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村庄养殖业逐步走上专业化、集约化、规模化发展道路,龙头企业通过资本控制推动农户发展。
2.在“公司+农户”的合作模式下,农户完全依赖于公司,利润受到公司严格控制。
3.然而,这种模式导致农户收益难以保障,劳动强度高,且面临市场风险。
4.龙头公司垄断下的规模化养殖提高了进入门槛,使小农户难以参与。
5.为保障乡村利益与农户利益,需要重新审视资本下乡和“公司+农户”的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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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村庄近十多年来种植和养殖业的发展情况,可以发现村庄的种植业和养殖业都逐步走上了专业化、集约化、规模化的发展道路。而且此过程都是在资本的强控制下推进的,村民在其中处于被动状态,其获取的收益其实就相当于当前村民外出打工的工资。
在以水稻种植为主的时期,村庄的养殖业基本上都是以散养型为主。2008年前后,在家种植水稻的农户,基本上都会养牛、养猪(养牛用于农用,猪则是主要进行售卖),但随着水稻种植面积的减少以及年轻劳动力外出打工,散养型方式也逐渐消失。当前从事养殖业的村民都是以规模化养殖为主,完全面向市场需求而生产,并且都是在当地龙头公司的严格控制之下。据了解,目前村庄中的养殖业主要是以蛋鸭养殖为主,2000只以上规模养殖场有16家,并都采取的是“公司+农户”的形式。据一名养殖户介绍,在整个桂林地区从事蛋鸭养殖的龙头公司只有两家,其中GL公司专门从事鸭禽养殖,村内有14家养殖户与其合作。LY公司是一家综合性企业,饲料、疫苗研发、养殖等各方面都有涉及,目前在村内有2家养户。在“公司+农户”的合作形式中,农户完全处于公司的控制之下,其养殖的行为、售卖的模式完全被公司控制。
首先,公司对养殖的过程进行严格把控,确保其在产前和产中环节获取额外利益。养户必须从公司购买种鸭,鸭种由公司免费提供。公种鸭公司要收取40元/羽的押金。在养殖过程中,公司要求养户完全使用其提供的饲料和药品,并对养殖过程中的饲料用量和药品使用情况进行技术指导。此类蛋鸭,一般要养殖140-150天才开始产蛋。产蛋期一般为一年,一年半要更换一批鸭子。在此期间,公司会让农户以赊销的形式使用饲料和药品,在蛋鸭产蛋后,公司再从农户售卖所获得的收入中扣除。而这些饲料和药品的价格则由公司决定,通过此形式公司能够有效控制农户的利润点。
一家养户如是说:“在养殖过程中,如果我们擅自使用某种饲料或样品,一旦出现大量蛋鸭死亡等方面的问题,公司便会将全部责任都推到我们身上。而且,养殖过程中出现蛋鸭死亡、鸭蛋受精率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公司也不会主动承担责任。公司的技术员都会怪我们不会养,这种时候我们也没有任何办法。就像去年,我们养的鸭子死了几百只,技术员也一直怪我们不懂养。我们要补充新的鸭苗,公司还会额外收费,鸭苗的价格也完全是由公司定2元到4元不等。而且有的时候还要我们等上一段时间才能给我们补。所以在养殖的过程中,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地按照技术员的指导来。而至于我们用了多少饲料、多少药水,我们就很难搞得清楚了,这都是公司那边控制价格的。”
其次,完全控制养户的售卖模式,精准实现公司对养户的利润控制。在养户进行规模化养殖的过程中,面临最大的问题便是如何及时售卖。在“公司+农户”的合作模式下,公司通过自身掌握的销售渠道为农户解决销售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户对接市场的问题,但却使得农户完全依赖于公司,农户在与公司互动的过程中完全处于劣势地位。
