发生了一件事。
就在我和母亲沿河岸疾走的那个下午,小雪、包子和“尸体”他们三个人下河游泳,一场雷阵雨从峡口方向突然降临。几道闪电和震天的雷声后,小雪、“尸体”被雷电当场打死在江水中。包子免于一死,全身被雷电抓扯出道道淤青。那是一个信息不发达的时代,因此人们都传说我也被打死了。当我再次出现在校园里,无论我怎么低头做人,也无法平息此事带来的震荡。
“小雪被捞起来了,听说朝上的……”
“她莫不是被……”,他们指着我的背影。
没有高中可上的我,在县城里做零工,在工厂里削瓶盖,在建筑工地上喷油漆。1996年,来重庆不久后,我剪下一张报纸的招生广告,在漫长的半工半读中,完成了社会对我的教育和再教育。这一切的偶然性,恰好因为我生长于那一个粗燥的、流水般的时代。
走出豪华轮售票处,我来到码头边。长江舒服地铺展着。今年开始,母亲已经到了走几步路就喊脚痛的年纪。她和我生活在重庆。我们的共同话题却更多地交织于过往:外公的坟、白塔、跳蹬河、石梁……
我坐下来,初夏台阶微烫。河水往我记忆中的河岸,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