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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盛时:那年那月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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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当厚实的窗帘依旧恪尽职守,不留情面地将晨曦坚拒于窗外,床头的手机开始“嗡嗡”蜂鸣,这是提示着“有信息”在强行进入。于是,划亮屏幕,不由惊喜:是远在大洋彼岸的友人在请求视频。

时下,现代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早已将物理学意义上的时空概念消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基本上没有时空维度差,已经体现不出来世界著名戏剧大师布莱希特当年极力主张的“间离效果”。

结束与友人的越洋视频,一向习惯于陋室晨睡自然醒的积习泯然无踪,躺在床上,脑子里不由自主地开始琢磨起当代人际通讯进步这劳什子,且越琢磨越有滋味。

老夫今岁已年届七十,曾有幸职业生涯中,在一线工作并与通讯技术交集厮守了数十年,进而也成为中国通讯事业发展的见证者和践行者。

1985年初夏,阵痛的新中国,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意识形态新长征,全国上下到处澎湃着改革开放的浪潮,“走向世界,拥抱世界”成为当时极具感召力的口号。

彼时,在祖国北疆的一座小城,信息闭塞的受众看到京、津、沪、穗四大都市的晚报声誉日隆,便也生出了要办张晚报,参与中国新闻改革盛筵的念头。小城市的都统们虽信息流转不畅,但理念却未拥塞,当即顺应民意,也决定由小城日报体系中派生一张晚报。受时运宠幸,老夫也际遇昌通,得以在那张小城晚报中谋得一立锥之地。刚好,又踩在了体育新闻这个热点上。需要重点强调的是,正是体育新闻这个行当让我充分领略了共和国新闻战线与通讯事业并辔前行的历史进程。

1985年秋初,首届全国青少年运动会在河南举行,其中的游泳比赛先期在郑州鸣枪。众所周知,现代体育竞技项目中,游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中国,游泳强将多出江南。庆幸的是,那时北方的黑龙江居然也有几员泳坛猛将,特别是女子项目,更是颇多高手——有“亚洲蛙王”“自由泳王后”,更庆幸的是,这几位女泳将均来自老夫当时所在城市——齐齐哈尔。于是,到一线采访,向家乡父老及时报道北国边城儿女腾跃泳池的运动佳绩,就责无旁贷地落在自己身上。

记得当年初到郑州赛场报到申领采访证件时,还发生一件趣事,一位工件人员曾问我:“齐齐哈尔在哪里,是不是齐齐哈尔滨啊?”

新闻采访,尤其是跨区域采访报道,是离不开通讯联络做支撑的。在郑州,采访住地是赛场附近的一家小旅馆,每夜收费标准9元5一床/夜。小旅馆那时还没有长途电话。我每天传稿都需要去旅馆附近的邮电所,叫通国内长途。记得第一天传稿,因线路不好,一篇200多字的小稿,居然呼喊了好几分钟,话费花了十多元钱,让人有点肉疼。于是便灵机一动,拍电报回去,既快还省钱。当时民用电报是1字3分钱,而新闻电报则是每字1分。第二天,我就找电信局要了一本电报纸,那电报纸一共五行,每行十个字,写300多字新闻稿,也就五六页纸,收费3元多钱,省心省力还省钱,当时心中非常得意。而且,下次再发稿,为了省钱,连通用电头:“本报郑州今晨专电  特派记者xxx”等,都一概省略,甚至连稿件的标点符号也不写,由报社编辑补充。然而,拍发电报虽然快,但将电文由邮政系统传送至新闻单位,还是有一个时间差,体育新闻的时效性得不至保障。为解决这个问题,打长途电话语音传稿便成为通联首选:前方记者念稿,后方编辑录音整理,这种方式、这个经历,相信很多那个时代的体育记者都会铭心刻骨。那时,采访赛事并不辛苦,倒是赛后发稿令人痛苦。应该公正地说,也正是由于当时国内通讯事业落后,新闻事业异军突起,强力推动了通讯技术的创新与发展。