一方面,公司完全控制了对产品的评价标准。LY公司的标准为例,该公司在与养户签订合同时,对收购鸭蛋和淘汰鸭的标准进行了十分详细的规定。LY公司将鸭蛋分为两类,一种为合格蛋(专门用于孵化),另一种则为菜蛋。合格蛋按照个数收购,每个保底价为1.5元。菜蛋则只能按照斤数来收购,保底价为3.5元一斤。其中,合格蛋的标准为,每个要在80克以上、不能有污垢、不能洗水并且要受精。而且LY公司要求在210天之后才开始正式收合格蛋,在此之前都作为普通的菜蛋进行收购。而在210天之后养户每批送交的合格蛋受精率要不低于88%,低于此比率养户就会受到相应的扣款,高于此比率也有相应的奖励。而且如果受精率持续不能达标,公司则会要求农户提前淘汰此批种鸭,由此造成的损失也完全由养户自主承担。
另一方面,公司还完全掌握了收购价格的决定权。以GL公司为例,其每天都会根据市场的情况调控每天的收购价格,并通过公司的公众号向外推送。笔者关注了其公众号后发现,其每天公布的收购价格并未经过权威的认证,公司只是单方面解释说是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制定的价格,这也意味着农户的议价权被完全控制。一名养户也反映了类似情况,“收购的价格都是由公司定的,我们没有办法。如果公司想扩大养户规模,就会提高点价格,但都会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我们其实挣的就是辛苦一年的人工钱。三年中,有一年赚,有一年亏,有一年持平”。
同时,笔者通过查阅GL公司的价格公式材料发现,合格蛋的价格波动在近几年发生了非常大的波动,在2017、2018年合格蛋的价格在1.5元左右的幅度活动。而受到非洲猪瘟的影响,2019年合格蛋的价格上升到3-5元一枚,菜蛋的收购价达到了9元/斤的高价。这一年农户们都获得了非常高的收入,2000多只蛋鸭就能够赚50万到60万,这也使得蛋鸭养殖成为一个暴利行业。在2019年村庄内便扩建了5个养鸭厂,其中有两个养鸭厂养殖规模达到了4000以上。而在2020年由于受到新冠疫情和禽流感的影响,合格蛋的价格出现了暴跌,2020年合格蛋的价格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到一元,直到年底才逐步回升至一元以上。而且2021年的价格也只是稳定在1.5元一枚左右,这个价格基本只能保证养户不亏损。
在谈及对于当前的“公司+农户”的养殖合作模式的评价时,一名养殖户直言说自己感到苦不堪言。她如是说:“我们是在2019年回家建的鸭厂。当时我们看到养蛋鸭非常赚钱,所以我们夫妻俩就决定不再外出打工,回家办养殖场。我们觉得这个比较自由,而且也有一个盼头。找到合适的土地之后,我们建了一个2000平方的养殖场,从GL公司引进了鸭苗,交完押金后,我们已经把打工攒下的二十多万投入了进去。在和GL公司合作了一年之后,我们改为和LY公司合作。感觉和两家公司合作都差不多,种鸭的质量和赚的钱没有太大区别。我们这个养殖场最多可以养殖两千多只蛋鸭,我们两夫妻就可以管过来。从开始养殖到产蛋,一般要用150多天的时间,这段时间我们在饲料和用药方面就欠下公司20多万的账。而且公司规定,到185天后才开始按照合格蛋的标准收我们送的蛋,而且也严格按照210天后才算合格蛋的受精率,这都是公司决定的。我觉得这完全不合理,实际上我们的蛋早就已经达到了合格蛋的要求。设定这个时间,只是公司拖着不给我算,压低我们的价格。而且判断是不是合格蛋,都是由公司去判断,我们养户什么也做不了,公司说合格蛋是多少就是多少。
而且公司每年年底才会给我们结一次账,对于每年用的饲料和药品情况我们都不是很了解,药品的价格也是公司决定的,我们都不是很清楚,都是由公司从我们送的鸭蛋销售额中扣的,最后每年我们的账户里还剩多少,就是我们这一年的收入了。这几年和公司合作以来,我感觉公司一直都在有意控制我们的收入,他们不会让我们这些养殖户多赚的。这么多的养殖户里面,养得好的养殖户,公司最多每年给他赚十万。对于养殖水平比较差的养殖户,每年也就是两三万的收入。处于中间养殖户每年的收入最多也就在七八万,这七八万也就相当于我们两夫妻一年多每天熬夜捡蛋的劳务费吧!
