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和帝国：“世界征服者”与国际体系 | 国政学人

国际关系理论长期以来受欧洲历史的主导，核心假设建立在无政府状态和权力平衡理论之上。在这种传统观念中，国际体系通常被认为是多极的，各国通过平衡行为对抗潜在的霸权。然而，新兴的学术研究开始挑战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转而关注非西方国际体系的多样性。这些研究表明，无政府状态并不是国际体系的普遍特征，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事实上，多极无政府体系往往会在强大征服者的推动下，逐步被统一的帝国所取代。然而，大部分现有研究集中在非西方国际体系的形成和维持，较少涉及其如何经历转变，尤其是从无政府状态到帝国的动态过程。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空白，探索为何某些地区（如近东和大中华地区）能够实现从无政府状态到帝国的转变，而其他地区（如欧洲）则维持多极无政府状态。

文章指出，征服者从无政府状态向帝国转变主要通过两种机制：内部自强和集体力量失衡，文章将两种机制分开阐述。这种转变面临着巨大的合法性挑战——合法性梯度（Legitimation Gradient），指随着帝国扩张，被征服地区的文化多样性和异质性增加，统治的合法性变得更难维持。这一梯度的存在使得征服者不仅需要军事力量，还需要有效的文化治国策略来克服合法性问题。

征服的第一步是形成足够强大的军事能力。成功的征服者往往能够整合多种军事传统，例如奥斯曼帝国将草原骑兵的机动性与定居社会的火器技术结合，形成强大的混合军事体系。同时，资源的积累和管理也至关重要。通过有效的行政和财政体系，征服者能够将新征服的土地和人口转化为持续扩张的动力。而文化治国策略则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吸纳（Co-optation）：借用被征服地区现有的文化和权威符号，将自己塑造成合法的继承者，例如“统治转移”的概念（transfer of rule）；二，分割（Segmentation）：通过为不同群体定制合法性叙述，将其分离并绑定于中央权力。

征服也可能面临着失败，原因有多种，比如军事劣势（缺乏足够的资源或技术支持军事行动）、文化障碍（未能克服合法性梯度，无法赢得被征服群体的支持）、联盟平衡（被征服目标形成强大的平衡联盟，例如欧洲的均势平衡）。

本文采用 “完整国际体系”（full international systems）概念，定义国际体系由多个政治共同体组成，且这些共同体在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领域内有持续的互动。同时强调，国际体系的地理边界是相对模糊、松散的。尽管这些体系的地理范围和组织原则（无政府状态或帝国等级）随时间有所变化，但它们在各自的历史阶段都体现了相当强的制度性和文化认同感。研究对近东（奥斯曼）、大中华与欧洲三个国际体系的特征进行了编码，识别每个体系的核心政体，分析其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的互动模式以及面对外部威胁时的反应。近东体系是罗马帝国的延续，是最早的多国国际体系的摇篮；而“中国”的概念并非永恒不变，而是历史变动的产物。大中华地区因为不同阶段的政体分合，应当被视为一个历史性的国际体系。

1. 奥斯曼帝国的征服

研究主要着眼于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与巩固，集中在14-17世纪。

军事方面，直到17世纪末，奥斯曼人一直在战场上统治着对手。苏丹军队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不同战争风格的结合。与他们的草原血统一样，奥斯曼人善于使用轻骑兵弓箭手，无论是在正式的战役中还是在地方性的突袭中，他们都能一直获胜。然而，奥斯曼人也是“早熟的现代人”，他们比欧洲其他国家早几个世纪就在中央控制下建立了一支常备军。奥斯曼人在军事上具有高度的创新性和适应性：他们扩大步兵比例，炮兵处于领先地位，还兴建造船厂弥补了并不擅长的海战。

而奥斯曼人在创建自己帝国的道路上，除了提升军事实力，必须克服合法性梯度。这需要他们击败并吸纳多种基督教统治者和人民，包括安纳托利亚和希腊的希腊人、巴尔干地区的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等。基督教与穆斯林奥斯曼人之间的宗教对立，使得双方都更容易以意识形态为理由发动战争，同时也复杂化了结盟、策反、保持忠诚的难度。尽管如此，奥斯曼人通过灵活运用文化治国策略成功建立并维持了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帝国。

