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究竟是「经济权力」让选票政治成为一种滑稽的大戏；还是「政治权力」让工人成为恭顺的螺丝。真正的社会主义会说：这两者皆然。而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平等，既包括经济平等，又包括政治平等——毕竟马克思许下的承诺是国家的消亡与社会自治。一言以蔽之，选票与社会所有化皆是工人应当遵循的目标。
一．自权力说起：社会学意义上的权力
「权力」(Macht)这个概念有着怎样的含义？「权力」的本质是强迫、是在特定生产力环境之下一个主体对另一个主体之积极自由的限制；「权力」是不平等这个社会尺度上的概念在个人之间的展现。贾恩弗朗哥·波齐在《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之中这样写道：
所有社会中，一些人较之其他人在追求自身目标的实现时显得更有能力。如果这些目标与其他人所想象的目标不一致，前者就会以某种方式忽视或者不考虑他人的偏好。的确，在追求自身的目标时，这些人通常能够动员其他人的能量，甚至在违背后者的意愿时也是如此。当所有的这些要求被提出并得到实施时，这就是「社会权力」所指的内涵。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所施加的权力有不同的形式。二分法分之为硬权力与软权力（一如约瑟夫耐在《软实力》中的划分），即「强制之权力」与「影响之权力」。而更为系统的方式是将「社会权力」分成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与文化权力。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分类范畴，不管是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权力》）、还是国际政治学家华尔斯（《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 都用自己的术语库描述了这三种不同权力的特征。这里我们不妨用乔治·马尔库斯在《马克思的人类学》一书中总结的「社会关系的三种形态」来去分析这三种权力的特征：
1、政治权力：是对于人的直接控制与强制、其处于「人与人」的关系维度。
2、经济权力：是人对于物或剩余价值的独占、其处于「人与物」的关系维度。
3、文化权力：是对于他人观念的影响、其处于「人与自身」的关系维度。
而如果对应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框架，「经济权力」是资产阶级在经济基础之中展现的控制权、是这个阶级生存的基础；而「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共同构成了上层建筑之中资产阶级的控制权——只不过不同于经济领域，这两个领域中资产阶级的权力是以「民族国家—官僚」与「传媒—学界」为中介的。而正如人的本质是这三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资产阶级」的权力也是这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
譬如说，一个资本家可以控制着大量的厂方、同时又给予一两个政客以政治献金、最后还可以凭藉着自身的文化资本以及雄厚财力资助一两个学术基金会。这三者彼此交织，共同构成了一个「统治阶级成员」的个人画像。
这三种权力之中，「文化权力」——其实也就是法国战后激进思想如福柯、拉康等人最喜欢探讨的那一种「权力」——是高度弥散、流动且碎片化的。而如果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总是展开着一场又一场的阵地战、游击战只是体现为暂时的突破；而文化领域之中，两者的战争则总是以游击战为主导，阵地战反而是片刻的爆发。
因此，本文将聚焦于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上——这两者在资产阶级权力簇之中的此消彼长，组合成了二十世纪分散多样的社会形态。
一如沃勒斯坦所言，「政治」与「经济」两个领域的分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现象。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范式之中：这之中的「经济领域」也就是经济基础的部分；而「政治领域」对应着上层建筑之中更加制度性、法律性的一方面。而艾伦·伍德的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一书进一步完善了这两者关系的理论——所谓政治与经济两个领域的分裂，其实对应「绝对主义国家」与「新兴资产阶级」对两种权力的分置，「统治权」（imperium)归属于国家，即对人的直接控制；而「所有权」(dominium)归属于资本家，是对物的直接控制。
