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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行花街何成广州生活美学? “千言万语全在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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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25日,广州西湖花市开市。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从哥斯达黎加起飞,经两次中转跨越数千公里,穿着一身红色唐装的华人曾福财终于落地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他的妻子黄少芳和女儿捧着一束百合花,在飞机到达处等待他。

对广东人而言,每年过年,有一件事的重要程度不输看春晚,那就是行花街。

“行花街”即逛迎春花市,从农历腊月廿八直至除夕夜,“唔行花街,唔算过年”。行花街也通常和“转大运”联系在一起——买花代表花开富贵,而踏过搭建在花市中央的主牌楼的门洞,来年便能行好运。

越秀区西湖迎春花市是广州迎春花市中历史最悠久的传统花市,享有“百年花市”的美誉。其起源可追溯至明末清初,当时花市从分散的“花渡头”逐渐固定在西湖路、教育路一带。春节逛西湖花市,是“老广州”的风俗习惯。

2021年,春节(行花街)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4年,“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25年,越秀西湖花市于1月25日上午8点30分开始至1月29日凌晨2点结束,为期4天。

纪录电影《行花街》是目前唯一一部有关行花街的影像作品,该片多线索、多侧面地记录了2024年行花街的全过程。整部纪录片历时一年半,由国内非遗影像研究学者刘广宇团队完成。

“在市场行为之下,行花街实则是广州人的生活美学在年关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爆发。”刘广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们的追求是一种特别实在的追求,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不是摆脱苦难,就是希望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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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花市电影拍摄现场。 (《广州城市记忆之花韵千秋》/图)

“他们对鲜花没有一点虚妄的情感投射”

外地人若是第一次来广州逛迎春花市,就仿佛进入一场猜谜游戏现场。

金桔、桃花是迎春花市上最常见的花卉,寓意“大吉(桔)大利”“大展宏图(红桃)”,“五代同堂果”(学名乳茄)也因其色泽金黄、形状特殊而十分畅销。蝴蝶兰被塑造成聚宝盆的形状,花名则以“藏宝图”“财运亨通”“好运爆棚”居多。在其他地区可能有所避讳的菊花,在广府文化中则象征长寿和健康。

就连日常的蔬菜也会出现在花市上:葱、蒜、生菜、红萝卜、芹菜,各有可解释的意头,葱蒜代表“聪聪明明”“精打细算”,生菜谐音“生财”,红萝卜代表“红红火火”,芹菜寓意“勤勤力力”。

放眼望去,花市上以红黄二色系居多:红色代表兴隆,黄色代表金钱。无论是花名还是颜色,都与祈福求利的意头相关。买花也不仅是出于美学上的考量,更多是图个“发”的意头,“花开富贵”。

“对广府人来说,所有美好的生活都是可以指望的。”刘广宇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鲜花是很美丽,但是他们对鲜花没有一点虚妄的情感投射,每一束花都是他们对未来很实在的憧憬:追求财富。”

在拍摄完有关自贡灯会的纪录片《传灯》后,刘广宇发现,全国的都市里,作为一个大型项目在春节展开的民俗其实不多。作为在岭南自发生长出的传统民俗,行花街是广府人的一种集体记忆,有着巨大的凝聚力和文化认同。

有关广府地区的花卉贸易,最早记载为唐代的卖花船和宋代花贩,如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花市与春节的结合则成形于明清,清中期,在藩署(今广东省财政厅)前出现夜间花市,迁至今天的北京路。1958年,花市牌楼上首次使用“迎春花市”匾额。1960年,全市花市增至4个,有一千多个档位,人们用竹竿搭成牌楼和花架,现代花市初步定型。

黄少芳今年66岁,基本每一年都会去逛西湖花市。“最期待的就是感受一下那种开心的气氛,也可以看到今年花农卖花的气氛怎么样。”

黄少芳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在她十七八岁的时候,她会和朋友专门等到近收市的时候再去逛花市。即将收摊的花贩将没卖出去的花摆在路边,可以免费领。当时没有地铁或出租车,公交车也已经停运,她就一路步行回家,到家时已是凌晨4点。玫瑰花买来以后,通常需要把刺除掉,因为觉得刺的寓意不太好。