早期奥斯曼人在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地区的征服，依赖于通过分割策略向穆斯林、基督徒和中亚的不同受众提出多种合法性诉求，从而组建多宗教联盟。最终，他们通过“米勒特制度”（Millet System）在庞大多样的帝国内部实现了稳定和安全，该制度赋予非穆斯林宗教团体有限的自治权。而对于基督教，奥斯曼人从起步阶段就与基督徒结盟，许多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的地方基督教统治者选择加入奥斯曼的征服行列，并作为奖励成为苏丹的基督徒领主。在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后，奥斯曼人试图吸纳罗马-拜占庭帝国的遗产。奥斯曼在宗教上比其他欧洲国家更为宽容，降低了内部安全成本。在宫廷仪式、外交通信和修辞性自我呈现中，奥斯曼人采用了罗马帝国的形式。这一吸纳策略帮助奥斯曼巩固了跨宗教和多民族的统治，为帝国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基础。

2. 满清的扩张

满族人分两个阶段征服了大中华地区。从15世纪90年代到1683年，满清征服了中国的中原腹地，首先在1644年取代了明朝，然后在随后的 40年里摧毁了明朝残余的顽固抵抗。随后，满清转向西进，征服了西藏和现在的新疆，并消灭了他们在草原上仅存的对手蒙古。

满清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朝东北边界的一个女真人部落，最开始，他们与其他边境的“蛮夷”势力并无显著区别。直到16世纪末，女真人的首领努尔哈赤才开始建立一个初步的政权。尽管如此，满清在人口和资源上远远落后于明朝及其地区盟友（如朝鲜）。然而，满清通过“八旗制度”，成功弥补了这些劣势。八旗不仅仅是军事单位，它们还自成一体地作为社会和经济社区，每个士兵及其家属都被分配土地，而附属的农民则负责提供粮食、马匹、羊群以及武器装备。在17世纪30年代，满清进一步设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这些新八旗大大扩大了满清的军事规模，使其能够在最终征服全国时动员多达两百万士兵。同时，这一军事组织还便于满清吸收其他军事技术。通过结合草原军事传统的骑兵战与中原的步兵火器技术，满清成功将不同军事传统结合起来，为大规模征服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由于传统的儒家世界观将“文明”与“蛮族”严格区分，认为蛮族由于道德和文化上的劣势，不适合统治儒家文明的世界。然而，满清通过巧妙的文化治国策略成功地中和了这些负面刻板印象。在征服中原的初期，满清实行吸纳策略。首先，儒家思想本身具有一定的普遍主义特性，这为满清提供了吸纳儒学的可能性。儒家文化强调教育和教化的力量，认为即使是所谓的“蛮族”，也可以通过接受汉语言、礼仪和文化的熏陶而被教化；其次，天命理论为满清提供了合法化工具。天命理论认为，统治者需要维持宇宙与世俗的和谐，其权力来源于天命的授予。如果统治者无法治理好国家，例如发生内乱、自然灾害或外敌入侵，就会被视为失去天命。在这种情况下，臣民有义务将忠诚转向更有德行的候选者。通过这种理论，满清成功吸引了大量儒家士绅和地方精英的支持。为了巩固这一合法性，满清努力采用儒家规范，例如在政治上维护传统科举制度，在文化上推行尊孔敬儒政策。这些策略帮助满清部分摆脱了其蛮夷身份，使其统治得以在中国士绅阶层中获得广泛认同。

在创建帝国的第二阶段，满清选择了分割政策以应对帝国内部潜在的合法性冲突。这一策略既用来管理不同群体间的矛盾，也用来强化对多样化臣民的统治，并阻止跨区域的反抗联盟形成。特别是在18世纪，清朝的疆域扩展到汉族核心地带以外的地区，例如西藏、新疆和蒙古，这些地区面临显著的文化和宗教差异。在这些地区，推行儒学可能会引发疏离感，而非增强合法性。因此，统治者与当地宗教和文化精英合作，通过本地化的方式加强统治，破坏潜在反清联盟的形成。例如，在西藏地区，清朝与达赖喇嘛建立紧密关系，利用藏传佛教作为巩固对西藏和蒙古地区统治的合法性工具。

