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俏：让我们从山到海，重新构想增长丨光华@破五

2025年1月29日，北京，乙巳蛇年在令人感到清新的寒冷中到来。那场期待已久的雪，在城市周边徘徊了一阵之后终究还是绕道而行。早上七点二十七分，太阳升起，远山如画。

刚刚过去的甲辰年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宏大的时代叙事。在全球价值链“去风险化”的浪潮中，我们看到全球产业结构正在发生蜕变，全球贸易体系正面临彻底重构的冲击，而“大出海”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和投资者重要的时代命题。在另一个更为宏大的叙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正以每月消耗大约3.2万亿个token（信息量相当于520万部脂评本《红楼梦》）的速度，拓展“人类”知识的边界，甚至解构“人类”知识的生产方式。技术至上主义者于是笃信伴随AI革命而来的必然是一场经济增长范式的革命，它将彻底唤醒长期饱受“增长不足”（inadequate growth）困扰的全球经济……

与星辰大海般的时代叙事形成鲜明对比，人们对脆弱的供应链、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与AI快速迭代变迁如影相随的就业冲击、以及人口老化和高公共债务等结构性因素的担忧在不断加剧。璀璨灯火，锦绣高楼，似乎都属于别人。大时代下人们的怕、困惑、烦恼、进退失据、失败与跌倒，呈现出各异的色彩和形态——“内卷”，温水煮蛙；躺平，难获从容；转型，路遥马急。宏大如宇宙般璀璨的时代叙事和微观个体层面琐碎具体的茫然无助，吊诡却又毫不违和地浑然一体，给这个时代带来一丝魔幻的气息。

隐身于我们这个时代这些真实或虚幻的元素背后的，是增长不足以及普遍存在于我们中间的对增长之源和增长意义的认知不足。我们熟悉的增长语言，我们看到的“自洽世界”，往往从过往的成功经验、傲慢懒惰的臆想和附会中推断出来。然而，“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维特根斯坦）。站在历史的分叉路口，面对世界永恒的不确定性，我们迫切需要改变认知和思维，创造一门新的、能够真正自洽的增长语言，重新构想一个能长期与波动性、随机性、混乱和压力并存的“韧性”的增长。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全要素生产率是最重要的经济增长之源；中、美之间战略性竞争虽然表现为科技领域的竞争，但实质却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竞争。虽然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已经从1978-2009年间年均4%以上的水平下降到目前的年均1.5%左右，但仍明显高于美国近二十年平均0.7%左右的年增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一个慢变量。美国虽然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原创科技创新，但产业结构调整依然滞后，服务业占比高，制造业的GDP占比太低（2022年只有10.7%），缺乏大规模的生产和技术应用场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难获坚实的支撑。

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实质是再工业化，让制造业回流美国，通过大产业和大规模应用场景变现美国原创科技创新的红利，同时采取科技脱钩、高关税、关键中间品的出口限令、推销中国“产能过剩”论等超常规手段直接限制中国的发展。选择J.D.万斯作为副总统突出反映了这一价值取向的迁移，他出身锈带地区，背后对应的是美国制造业的失落——“我的家乡简直就是‘人生苦难博物馆’的现场版。像我这样的孩子，未来就像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雾，看不清方向……美国出了问题”（《乡下人的悲歌》，J.D.万斯）。基于同样逻辑，我们容易理解Deepseek腾空出世在美国科技巨头和资本市场引起的震撼：“Deepseek R1是我见过的最令人惊叹、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突破之一”“这是AI的史普尼克（Sputnik）时刻”，特朗普的科技顾问、硅谷风投大佬Marc Andreessen这样感慨；而美国朝野上上下下对Deepseek的开源策略和算法上极具原创性突破也纷纷表态，一系列“意味深长”的评论同时在提醒我们：竞争中保持“体面感”似乎已经不再是一种美德，中美在增长之源方面的博弈已经全面升级。

应对外部环境和技术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那些不断涌现的魔幻般的随机性和混乱，我们需要改变思维、整理队形，但我们更需要的是“做好自己”。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不再只是全球经济增长和全球治理结构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因变量，中国已经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自变量。因此，我们的增长思维需要从全球化时代的“在一起，做自己”转变为全球碎片化时代的“做自己，在一起”。而做好自己，我们需要透过更长的时间维度思考我们面临的机会和挑战，做那些必需但又难以改进的事，把时代困惑转化成积极的、建设性的力量。我们必须相信，对于那些矢志于此的改革家、梦想者、实干家、美好生活建设者、市场经济忠实的守望者、暂时受困的创业者，时间是最好的朋友——“时间无论喧闹或深沉鸣响，无论它奔泻的激流多么快速，都未曾拖延过一头狮子的跃起，也未曾动摇过一朵玫瑰的自信”（W.H.奥登）。

