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殿下争道”为何引起轩然大波？ | 青年维也纳

“与殿下争道”为何引起轩然大波？

在平家主宰朝廷期间，朝廷与京都的社会风气发生了重大变化。仁安三年(1168)，平清盛出家后隐居福原，长子平重盛作为继任家主成为六波罗的主人，留在京都统率平家众人。当年年底，平重盛一度以养病为由请辞权大纳言一职，后又在嘉应二年(1170)四月复任。三个月后的嘉应二年七月，平重盛在一起事件中证明了自己精力依然充沛，甚至有些过于充沛，引发了一场震动京都居民的风波。这起事件就是所谓“与殿下争道”事件。“殿下”是对摄政关白的尊称，这起事件是因摄政松殿基房（藤原忠通之子）的队伍与平重盛次子平资盛一行在京都的夜路上遭遇而起的。

“与殿下争道”事件为什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是因为松殿基房一方违反了当时的交通礼仪，大大激怒了平重盛一方。“违反交通礼仪”在今人看来或许不值一提，但在当时的社会，“交通礼仪”是维持社会身份秩序的重要机制，违反交通礼仪无异于挑战社会准则。加之“武者之世”下武人们蛮勇的思维方式作用，最终导致了一场难以化解的冲突。

为理解“与殿下争道”事件，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当时的交通礼仪。在当时的京都，一个人乘交通工具在路上与他人相遇时，有义务根据彼此的身份异同，向对方表示敬意，这种礼节被称为“路头礼”。路头礼的背后没有法律依据，只是一种社会习惯，但至迟在10世纪中叶的仪式书《西宫记》中就已经有了路头礼的记载，在这之后的两个多世纪里，路头礼逐渐作为既成事实得到巩固，成为一种牢不可破的习惯。路头礼的源头是古代中国的律令和礼制，但在中国，这些礼节针对的是双方骑马相遇时的情形。日本的上流阶级多乘牛车，因此日本的路头礼以乘车为主要场景，形成了与中国不同的独特礼节体系。

和其他所有礼节体系一样，路头礼的首要原则也是“以卑让尊”，双方身份差距越大，较卑微一方的礼节就越周到。在路头礼体系中，更周到的礼节意味着更多地牺牲自己的方便：在路上等候久一些，在低头时角度大一些，在等待时更有耐心一些。

在较卑微一方看来，如果自己与对方身份差距极小，两人可以“扣车而过”，即将自己的车暂时停在路边的辅道上，等待对方的牛车通过。如果对方的身份较为尊贵，让路一方还需要“税驾”，也就是解下拉车的牛，表明“本车一段时间之内不会前进”。“扣车而过”时，让路者只需在路边暂停片刻让对方通过；但在“税驾”时，让路者需要把车在路边停放一段时间，以表明“为您方便，在下等多久都不要紧，还请您从容通过”。

如果对方的地位比“税驾”更为尊贵，让路者还需要为其“置榻”。“榻”指的是供乘客下牛车时使用的垫脚板。让路者在“置榻”时需要将榻放在牛车的出入口前，再将鞋放在榻上，表明“小人就在这里候着，若有需要随时可以穿鞋下车，到您面前听候吩咐”。但这不是要真的穿鞋下车，而是摆出准备下车的姿态，表明对方实在过于尊贵，自己不惜在路边下车相见。

如果对方的地位比“置榻”更为尊贵，让路者就需要穿上鞋下车致意，是为“下车”之礼。如果对方身份比“下车”更为尊贵，让路者还需要行“蹲居”之礼，也就是单膝跪地来表达敬意。如果对方的地位极为尊贵，让路者在下车后还要行“平伏”之礼，即鞠躬四十五度。虽然不是真的五体投地，仍是一种十分谦卑的姿态，表明自己的头已压低到最大限度。这就是路头礼体系中级别最高的礼数。

