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记本”注：本文作者为出版人、出版韬奋奖获得者，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王建辉，首发“出版六家”，特此分享。
近代以来，中国包括学术界、新闻界和出版界在内的知识界，最看重的是什么？回答大概要算“独立之精神”，或许还要加上“自由之思想”。不过倘若没有“独立之精神”，又何来“自由之思想”，故“独立之精神”乃是根本。
陈寅恪的一句话流传最广。那是1929年，陈寅恪在《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一文中的名句，也是碑文的最后一句：“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且不说陈先生对王先生下的断语是否契合，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话，实在是一个时代知识人的精神写照和不懈追求。
“独立之精神”的倡导并非自陈先生始。比陈先生的话语更早，在20年代初期的新闻界就出现相同的提法。
1921年，英国现代新闻事业奠基人北岩爵士到上海的申报馆访问，在欢迎宴会上他说：“世界幸福之所赖，莫如有完全独立之报馆，如贵报馆与敝报馆差足与选。报馆采集各种真确之新闻贡献于世界，其价值与功用，实远过于外交。”这是来访的外国人对中国新闻界说的，“独立之报馆”这样的说法，给足了《申报》一个很大的面子，同时也是一种希望。
北岩爵士1908年买下难以为继的《泰晤士报》进行改革，他有着巨大影响力和坚毅性格，被称作“舰队街的拿破仑”。
北岩爵士
这一年稍晚的时候，史量才也在欢迎来访的美国新闻家、万国报界联合会新闻调查委员会委员长格拉士格拉士的招待会上，曾就本馆宗旨说道：“十年来，政潮澎湃，本馆宗旨迄未偶移。孟子所谓‘富贵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与顷者格拉士君所谓‘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一语……似亦隐相符合，且鄙人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一年也。”
史量才将来源于西方思想的报馆的独立之精神，与传统的中国士大夫精神结合起来，融会贯通做了全面的阐发。更为宝贵的是他并以生命为代价，坚守了这份“独立之精神”，这显然只比口头与文字上的表述是真正的更为伟大。
史量才
真正的报人总是以“独立之精神”为砥石的。
史实说明，他们的这份坚持比学界的坚持更重要。
出版界坚持独立之精神，也不乏其例。大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的坚持“独立之精神”，体现在他的“在商言商”的经营原则，他不去反对政府，也不去逢迎，不依附于政治势力，也不去和某种政治势力作对。其创始人之一夏瑞芳便是不愿依附于某一种政治势力而被刺杀的。中小出版社如泰东图书局和文化生活出版社也以不同的方式坚守了自己的独立性。泰东虽然出身于政学系，但后来与政学系没有什么大的关联，它关注的是出书建立“理想的新泰东”。文化生活出版社由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巴金主持，也坚持了自己的独立出版立场。
知识分子最可告慰自己的是具有时代的良知，这种良知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更在自由之思想的前面，没有独立之精神不会有自由之思想。胡适对于知识分子的独立之精神有过自己的解释：“真正的个人主义指：一种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
尽管胡适曾说过：“在中国，做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异常艰难的。”但一个时代总还得有人去坚守这份良知，也就是“独立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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