时间倒退三个月,在距离西湖花市几十公里之外,岭南深丘地带的大小村落里,这些摆在西湖花市上为众人观赏的花还是一颗颗种球或种子或花苗。随着花苗的长高长大、分化成花、逐渐绽放,它们被花农集运至广州规模最大的花卉批发市场、位于芳村的岭南花卉市场,被花商批发买下,最终在岁末年初、在它们的盛放季节,被统一称作“年宵花”,进入寻常人家的客厅、阳台。

整个广州的花卉来源分为三部分,第一是广东本地种植的花,比如顺德陈村种植的年桔、从化区桃花小镇锦二村种植的桃花;第二是来自云南的鲜切花;第三是海外的名贵花种,包括荷兰的郁金香,不过现在海外花卉在花市中的占比已越来越低。

对传统花农来说,种花是9月份以后的事情。农民郑伟棋采用水稻和花卉轮种的方式,春天种植水稻,7月水稻收割后,他把田晒干、晾干,然后培土、翻土,到9月开始搭花棚,改种百合和剑兰。他的儿子在报社工作,有时也会回家帮忙。晚上,郑伟棋会去当保安补贴家用。很多花农有着相似的处境,送煤气罐、打零工,用一份副业来维持生计。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年桔、蝴蝶兰种植,已经形成了专业化的种植技术。徐桂浩是“满天红园艺公司”的总经理,主要售卖优质品种的蝴蝶兰。徐桂浩近日非常忙碌,中午过后就开始接单、打包,深夜出货,到凌晨四五点才可以休息。

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年宵花这个月的销售额占了全年销售额的40%到50%。在国内,蝴蝶兰的年产量大约2亿株,其中广州这个月就卖了六千多万株。

对徐桂浩而言,为年宵花市做的准备,起始于前一年的3月。3月开始,蝴蝶兰需要换杯,此时徐桂浩需要决定当年种植的品种、规格、数量、颜色配比。从3月直到过年前,都需要进行肥水的管理。

7月到8月是花农一年里最清闲的时候。花还处于成长阶段,炎热的天气也让购买花卉的人减少。中秋过后,天气转凉,花卉变得耐摆,蝴蝶兰的销售就开始进入旺季。

“2024年是暖冬,对我们的销售非常非常好。”徐桂浩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天气在整个年宵花的销售中起到重要影响。18-25摄氏度是蝴蝶兰开花的最佳温度区间。2024年的春节前,广州一直在下大雨,蝴蝶兰在运输时被冻坏,此类折损让他的销售成本整体增加了10%。

蝴蝶兰一般是在温室栽培,对温度、湿度、光照都好控制;相较而言,露天种植的桃花、“五代同堂果”则更难把控,“天气给你吃你就吃,不给你吃你就没得吃”。纪录片里,花农张启文种植的“五代同堂果”受暴雨影响,全部被淹死。这种情况下,如果想赶上年宵花市,就只能从别处买来。

疫情前,郑伟棋本来拥有40亩种植田地,疫情第一年,大量鲜花无法卖出,他损失了近40万元,他现在的田地收缩到了16亩。郑伟棋曾对刘广宇说:“干不动了,再干一年就不干了。”刘广宇问:“不种花了,那干什么呢?”郑伟棋回答:“我全部不管了,我就种一两亩,当成自己的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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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25日,广州天河花市开市首日,摊位上售卖的“五代同堂果”。 (南方周末记者 冯飞/图)

一份发自内心想做好的工作

如果问谁最了解越秀西湖花市的筹备过程,可能很多人都会指向一位胖胖的短发女士:陈碧霞。

62岁的陈碧霞是越秀区市场监管局的退休干部,从17岁开始工作就参与花市的全程筹备,退休后又被返聘四年。2025年是陈碧霞43年以来没参与花市工作的第一年,她非常担心。

陈碧霞向南方周末记者列举了现场需要考虑的很多问题:花农取水点放在哪里?提前撤档的花农去哪里退押金、退灭火桶?特定的摊位需要供电,如何拉电源?“有些福利的摊位,到年三十可能会提前撤场,假如没人跟进,‘走鬼’进去卖东西是小事,但是万一被不法分子利用这些场地,派发一些对国家不利的宣传品,这样子问题就大了,对不对?”