与奥斯曼和满清成功建立帝国相比，欧洲的历史在近代早期呈现出持续的多极无政府状态。这种持续性反映了欧洲在军事能力和文化治国策略方面的相对弱势，以及其特殊的宗教和政治环境。这些因素共同阻碍了统一帝国的形成。

1. 军事限制

尽管近代早期欧洲的军事创新显著，例如使用火器和改进的后勤支持，但与奥斯曼帝国或满清相比，欧洲各国的军事能力相对有限。这种限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军事资源的分散性；二是各国难以动员足够的资源来维持长期的扩张性战争（即使是拿破仑也最终失败）。此外，欧洲国家间的军事竞争激烈，导致技术和战术的快速扩散，这削弱了任何单一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决定性优势。每当一个国家试图通过军事征服来建立霸权时，其竞争对手通常会迅速联合起来加以遏制。这种动态的平衡机制使得多极无政府状态得以持续。

2.  宗教分裂

欧洲的宗教环境是阻碍帝国统一的关键因素之一。16世纪的新教改革打破了天主教会在欧洲的宗教统一地位，导致欧洲国家在宗教上形成对立。这种宗教分裂不仅加剧了欧洲各国之间的竞争，还使得任何试图通过宗教手段建立统一帝国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例如，哈布斯堡王朝试图利用天主教作为帝国的合法性基础，但因宗教改革而未能成功实现统一。

3.  文化治国策略的缺失

与奥斯曼帝国和满清的灵活文化治国策略相比，欧洲在文化整合方面的努力显得不足。虽然天主教和新教国家都试图通过宣传和制度来争取臣民的忠诚，但由于宗教分裂和民族认同的兴起，这些努力往往受到限制。此外，欧洲的政治多样性进一步削弱了统一的可能性。不同国家之间的语言、文化和法律传统的差异，使得跨越这些边界的合法性整合更加复杂。

4.  平衡传统

从中世纪晚期开始，欧洲的权力格局就受到“均势原则”的支配。国家间的竞争和联盟动态，通常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实现对整个大陆的统一。每当一个国家变得过于强大时，其竞争对手就会联合起来形成制衡力量。例如，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结成联盟，对抗法国的扩张企图。这种平衡传统还受益于欧洲的地理条件。欧洲的地形复杂、河流和山脉多，进一步增加了征服和整合的难度。

长久以来，无政府状态和多极状态一直被视为国际政治中的普遍常量，而非需要解释的历史性偶然结果。在此背景下，文章关于某一地区由无政府状态向帝国转变的讨论作出了以下三方面的重要贡献。

第一，结合物质和观念因素进行综合解释。本文结合了物质和观念因素，对体系的结构和行动进行了敏锐的分析。军事优势显然不可或缺，但文化治国同等重要，因为它减少了征服者在扩大规模时面临的成本，这在本文中被概念化为“合法性梯度”。对过去帝国统治的共同记忆使得吸纳策略成为可能，而分割策略则能够预防平衡联盟的形成，并帮助稳定扩张后的帝国版图。

第二，提出对历史国际体系的替代理解。文章通过对历史国际体系的替代性理解，部分挑战了“西方无政府状态”与“东方等级秩序”之间对立的二分法。这种东西方的二分法尽管在理论上具有吸引力，但夸大了欧亚大陆历史国际体系间的差异，并错误地归纳它们最终的分化原因。事实上，无论是近东还是大中华地区，从古代到近代早期，都经历了帝国与无政府状态之间的暴力转向。

第三，推动比较国际体系研究。通过考察帝国与无政府状态之间的转变机制，本文为比较国际体系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对于理解不同国际体系的动态变化及其现代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Legitimation Gradient

合法性梯度

Co-optation

吸纳，笼络

Segmentation

分割

Statecraft

治国方略，治国之道

校对 | 丁伟航

审核 | 丁伟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