路头礼的礼节级别取决于双方位阶和官职的差距，以及对方是不是殿上人（能够进入天皇居所内里清凉殿的特权阶级）。例如，若在路上与大臣相遇，自己也官居大臣、大纳言或中纳言，双方只需“扣车”而过（地位较低者“扣车”）即可，但如果自己是参议就需要“税驾”；兼任弁官局长官左右大弁的参议因地位相对较低，在“税驾”后还需要“置榻”；藏人头、不兼任参议的大弁和五位藏人需要“税驾”；弁官局的次官和三等官中弁、少弁需要“下车”；位阶为四位的殿上人需要“税驾”，五位需“下车”，位阶为五位的“史”（太政官负责文书起草和管理工作的底层官吏）应“下车平伏”。

然而，路头礼不具备法律约束力，所以上述规矩也只能作为现实中的行动参考。《西宫记·临时五》中也有“礼法无所定，随便宜可思免耻”的建议，即指出路头礼并非明确规定，行事者当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理，以避免受辱为要。

仅凭上述原则无法穷尽路头礼的实践情境，因为“尊卑”的秩序并不只是以位阶和官职为基础的。路头礼原本发端于中国古代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即“礼”的思想。“礼”的思想认为世间万物都受到因果关系和先后顺序的约束，因此原生之物一定比派生之物尊贵，先生之物一定比后生之物尊贵。

“礼”的观念对日本的诸多礼节产生了影响。例如，家族中兄长地位比弟弟高，嫡流地位比庶流高，在所有氏族中，天皇家地位最崇高，藤原氏次之，因为其祖神天儿屋根为天皇家的祖神——天照大神最得力的辅佐者。如此算来，臣下当中藤原摄关家的地位最高，其他人在思考尊卑关系时也应对这一血脉给予应有的敬重。

就这样，路头礼的体系在之前提到的以位阶、官职为基础的基本原则之外，也约定俗成地加入了亲子之差、兄弟之别和血统贵贱之分等因素。这些因素背后没有法律规定，也没有具体的书面说明，这是因为当时的朝廷认为礼法不应以法律条文为基础。“礼”的思想认为，人的举止应根据“礼”这一世界运行的基本原则自发地受到理性约束，而“法”作为一种必要之恶，针对的是没有机会或能力锻炼自身理性的庶民，通过刑罚唤起庶民的恐惧本能，从而防止他们在动物本能的影响下犯罪。当时的人认为，以书面形式具体规定上流阶级的礼法规则本身就是礼制废弛的体现，所以直到镰仓时代后期龟山上皇主持编纂《弘安礼节》之前，朝廷从未颁布官方的礼节规范。

那么，龟山上皇为何要编写《弘安礼节》呢？这是因为在他的时代，藤原摄关家等上流贵族坚持血统上的尊贵性，而当时通过依附院政从摄关家独立出来的中流贵族则抗拒这种秩序，导致贵族社会纠纷频发。为稳定局面，朝廷不得不编写《弘安礼节》，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例外的必要之恶。

因为“礼”的思想拒绝对礼节进行有强制力的明文规定，礼法的正确实践最终完全取决于个别场景的具体考量。虽然身份较低的人无论何时都需要礼让，但礼让的程度并无标准答案。因此，围绕“礼让的程度”这一问题，当事双方之间时常发生分歧。如此一来，礼节的实践就会变成双方自尊心的较量，滋生紧张气氛。如果当事的其中一方以“摄关之子”“天皇外戚”“院近臣”等身份自恃，而另一方对此不以为然，就会产生矛盾。在路头礼引发的纠纷中，当事者之间的冲突往往始于当场爆发的口角。