陈碧霞就住在花市曾举办的地点教育北路,但她从小不愿意逛花市,因为人太多,太吵闹;她到现在也一般不会去花市买花,因为还要自己拎着拿回家,不方便。没想到从上班的第一天开始,她就一辈子和迎春花市打起了交道。

从10月开始,由越秀区公安分局、区市场管理局、区应急管理局等单位抽调人组成临时区花市办,草拟当年的方案,给到各成员单位去讨论,并向社会发出招投标牌楼设计、搭建等项目的邀约。陈碧霞在花市筹办期间主要负责花市摊位的招投标,但她实则参与到从组织招投标会到现场摊位布置的每一个环节中。

她将政府视为提供服务的角色:“假如天气不好,生意不好,花农又花了大价格,要是你提供的服务周到了,他没得埋怨政府。假如服务不到位,到时候生意不好,他就会有怨气。”

有一年的腊月廿八早晨8点钟,花市刚开市,陈碧霞去花市指挥部时,被当年盆花的标王拦住,大声埋怨。这位标王专做小盆的蝴蝶兰,盆花摊位的起拍价是3000元,他花了17000元拍下盆花区的头一档摊位。盆花区在名优花卉区的后面,结果名优花卉区里一家插花的摊位也摆了几盆蝴蝶兰。他质问陈碧霞:投标的时候就说我是盆花第一个,为什么前面也有蝴蝶兰?陈碧霞说,“小伙子,你不用这么上火,你跟我说了,我会给你解决的。”后来她说服名优花卉的摊主,把蝴蝶兰全部撤了。

刘广宇2024年了解到陈碧霞的职业生涯后,就决定必须要拍这部纪录片,“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她是一个很重要的报告人。”不过面对镜头和媒体,陈碧霞不愿多说,她把自己为花市几十年的奉献概括为一份发自内心想做好的工作。

刘广宇也感受到广东人的特质——低调,不愿意露镜头。这样的性格让纪录片的拍摄变得困难,“拍广东人比较难就在这个地方,太务实了,不愿意多说,片子有时候需要多说话的”。

对陈碧霞而言,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把花市安全地办完。她反复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安全的重要性,提到几次差点出现事故的安全隐患:2014年,花市举办期间刮起了切变风,直接把棚架的顶掀了起来;2000年,花市的花棚、牌楼仍由竹子搭成,当时主牌楼里照明的一个灯泡发热出烟,险些点燃竹架,自此之后,棚架就全部换成钢铁结构。陈碧霞并不负责现场安全,能第一时间了解到全凭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和交情,“我是唯一一个和现场一线的工人喝茶聊天的”。

花市筹办期间,陈碧霞每天绕着花市起码走两万步以上,走到大腿都痛。身边的同事和她开玩笑,“霞姐,没了你,地球都不转了”。这些事情并没有被她拿来邀功论赏,“我从来不向别人讲的,你干了事情到处唱,就是在显摆你的功劳”。

每年的花市直至大年初一凌晨两点才正式结束,陈碧霞在43年里基本没有回家吃过年夜饭。有时候年三十晚上没有盒饭订了,她就和值班人员在花市附近随便打发。家人也都已习惯提前吃年夜饭,“今年他们都以为我去搞花市,我们年夜饭(1月)23日(编者注:腊月廿四)就吃了。”

2025年,没有参与到花市一线工作中去的陈碧霞感受到久违的轻松,“我就好好地享受一下。我都不准备在广州过年,我想出去就出去。”她准备去加拿大看看儿子,他们很久都没有在一起过年。不过,她又对南方周末记者袒露,“其实今年我都随时准备着回去的,万一他们还需要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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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春节前,广州花农在搬运捆扎好的桃花。 (受访者供图/图)