但与此同时，这两个领域之中的权力又经一系列中介纠缠在一起。「劳动雇佣制」之中的人身隶属性与「国家政治」对于商业活动的一系列规制。这二者本身就标志着这两种权力—领域之间的互相渗透。这意味着我们完全也可以说：资产阶级经济权力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政治性；与国家机器政治权力背后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经济性。马克思本人在关的《法兰西内战》等等政治学相关的作品之中，曾有效地阐释了「国家机器只是资产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二十世纪莱特·米尔斯的「权力精英理论」用一种更朴素的「政治性冲突理论」揭示了这个事实。而具体到资本主义的末端结构、即「公司构造」的「劳动过程」之中，一切对于劳动产出的「经济剥削」又以政治上对于劳动过程的控制为前提。与此同时，所谓的「政治权力」又时常能够改头换面转变成一种「经济权力」，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公开的贪腐，则在成熟期被替换成了更加隐蔽的「旋转门」——国家的高级官僚以及参议员在退休之后改头换面变成投资银行的董事也是屡见不鲜的。
当然，虽然这两个领域相互渗透，但这两个领域之中的「阶级格局」确保了两者的相对分立。正如一些自由主义者指出的，「国家机器」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主张的工具：国家官僚有着自身的群体利益。一些学者匆匆地将他们称之为官僚阶级，但是很显然是不准确的：官僚与其说是一种阶级，不如说是一个始终「无法走向自为的阶层」——事实上，当一群官僚走向的自为、明确地为自身的群体谋求福利的时候，他们会放弃官僚的身份、努力成为资产阶级。这个事实不只适用于西方、更适用于东方—— 80年代后期苏东国家官僚的迅速资产阶级化就证明了这一点。正是这种「官僚阶层内在的矛盾」，让国家始终相对从属于资产阶级。
不过也存在「国家资本主义」这样的混合体：官僚阶层本身已经走向了一种自觉的边缘，以至于可以对外团结一致压服资产阶级，使之成为工具化的二等公民；但与此同时，官僚内部之间的脆弱平衡又导致没有一个团体可以走向真正的自为——即资产阶级化。因此，国家资本主义本身是一种脆弱的中间态，由于它的存在本身意味着官僚阶层中的每一个体背叛自己潜在的阶级利益，因此，它最终会毁灭于官僚内部的分裂。要么其中的所谓改革派会打破平衡，实现自身的资产阶级化，这个过程被称之为民主化或者自由化；要么这种恐怖的平衡依旧保持着——这种多力平衡的焦点往往是一个卡利斯马主义的领袖事实上，官僚制度作为这个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制度、是极有可能将其内部的稳定悬系在个人的权威之上的）——以至于整个国家逐渐失能甚至封建化、同时获得了「政治—经济权力」的资产阶级退化成寡头、而整个社会在「盗贼国家」蚕食之下向原始与野蛮跌落。
而在公司尺度上，「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分裂体现为「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分裂。股东拥有着经济生产过程中剥削所得的使用权；而日常的管理即「工人的控制权」在管理层手中。而与宏观尺度上的国家官僚一样，管理层本身也是资产阶级一个「不安分的工具」。一切管理层都有着成为资本家的梦想——他们可以在内部一层层往上爬，最终，如国家政治之中的那些走进旋转门的政客一样，成为持股的执行总裁。同时，这些人也有可能凭藉自身的信息与垄断优势，尝试反向掠夺资产所有者。那么，正如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关键词在于「有限民主之下游产者对于政治的控制」；那么公司体制所要解决的关键也就是「委托人—代理人」问题。
这样来看，「公司领地」与「国家领土」之间的分裂构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景观。正如艾伦·伍德所说，这二者的分裂逼迫「资产阶级」一心把自身的贪婪用在资本增值上；又把「国家机器」的权力欲望限制在服务好资本家（民众之首）这样的使命之内：
诞生于农村的英格兰资本主义造就了一种新型社会，以及一种独特地由竞争性生产，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利润最大化和持续资本积累的强制力所驱动的经济。当欧洲其他经济体后来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时，它们很大程度上是在回应英格兰资本主义带来的军事和商业压力。（艾伦·伍德 《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第二卷）
而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也就分别存在于在这两个不同的空间之内——政治权力是对「人的劳动」的直接控制；经济权力是对「人之劳动产出」的直接控制。但这两者归根结底都是「人对人的奴役」。而与此同时，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又彼此在对方的领域中渗透着。
二．集中与分散的问题
基于上文的探讨，我们大可理清田园的芜杂、谈一谈集中与分散的问题了。
当我们在说一个社会秩序之中的「政治系统」是集中化的、或者「经济系统」是集中化的；我们其实在描述的是「资源的集中」或「权力的集中」——经济学的视角之下，我们常常会用「资源—资本」这个经济权利的一般等价物来抽象的理解其他所有的权利、所谓文化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等；而从政治学视角来看、一切都会反过来。