在被慈圆称为“武者之世”起点的保元之乱爆发的前一年，即久寿二年(1155)二月，一场冲突为路头礼纠纷的危险性提供了鲜明的例证。在京中偶然相遇的左大臣藤原赖长与左卫门尉平信兼之间围绕路头礼发生冲突，最终酿成多人死亡的惨剧。当时，平信兼从自己的车中走出，来到附近的一棵树下，对藤原赖长行蹲居之礼，但赖长一方的随从认为平信兼有失礼数，殴打了平信兼并破坏了他的牛车。自觉受辱的平信兼勃然大怒，以弓箭反击，当场射死赖长手下的几名随从。藤原赖长仓皇逃走之后向鸟羽院举报此事，平信兼最终获罪免官（《兵范记》）。

为什么对赖长行“下车蹲居”之礼的平信兼受到了赖长随从的刁难乃至暴力侮辱呢？这是因为根据路头礼的原则，平信兼只对赖长行“下车蹲居”之礼是不够的。如前所述，在当时的路头礼规范之下，官居六位左卫门尉的平信兼在路上与左大臣赖长相遇时不能只“下车蹲居”，而是应采用更高一级的礼数“下车平伏”。平信兼没有做到这一点，在赖长的车驾前只以蹲居了事，赖长的手下对此忍无可忍，于是对他施加了暴行。

那么，平信兼没有选择“下车平伏”，只是因为他对路头礼缺乏认识吗？这也不太可能。根据多项史料的记载，平信兼一直作为朝廷的下级官僚在京城活动，不可能不了解路头礼的常识。平信兼想必是在对路头礼有所认识的情况下故意选择了更简单的下车蹲居之礼，以羞辱藤原赖长。

藤原赖长认为平信兼和自己的身份差距极大，但平信兼自己却不这么认为。这不是因为他轻视左大臣赖长的地位，而是相信自己的地位比对方眼中自己的地位更高，这正是“武者之世”在京都降临的表征。在此事发生不久前离世的平忠盛生前升任刑部卿，甚至获得了升殿资格，他的经历表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院政统治之下，得益于作为“治天之君”（施行院政的上皇）的白河院和鸟羽院的栽培，武士的地位已大为提升。平信兼的自尊心也因此膨胀，令左大臣感觉受到了侮辱。与此同时，藤原赖长的随从也轻视了武士的自我意识，认为自己只是在捍卫社会常识，最终伤害了武士的自尊心，引起了武士的武力抵抗，造成多人死伤。这起事件无疑向当时的朝廷与贵族社会表明，武士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忍气吞声，如果受到压迫就会毫不犹豫地以暴力手段维护自我。这便是“武者之世”即将来临的象征。

前九年之役绘卷

在保元、平治之乱以前，就连出身平氏支流的平信兼也有此胆量，那么，平家（平氏的主流）在保元之乱中作为武士成为政坛主角，并在平治之乱中成为朝廷股肱以后，平家诸人的自我意识之高涨简直令人难以想象。除此之外，因为时人相信平清盛是白河院的私生子，他官拜太政大臣，在朝中大权在握，他的子孙们无疑更为自傲，对自己家族的特殊身份深信不疑。

平重盛之子平资盛似乎就拥有这种极为高涨的特权意识。他虽是平重盛的次子，但在“与殿下争道”事件发生的嘉应二年(1170)七月已被九条兼实（摄政松殿基房的异母弟）在日记《玉叶》中明确称为“重盛卿的嫡子”。虽然后来继承了平重盛地位的是长子（平资盛的异母兄）平维盛，但此时的重盛嫡子仍是资盛。作为未来平家一门的家主，平资盛有资格继承极大的权势，他自己想必也心比天高，不把摄关家放在眼里。

就这样，摄政松殿基房不幸在京都的街道上与平资盛相遇了。松殿基房原本并无侮辱平资盛之意。《玉叶》记载，平资盛乘女官的牛车出门游玩，当时谁也不知车中乘坐的其实是他，如果他乘自己的车出行，想必不会有人敢于挑衅。然而，平资盛乘坐的牛车从外表上看不过属于一位“不明身份的女性”，可他乘用此车时的举止依旧我行我素，这种表里之间的反差最终惹出了大祸。很明显，此事的过错在平资盛一方。