“生意兴隆,赚多点赚多点赚多点——”

2025年的越秀西湖花市牌楼,在花市开启的前一晚亮灯。牌楼虽然只是临时性建筑,只在花市期间使用,却是花市最为重要的标志性建筑。牌楼分为主牌楼和副牌楼,主牌楼仅一个,宽二十多米、高四十多米,搭建在最繁华的路段。今年的主牌楼以广州“四大崇楼”之一的“海山楼”为原型设计,立在广百和大佛寺之间的西湖路上。

牌楼横跨路面、地处交通要冲,搭建受限多,既要控制建筑规模,又不能破坏路面和民房。因为是临时建筑,牌楼无法打地基,且需要在短暂时间内建成,因而技术难度比普通的建筑还要高。而当除夕的零点过去,进入农历新年后,花了将近30天搭起的花棚,需要在花市结束后的4个小时之内拆掉。

2024年的大年初一,早上9点钟,刘广宇到现场时,只见花市旁边的简陋工棚里,花市主牌楼搭建的负责人区永建在角落的沙发上裹着件大衣睡觉。“大家都撤了,我还不能撤,我得等到所有都撤完才能离开花市。”

花市的现场一共有163个摊位,这也是陈碧霞最为操心的地方。“现场很多变化,有些单位不要棚架搭建方的设施,有一些又要增加。现场没有一个人熟悉和指挥,到时候一开市就会乱套。”

对卖花人而言,花市也是一年生意的晴雨表,如果在花市上卖得好,寓意为一年生意都能顺风顺水。如今的花市上花农自产自销仅占30%,70%都是批发拿货的花商,其中有一半都是年轻人卖花和小百货,五六个学生合伙就去投一个摊位,每个人拿三五千元出来付摊位费、拿货,好的情况每人能分到两三千元(利润)。

在广东,家长都很支持孩子参加这样的社会实践,很多家庭背景不错的孩子也都会被家长拉去迎春花市上卖花,去体会赚钱的不易。陈碧霞同事的儿子读大一时曾经盘了一个摊位,花市开市期间每天叫卖到喉咙都哑了,陈碧霞去花市时,只见她的同事提着一个大的保温水壶,去给儿子送凉茶。

在花市上,更有趣的还是看买花人与卖花人讨价还价的过程。与普通花市不同,迎春花市上,买花卖花讨个吉利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约定,卖花人、买花人都会和和气气地商榷价格,尽量避免发生争执。《行花街》里就记录了这样两个瞬间:

“我记得我的幸运数字是五一,那就五十一吧!”一位中年男子购买“五代同堂果”时还价道。

“好,那就这样。”店家倒很爽快地答应了。围观的人一起鼓掌。

“完了完了,还价还少了!早知道就说幸运数字是三十三!”中年男子一拍大腿,笑着说。

另一位老人则在挑选桃花,“这枝一百八可以吗?”

“这枝比较贵,要二百八十块。一百八不行。”卖家不让步。

老人找来自己的女儿,让她付款。身旁的老伴继续砍价,“两百嘛。”

老人和卖家同时拿住花。“一八八嘛,一八八。”老人督促女儿付款。大家都笑了,顺利成交。

当行人笑着表示价格太贵了不要,花商也笑着回一句:“没事,先行大运。”

哪怕再困难的家庭,过年的时候都会买两枝菊花做装点。不过最畅销的还是工艺品区售卖的颜色、造型各异的小风车,转风车就象征着“转大运”。

在这样的氛围里,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年夜饭聚餐时,黄少芳边给小孩发红包边一句一句教他说拜年祝福:“生意兴隆,赚多点赚多点赚多点——”

徐桂浩也从岭南花卉市场的同行熟人那里买了点桔子和百合花,与蝴蝶兰一起摆在他的办公室里,祈求新的一年兴旺发达。正月初五初六,徐桂浩就又要回到公司上班,安排换杯、种苗,为下一年的年宵花市做准备了。

南方周末记者 陈荃新

责编 刘悠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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