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期·编者注
文章节选自王丽：《美国科技外交走向：协同还是胁迫？——基于拜登政府的考察》，载《国际经济合作》，2025年第1期，第33-44页。
科技外交的概念由来已久，拜登政府的外交实践赋予了美国科技外交新的内涵。美国科技外交表现为三种形态，其中，协同型科技外交的表现最为突出，在捍卫科技霸权方面具有统领作用。特朗普第二任期有可能会部分改变美国科技外交的路径，影响综合型多边协作机制，甚至使美国的协同型科技外交从出让利益的自愿协同转变为基于实力的强迫协同。
王 丽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美经济关系、大国科技竞争
随着科技与国际政治的互动日益密切，护持科技霸权成为美国的核心利益。除增强科技实力的国内措施外，科技外交也是美国维持科技领导力的关键手段。根据作用对象、战略目标与实施手段等不同维度，美国科技外交可分为三种形态，即强调联合的协同型科技外交、强调竞争的胁迫型科技外交和强调价值观的援助型科技外交。
协同型科技外交主要面向盟友，旨在促进科技发展与制定国际规则。它主要指美国基于自身的国际技术声望，在双边与多边层次构建科技联盟等机制，以实现优势互补的政策。胁迫型科技外交主要针对竞争对手，旨在遏制其崛起态势。胁迫型科技外交主要包括科技“脱钩”与科技制裁。援助型科技外交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旨在维护自身在科技领域的软实力。美国科技外交的三种形态相辅相成，共同提升美国在科技领域的政治领导力。胁迫型科技外交在特朗普第一任期表现更加显著，协同型科技外交在拜登政府时期更为突出，并呈现出区别于前任共和党政府的明显特征。
拜登政府强调盟友合作，协同型科技外交的内容、形式、程度与对象也有所发展变化。在双边层面上，协同型科技外交面向欧盟、日韩和印度等在科技外交领域纵横捭阖的核心行为体。欧盟是美国科技外交的传统盟友，拜登政府通过推动双方建立科技合作新机制来增强技术标准制定的话语权。美国与欧盟成立重点统筹技术合作的贸易与技术委员会，进一步表明科技已超越贸易成为双方的协调重点。日本和韩国是美国科技外交的重要伙伴，拜登政府通过构建三边与双边机制来保障技术安全。在与日韩的双边科技外交中，美国采取了对日本新建合作机制、对韩国延续旧有机制的不同路线。印度是美国科技外交的新晋对象，拜登政府通过美印新兴技术合作与关键技术贸易来深化“印太战略”。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盟友对其协同型科技外交并非一呼百应或亦步亦趋，双方达成共识离不开利益契合与相互妥协。
在多边层面上，由于技术具有涉及领域广泛、更新换代快等特点，建立起一个全面的全球多边技术治理机制极具挑战性。因此，美国或将技术议题嵌入多边机制的讨论框架之中，或推动技术与特定议题的捆绑。由此，美国建立了单领域、跨领域和泛领域三种协同型科技外交的多边机制。第一种为专门围绕科技话题展开讨论和合作的聚焦型多边科技外交机制，主要代表是七国集团（G7）科技部长会议。第二种为将科技与其他议题捆绑结合的复合型多边科技外交机制，如AUKUS将军事与科技挂钩。第三种为将技术纳入原机制多个议题框架之中的综合型多边科技外交机制，主要包括“四方安全对话”。
协同型科技外交既与传统科技外交有一脉相承之处，又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点。从战略规划看，协同型科技外交承载着美国在国内外两个层面的双重目标。从布局重点看，协同型科技外交展现了差异化、梯次化的策略趋势。从实施方式看，美国协同型科技外交体现出“全政府”（whole-of-government）的特点。不过，美国实施协同型科技外交也面临盟友协调性、机制约束性、政策持续性等挑战。美国与盟友的利益并不总是同频，这限制了协同型科技外交的协调度。拜登政府时期成立的新机制尚未被制度化，这降低了协同型科技外交的约束力。美国政党轮替等国内政治因素导致出现不同的政策导向，损害了协同型科技外交政策的延续性。
美国协同型科技外交的未来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政府对国际协调和关键技术的态度。拜登政府时期，协同型科技外交成为塑造美国国内外科技发展和先进制造的重要力量，以此来推动美国科技的内部发展、增强胁迫效能。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的科技外交策略预计将与拜登政府时期产生显著差异，特朗普可能会减少同盟友在科技外交上的大规模合作，但也会在破坏多边机制的同时延续关键技术领域的双边机制，以更加聚焦的方式推进协同型科技外交。特朗普第二任期也会更倾向于采取强硬的胁迫型科技外交政策，然而，胁迫型科技外交的有效实施往往依赖于盟友的紧密合作。如果美国无法与盟友协同行动，单方面对中国实施“脱钩”或制裁的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因此，即便特朗普第二任期或将采取更为强硬的科技外交手段，但缺乏盟友的坚定支持无疑会限制其政策的影响力和成效。
END
排版编辑：阎奕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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