做好自己，我们需要以持续的创新寻求不确定时代的确定性增长。在这里，创新既包括像政策创新这样的“快”变量，疾风暴雨，顷刻见效，更包括像经济再平衡、大出海、科技创新等这样的“慢”变量，静水流深，与时变而不化，应物而不移。

我们需要以政策创新捕捉不确定增长中确定的增量部分。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底层逻辑日益明晰之后，政策制定者多次释放宏观政策范式重构的信号，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成为宏观政策基调，而政策的施力侧重也开始从生产和产出端向需求端倾斜。宏观刺激政策的规模固然重要，如何实施以获得好的政策效果却是稳定增长的关键。新的一年，我们期待一系列聚焦需求侧的创新政策工具的推出。以对农村老年人口财政转移支付、生育支持和清理上市公司应收款为例，我们的分析显示实施这三项创新政策合计能以较小的成本带来接近1.5个百分点的确定的增量增长。具体而言，每年向农村老年人口提供4000亿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从5640元增至8935元，增长58%，这能更好地满足农村老年人口的生活需求；每年为2800万0-2岁的婴幼儿提供2万元补助，总额5600亿，由于这部分开支是刚需，预计将全部转化为消费；化解上市公司1万亿元应收账款，相当于企业利润增加1万亿，预计带来17万亿市值上涨，假定中国投资收益的边际消费倾向（MPC）为3%，消费将因此增加5100亿。这三项政策合计将带来近1.5万亿新增消费，相当于3%的消费增长，可直接拉动GDP增长约1.5个百分点。如果推动这样的创新政策，中国2025年实现5%左右的增长是一个大概率事件——目前大部分外资机构对2025年的增长预测都在4%左右，而这些预测没有考虑或是低估了创新政策工具所能带来的具有确定性的超量增长。

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和最终意义在于提升人民的福祉，这是增长的天道，“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重新构想增长，我们需要勇敢地开启滞延已久经济结构调整，寻求“经济再平衡”过程中涌现的增长机会。我国居民消费率目前不到GDP的40%，比美国低近30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不足与经济增长的目标和意义相悖；而且在目前的地缘政治情势下，国内消费率过低，难免落入别人对我们“产能过剩”“实施不公平的产业政策”等的指责之中。我国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太低(目前为43%，低于美国的68%)，这里既有收入分配体系不完善的原因，也与城乡二元结构痼疾未能化解、各类资产定价不尽合理不能给居民提供合理的财产性收入等有关。实现经济再平衡，让居民有能力、有意愿消费，某种程度上是在纠正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长远来看，将带来中国经济社会系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成为中国经济重要的增长源之一。

重新构想增长，我们需要寻找“大出海”中涌现的机会，提升价值链上游程度，寻找价值创造的新蓝海。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中、下游位置，目前仍严重依赖上游国家提供的中间品。在全球碎片化时代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要求我们通过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链重新布局，向全球价值链上游迈进，同时构建广泛的中下游合作网络，这为“大出海”提供了必然性。此外，占全球30%比重的中国制造，其中只有40%供国内消费，剩余60%则依赖海外市场，“大出海”不仅有助于我们开拓上游市场，也能通过让渡部分中下游环节实现全球贸易和全球经济形成新的平衡，化解我国增长过程中日益累积的外部压力……中国GDP占全球比重为18%，如果我们的企业只是守住这18%，就意味着我们选择放弃了82%的世界——“大出海”是中国企业寻求韧性增长的必由之路。

加大对节点行业和领域的投资强度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最有效的途径，这些领域的突破会带来大量的上、下游产业崛起，乘数效应巨大。这解释了渴望“开启激动人心的国家成功新时代”的特朗普为什么急于马上部署投资高达5000亿美元的“星际之门”（Stargate）计划，通过大力投资美国的AI基础设施，确保美国在该领域的统治地位。重新构想增长，我们需要加大对那些可能成为未来增长之源的基础、核心领域的投资强度，这包括基础研究、人工智能、能源转型、数字经济等领域以及支撑其发展的相关基础设施等——它们是中国经济的“星辰大海”。

从山到海，重新构想增长。我们需要深刻理解，顶层设计固然重要，但实现创新突破注定是一个长期、艰难、前景绝非清澈澄明的过程。幸运的是，在我们经济社会几乎每一个角落，总有那么一群不安分守己、不循规蹈矩的人，“虽万千人，吾往矣”，靠着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他们忍受着我们这个时代绝大部分时间的平庸、无趣、迷茫，只为等待几个有价值的瞬间——然而，正是那几个瞬间迸发的光芒，定义了他们的人生，照亮了我们这个时代。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和天真的冒险家，因为他们，我们对这个时代一直都有信心。

“新年向未来敞开了门，像语言那样洞开。昨晚你说：明天，要写一些新的符号，勾画一派新的景致；在时间和纸上，创作一首新的诗。明天，要重新创造世界的现实”（奥克塔维奥·帕斯，《元旦》）。新的一年，我们一起，重新创造世界的现实。

你好，2025！

匆匆于乙巳年正月初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