因此、社会结构的「集中」对应着政治上的不民主、而「分散」是民主的必要不充分条件。罗伯特·达尔在《多头政治》中曾经这样写道：
没有多元的社会制度，就不可能维持竞争性政治体制，因而也不可能维持多头政体。集中控制的社会制度有利于霸权政体而不是竞争性政体（因而也不是多头政体）。
而在此基础之上，二十世纪的东西方阵营往往会以此方的立场，攻击对方的「高度集中与不民主」。「东方阵营」更加强调经济民主，因此强调西方阵营的政治民主不过是资本家寡头权力的遮羞布；而西方阵营更加强调政治民主，于是宣称东方阵营的经济民主之小恩小惠掩盖了政治团体控制一切的真相。正如我上文所提到的，「统治阶级之权力簇」中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比例不同对应着不同的社会形态。政治权力占主导的社会形态是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其中官僚所拥有的物质财富并不远高于一般工人；但官僚对于工人的直接控制权远高于资本主义世界。而经济权力占主导的社会形态是所谓的「资本主义」，其中富豪并不能够直接通过国家机关来控制工人，但却可以通过饥饿与贫困来迫使工人屈服。而配合这两种社会构造的意识形态、选择性地忽视着社会之中「特定权力形态」的高度不平等，随后强调自身是一个平等而民主的社会。
颇为有趣的事，上述观点在赖特的《阶级》一书中也有所体现。只不过他采用了一种更加经济学的视角，反而将政治控制的不平等归结为组织资本分配的不平等——不同于我从政治学视角出发，将一切这一切归结于「权力类型的差异」、赖特将这一切归结于「资本类型的差异」：
（下表）展示了阶级结构，剥削形式和历史变迁的一种系统分类。表中的行不是“生产方式”，而是将众多剥削关系按照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类型（位于“社会形态”的抽象层次），表中依次递进的每一行中，都有一种资产不平等的形式，同时与之相联系的阶级关系和剥削形式被消灭。
而不论是赖特还是笔者本人，皆不认为用「将两种权力之间关系切断并置入各自领域之中进行分别讨论」是一种明智的办法——事实上，这是一种僵化的形式上学姿态。正相反，这两种权力形态彼此交流、彼此渗透、甚至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意味着，我们采用上世纪东西方阵营的所谓「集中观」都是不合适的。虽然资本主义秩序的特征是尽可能让两者分异、这两者依然会产生类似的社会后果——社会的不平等。美国政治之中的富豪生存国家与苏联社会之中的干部特供体系，都体现了这两种集中之间的相互渗透。
这里，为了进一步分析一下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集中的不同组合，我们不妨引入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一书中的四分类：
上图之中，B这个位置代表的是一种经济相对平等，但政治高度集中的情况——上个世纪的国家社会主义地区就是这样的状态；而C代表的是政治上相对平等、但经济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况，当前的美国就是这样的状态。可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B有向C或D落的趋势——分别对应自由化与寡头化、前一种情况的代表是捷克与波兰、后一种情况的代表是白俄罗斯与俄罗斯。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C也有向D跌落的趋势，只不过是更慢、更不容易——譬如当前的美国就有拉丁美洲化的趋势。但与此同时，C与B也都有像A上升的可能，而A代表着一种「政治上高度民主；而经济上工人自我管理、社会所有制」的情况，这也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因此，经济的集中与政治的集中都是一种「反民主的集中」，且往往会相互促进。而这两种权力关系之间的相互流动有着三种不同的方向。一是向经济权力方向流动、同时控制着社会权力的统治阶级会自我限制在政治领域的权力——这往往是与下层工人结盟实现「自由化」的结果——最终实现稳定的「资本主义模式」。这种情况最典型的代表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中的东欧国家。二是两种权力相互融合、逐渐破坏政治与经济两个领域的分隔，最终让整个社会向封建主义的寡头化跌落。这种情况代表是拉丁美洲的寡头化资本主义。第三种情形是两种权力相互冲突、僵持不下，最终在社会的平等化中彼此消亡。这种历程曾经部分的发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的欧美社会，特别是瑞典等北欧五国。而这也将是社会革命的基本逻辑。
三．民主计划经济：一种真正分散的社会秩序
如果上文的结论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在这里优先否定一种观点——资本主义注定适合于民主政治。
很显然，当代的资本主义是一种高度集中化的经济——这也就意味着社会之中的经济权力是集中在少数人手上的——而这毫无疑问会腐蚀民主政治的实质。美国政治学家达尔就曾经在《论民主》一书之中论述过「市场经济对于民主」的害处：