松殿基房的手下们在街头袭击了平资盛的牛车，将其“砸坏”。他们起初的动机应只是教训一下在摄政的车驾前如此失礼的女官，但在打砸牛车时却在车中看到了平资盛。虽然这场纠纷的责任当在没有亮明身份的平资盛，但松殿基房确实袭击了平清盛的嫡孙，令平家蒙羞，这一结果令他坐立不安。

松殿基房立刻派人将参与袭击的手下扭送到平资盛之父平重盛处，“任凭贵方依法处置”。这样一来，松殿基房表明了己方没有恶意，愿意让对方惩罚己方犯事者的态度，尽可能地照顾了平家一方的颜面。

然而，平重盛将松殿基房扭送来的肇事者退了回去。这不是为了表示宽恕，而是拒绝接受松殿基房一方的谢罪姿态，表明自己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两天后，坊间流传起“平重盛心中对‘乘逢’〔争道〕事件仍有恨意”的传闻。争道事件在日语中一般写作“乘合”，指的是乘坐同一交通工具的两人是否礼让的问题，因此在这里将争道事件写作“乘逢”，而这里指在乘坐交通工具时于路上相遇而发生的冲突更为妥当。

松殿基房因这些传言恐惧不已，一心只想逃过平重盛的报复，于是立刻下令处置此次争道事件的肇事者。摄政一方的肇事者中既有近卫府派给摄政充当卫兵的武官“随身”，也有在主人车前开道的仆役“前驱”，还有身份更低的杂役“舍人”和牛倌“居饲”。涉事的随身和前驱共七人受到惩罚（可能是放逐、禁闭），舍人和居饲则作为犯罪者被扭送检非违使。松殿基房单方面重罚了自己的手下，就像历来的上位者一样，让部下去承担事件的全部后果。

虽然上述表态并无虚假之意，松殿基房仍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没有亲自道歉。这不是松殿基房的一时疏忽，而是因为“摄政者，代天子行政之职也”，摄政是天皇的代行者，地位“近于天皇”（《吉记》文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条）。因此，松殿基房不可能向大纳言平重盛或官居五位越前守的平资盛低头道歉，就算他想谢罪，他的地位也不允许他这么做。松殿基房贵为摄政却有名无实，甚至在现实中反过来为尊贵的地位所累，这便是身份制社会的吊诡之处。

就算松殿基房单方面处置了肇事者，平重盛也不愿息事宁人。松殿基房一度因此战栗度日，在外出时更是尤为小心。“与殿下争道”事件发生十多天后，松殿基房从名为闲院（二条大路以南、西洞院大路以西）的宅邸出发，前往先祖藤原道长建造的法成寺（东京极大路以东、近卫大路以北），但在二条大路与东京极大路的交叉口附近发现一些“武士”正在“群集”。这些武士似乎受到平重盛的指示，打算报复“争道之遗恨”，正在这里等候基房一行赶来，准备将基房车驾前的前驱人员抓走。松殿基房因此大感恐慌，决定打道回府。

这样一来，松殿基房甚至无法踏出府邸一步，朝廷的政务也因摄政的缺席而停滞。但此时，朝廷正在为年满十岁的高仓天皇准备元服的仪式，必须要摄政出席会议。在“与殿下争道”事件三个月后的嘉应二年(1170)十月，会议终于召开，松殿基房决定出席。这到底是因为他觉得事态已经平息，还是明知自己依然有可能受到袭击，但囿于摄政的地位不得不外出公干，如今已不得而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松殿基房在参会途中不出意料地遭到了报复。