公司有很多控制我们利润的手段,比如看到我们在公司的账户余额比较多的时候,可以多给我算饲料和药水的钱,或者把我们合格蛋的比率给降下去,让我们的合格蛋按照菜蛋的价格便宜卖给公司。反正,我们怎么算都算不过公司,市场不好的时候,公司首先是保住自己不亏钱,用各种手段把我们的收入降低。而行情好的时候,公司也是先让自己赚够了才让我们分一杯羹,而且涨价的时候公司还会故意延迟我们的收购时间,让我们以原来的低价去卖。对于公司这种行为我们也没有办法,整个桂林地区只有这两家公司,两家公司之前其实就是一家公司,也没有其他公司能跟他们竞争的。他们可以把我们管得死死的,他们垄断着市场,多我们一家少我们一家对他们没什么影响,我们没有和他们谈判的资本。现在我们把钱都投进去了很难抽身出来,只能硬着头皮去干,希望哪天价格能像2019年那样就好了。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段时间有很多鸭子生病,整个周期养下来,我们鸭厂最后只剩下不到2000只的鸭子,2020年我们最后只有两三万的收入,真的亏得很惨,还不如去打工挣得多。”
综上,在对村庄养殖业进行实地调研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当前村庄所在地区的养殖业都在不同程度上走向了规模化经营的道路,而且都是在少数几家龙头企业的垄断经营的推动下形成。除了笔者当前所列举的蛋鸭养殖外,肉鸡、蛋鸡、生猪养殖等目前都有特定的一两家公司进行控制。这些公司通过对上游(育种)、下游(加工、销售渠道)以及养殖方式和标准(饲养标准、产品质量标准)的控制,实现了对养户的养殖行为、销售行为及其收益的全面控制。通过“公司+农户”的合作模式,看似是为农户解决了生产过程的科学化以及对接市场的销售问题,但实质上此模式一方面让公司获取了绝大多数的收益,另一方面也让养户成为公司转嫁市场风险的载体。
正如上文所言,在市场行情较好时,公司通过控制合格蛋的通过率、收购价以及饲料和药品的价格,使其能够赚取更多的利润。在市场行情较差时,公司完全可以通过类似操作,变相的低价收购养户的产品,让养户承担更多的市场波动带来的后果。此外,在此模式下,小农户的养殖行为被完全排斥,未达到一定规模化养殖的农户,公司不会与其进行合作。而且在龙头公司垄断下的规模化养殖也直接提升了养殖业的进入门槛,以上文提及的蛋鸭养殖为例,建设一个符合公司标准要求的2000平方的养殖场,前期固定资产的投入就要将近二十万。养殖场建成后,引进种鸭的押金要十多万。这也就意味着,要实现初具规模的蛋鸭养殖,农户最少要前期投入将近三十多万的资金,这是当前一般农户都难以承受的。
最后,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公司+农户”的养殖合作模式下,农户完全沦为公司生产利润的劳动力。在公司各种手段的控制下,农户只能获取售卖自身劳力的工资,而且这笔工资因市场的波动而不断调整,其收益也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同时,为了获取这份收入,农户需要承担超高的劳动强度。以养殖蛋鸭为例,养殖一批蛋鸭要520天左右,在养殖到140—150天后,鸭子开始产蛋,产蛋期在一年左右。一旦进入产蛋期后,养户就需要每天下午五点左右铺栏,让养殖场保持干燥,以防止鸭蛋被弄脏。同时,每天晚上十点左右就要准备开始捡蛋,直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左右才能停止捡蛋的工作。而在养户们如此艰辛工作的情况下,其不但要面对因为禽流感等不确定因素而出现鸭子死亡或者产蛋率难以提升的风险,同时也要承受着龙头公司垄断下的各种形式利润控制。为此,养户们经常说,看着经营鸭厂很赚钱的样子,其实自己赚的只是辛苦费,每年的收入和外出打工的工资差不了多少。
在深入了解村庄养户的生存现状后,也让笔者陷入沉思,当前国家正在大力提倡乡村振兴,其中产业振兴是根本基础。而且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发展的模式也一直被官方所提倡。但在乡村社会实践中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助推龙头企业发展的同时,其一方面确实降低了对接市场的交易成本,但另一方面其也造成了单一公司的区域垄断。在龙头公司垄断的情况下,作为生产端的农户,其利益如何才能被保障,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去考量的。
以笔者所在的村庄经验来看,在高度垄断的情况下,农户变相成为公司的劳力,而且其利益一方面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另一方面这种模式也成为资本攫取村庄社会资源的隐蔽渠道。如在农户发展规模化养殖,其所产生的环境污染等外部成本,完全是由村庄所承担,而其中产生的更多利润则被公司直接控制。比如由于长期进行规模化养殖,鸭场大量地抽取地下水,导致村庄的地下水水位下降。据养户反映,以前需要20到30米就可以取水,现在则要挖50多米,并且水量也大大减少。此外,规模化养殖蛋鸭,给村庄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水污染问题。鸭厂每天都需要用水清洗场地,而这些污黑、刺鼻的废水,在前六七年没有任何处理的情况下直接排出,这对村庄的水源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村庄周围的生态环境也受到很大的破坏。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资本下乡,重新审视“公司+农户”的合作模式,将建立乡村利益与农户利益的保障作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根本,防止下乡资本打着助推乡村振兴的名头去无限制地、变相地攫取乡村社会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