由于市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平等，它将通过对政治资源的不平等的分配而限制多元民主的民主潜力……市场资本主义对于把民主发展到多元民主的水平是十分有利的。但是由于它对政治平等所产生的不利后果，它对于民主超越多元水平的发展是不利的。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探讨一下：一种真正分散的社会秩序的可能性。
可以说「市场」可以是集中的，亦可以是分散的；「计划」可以是集中的：亦可以是分散。不过，「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大都是高度集中的。且不说类似于类似于日本通产省、韩国产业委或者是发改委这样强有力的「资本主义经济计划机构」；或者是美联储、日本银行以及央行这样对于金融实施的强烈管制以及调控政策的金融管理机构。即使只是在市场上，就存在大量的「垄断企业」——这些垄断企业因为他们的市场势力可以局部的影响价格，实际偏离完全竞争市场的理想价格。而这些大企业的内部并不实行市场经济，亚马逊公司或者是苹果内部的官僚化以及集中化程度，也许不亚于任何一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我们其实就清楚了所谓「分散的市场」，其实仅是产业尚未社会化的第一工业革命时期的一种经济秩序。而我们今天所有的市场经济，其实都是集中的市场。
我们就可以列出四种不同的情况：
1、分散的市场：只一种第一次工业革命早期、具有类似于完全竞争市场模式的市场秩序。
2、集中的市场：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存在着大量可以「干预价格」的市场势力的市场经济秩序。
3、集中的计划：存在一个「强势中央计划局」，可以直接控制大量商品价格的经济秩序。
4、分散的计划：在经济计划的制定过程之中权力高度分散的经济秩序。
那么在这样的视角之下，我们是否能够想象一种「分散的计划」呢？这就涉及到「计划」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可以说计划并不一定要求一个中心化的官僚组织，计划可以是少数几个官僚制定的，同样可以是人们共同制定的。但只要我们决定让经济系统之中的大多数参数由集体协商产生，那么局部的两主体之间的「交换」就不再会成为价格产生的基础。「计划」的本质无非就是「协商」。而「计划经济」也无非就是：
「生产与分配的方式」由「有表决权的经济主体」共同 协商「制定」的经济秩序。
而所谓的「市场行为」其实是一种点对点的「交换」，这种交换行为其实是无法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两个拥有私有产权的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换是容不下第三个人发言的。那这样来说，所谓的市场经济无非就是：
「生产与分配的方式」由「有财产权的经济主体」彼此交换「组成」的经济秩序
那么从这个视角来看，虽然说参与性经济是建立在对于指令性经济的反思与批判基础之上的，但两者的相同点其实远大于差异。即使是在「斯大林体制」之下，地方厂商以及中央计划局之间的协商与博弈也依然存在。而如果说完全取消协商的「中央计划的终极形态」得以实现——即由各地的厂商如实的上报生产技术，中央计划局对于这些技术进行调配，制定指令，各个地方厂商如实的执行——其实也就意味着整个经济系统之中只剩下了一个经济主体——中央计划局。但如果中央计划局不需要与任何人博弈，那这个组织也不过是生产线性优化之中的一组参数罢了。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经济学已经消失了，一切被还原成了一个工程学问题。与此同时，人也就变成了一组参数。
而所谓的参与型经济，无非就是弱化了计划局的作用、提高了各地方厂商、消费者团体以及地方自治体在计划制定之中的决策权罢了。
可以说从流程上来看，如果仅看年度参与行计划，那么其实参与型经济的「年度计划」是制定其实是完全去中心化的——所谓的「迭代协调局」只负责提供一种计算服务，而最终的计划是靠生产者、消费者以及地方自治体多次博弈迭代产生的。而如果到了长期投资计划的时候，那么这种时候参与经济又多了一次集中的味道。各个地方的经济利益相关者会派出代表、共同商讨长期规划的目标，为最终的计划制定设定「优化目标」以及「约束条件」——比如教育投入上涨20%与葡萄酒的供应不得少于2036年的水平——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得到的无非就是一个被民主化了的中央计划局。这个计划局不再是一个追求生产投资崇拜、以及其他官僚集团政治目标的超然的组织，而是一个由全体工人、消费者以及居民所有的民主机构。
当然，汉内尔模式的「参式型经济」仅提供了分散的计划经济的一种可能性。但它确实是一个设计十分精巧的实验——它说明一种远比市场经济更加民主的经济之存在的可能。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我们将这其中的计划局也同样归为一个参与竞标的社会部门——类似于将每年的国家计划工作外包给几个咨询合作社——那么我们也可以借此推想「国家消亡之后」共产主义经济的可能性。
稿件来源于公民伯里克利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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