当松殿基房经过大炊御门大路和堀川大路的交叉口赶往内里时，路边突然出现大批武士，将基房车驾前的先导人员全部拉下马来。基房一行恐惧不已，连滚带爬地逃回宅邸，朝廷的会议也因摄政缺席而不得不延期。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摄政拥有“近于天皇”的崇高地位，但武士们依旧以摄政为目标，毫不犹豫地进行了报复，在时人看来可谓骇人听闻。通过公开报复摄政松殿基房，武士们表明了无论被日本国内的什么人欺侮，自己都不惜通过直接的暴力行动还以颜色。这就是“与殿下争道”事件的历史意义。

平重盛手下的报复行动总体来说十分克制，对于手段的选择也十分精明。他们只是把松殿基房车驾前的先导人员从马背上拉下来，既没有造成人员死伤，也没有直接对基房出手。和十五年前射杀左大臣赖长手下多名随从的平信兼相比，平重盛的做法理智得多。与当代那种彻底失控的“路怒症”司机相比，平重盛显然保持了自己作为社会人的理性思维。而即便如此理性，平重盛依然坚持要求对松殿基房施加报复，这都是因为松殿基房一方越过了武士思维中最不可逾越的一道红线。

在武士心中，受辱是最不可接受的，这一点在近代以前从未变过，恐怕在明治维新时依然如此，可谓武士性格的核心部分。因此，武士在生活中总是十分注意个人尊严，防范他人轻慢自己，但无论多么小心，武士难免会因他人的过失受到侮辱。在武士看来，这种廉耻心被他人轻易践踏侮辱的经历是最为可恨的。

如果在众目睽睽之下受人侮辱，武士就决不能忍气吞声，只有报仇才能雪耻。为了防止自己再被侵犯，武士必须给对手施以同样的屈辱，既让对手偿还颜面上的“欠债”，也释放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信号。在“与殿下争道”事件后，平重盛如果不报复松殿基房，摄关家、公卿阶层乃至武士们就会轻视平家，因此重盛除了出手报复之外别无选择。而且，一旦决定要动手雪耻，哪怕影响到天皇元服仪式的日程，给天皇造成了麻烦也要坚决执行下去。只有摆出这样的强硬姿态，才能让世人明白“羞辱平家的人一定逃不脱报复”。

报复行动的三天后，松殿基房与平重盛两人同时入宫觐见，平重盛借这一姿态表明自己在出手报复之后已经消气，愿意与松殿基房和好。然而，平重盛此次入宫时一反常态，带着“众多武者”随行。这无疑也是在宣示任何羞辱平家的人都是在与这些雄壮的武士为敌，让世人好自珍重。

作者: [日] 桃崎有一郎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品方: 甲骨文 

副标题: 武士缔造的战乱之都

原作名: 「京都」の誕生 : 武士が造った戦乱の都

译者: 徐一彤

不过，平重盛的自我控制意识同样值得玩味。他在报复松殿基房时没有造成人员死伤，也没有防卫过当，在给对方施加同等的羞辱之后便愿意重归于好。这种行事作风和“殿上夜袭”事件中平忠盛的表现如出一辙：两人都表现出强悍的姿态，向试图羞辱自己的人明确释放出“睚眦必报”的信号，但在现实中又不会给对手造成实质性伤害。这种在报复心理和自制力之间达到完美平衡的分寸感体现了平家卓越的“社会性”，也是平家能在诸多武士家族中脱颖而出，一路升至朝廷高层的诀窍。

平重盛在报复松殿基房时没有袭击后者的居所，而是在基房外出途中下手，这一点也值得注意。平重盛之所以派人在路上下手，是为了在基房外出时扰乱他的仪仗，以最直白的方式让京都的大众目睹基房受辱的场面。通过这一象征性做法，平重盛把自己的立场传达给了大量受众。这表明在京都街头，无论是严整华丽的仪仗行列，还是故意让仪仗蒙羞的暴行，都是一种以视觉方式宣扬自身身份的宣传活动。就这样，京都的街道成了一种媒体平台，在历史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