到了1986年夏,韩国在汉城举办第十届亚洲运动会。以北京中央新闻媒体为代表的中国体育新闻记者开始成规模、成建制地前往一线采访。那时的通讯技术就上了一个台阶。记得军报体育记者就带上当时最先进的传真机,稿子写完,电话接通,稿件通过光讯号转换成电讯号,在报社终端再还原成光讯号,记者的前方稿件便原模原样、原汁原味地出现在编辑台前。彼时,这一先进传输手段也只有京、沪、穗等地实力和影响力强劲的媒体专用,那可真是羡煞并急煞地方媒体诸君也。

翌年,1987年秋初,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在广州开幕,通过传真机传稿就已经在地方媒体中被广泛使用了。老夫当时所在的北方小媒体,也从天津专门购进了两台传真机,一台供本部接稿,一台供前方记者外出发稿。那时期的传真机大多体态臃肿,约三四十斤重,每次外出采访,都需要像长江纤夫那样将这宝贝背在肩上,生怕摔着碰着,比在家侍候小孩子还精心。那时每到一地住处,第一件事就是询问房间是否有电话,能否开通长途,然后就是想法打开电话接线盒,看能否与传真联通匹配。

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体育记者的传输工具与手段有了明显提升。便携式传真机登堂入室,虽然由于设备型号、功能差异及受线路信号源质量参数影响,传输速率和质量都存在问题,但毕竟在通讯联络的技术层面上已经大大地上了一个台阶。

1990年,亚运会在北京举行。借此东风,中国体育新闻记者的装备再度全面升级,文字记者随身携带传真机已成标配;摄影记者也大都设备更新换代,以往常用的尼康相机,也由机械快门的fm2升级成电子快门的nikonF3或F4,佳能电子快门相机也渐成摄影记者的新宠。在亚运会赛场,经常可以看到中国记者手持模拟信号的大哥大在相互呼应联络。很多当时中午出版,下午发行的晚报,就是通过大哥大向后方口传当日上午赛事新闻,利用即时通讯与同城或同区域传媒打“时间差”新闻大战。可以这样说,九十年代初期,全国所有新闻媒体,只有体育新闻记者的装备最先进,最值钱,最可以与国外传媒同仁媲美。据说,当日央视的一台现场转播车的价值可以在北京中心城区买几套四合院!

由此也可以证明这样一个推断:是中国的新闻事业推动并促进着中国的通讯事业向现代化突飞猛进!

自九十年代起,中国新闻通讯技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开启逐渐走上高速路。更为幸运的是,1992年秋,我从北方边城齐齐哈尔直调天津今晚报社,继续在体育新闻部当记者,从而有幸成为中国新闻与中国通讯有机融合、共襄盛举的参与者。

1993年底,我曾随中国国际象棋代表团前往摩纳哥的蒙特卡洛,采访当年国际象棋女子世界冠军赛,由俄罗斯棋手约谢莉阿妮向卫冕冠军中国谢军发起挑战。比赛场地设在帝宫酒店。我与新民晚报著名棋牌记者张建东同住一个房间。那时,建东已经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而我也带着一台便携式传真机。我俩每天都可以很从容地在房间里写稿、传稿,而不用像其他同仁那样,要在住地附近寻找通联设施。那时传输稿件都是通过国际长途,采用早期的telix和msn通讯软件点对点进行文本传输。彼时,笔记本电脑的传输速率优势就显现了,赶上通讯线路干扰小,稿件不到一分钟就抵达上海。而我的便携式传真机如果赶上线路信号不好,传一页稿纸快则一分多钟,慢则需要几分钟。看着稿子在传真机里艰难爬行,那难受又着急的心情可想而知。

图片1996年的数码相机

由于赛制所致,那次谢军卫冕战前后延宕近四十天。我和建东每天都在稿件传输顺利与否的纠结中共同分享个中苦乐酸甜。记得有一次,线路极其恶劣,建东的电脑怎么也不能与后方联通。眼看后方截稿时间逼近,建东情急之下,向我要来稿纸,对着笔记本电脑抄写原稿,他额头的汗珠在镜前灯的辉映下,晶莹剔透,熠熠生辉,那画面令我终生难忘。

图片1996年的数码相机

那次蒙特卡洛之行是我人生第一次境外采访,也深深地体会到,现代新闻竞争极其需要现代通讯技术做强力支撑。

但真正让我感受到科技进步强力支撑新闻竞争所带来的职业荣光还是在三年后的1996年。

图片1996年初,在西班牙谢军卫冕战上,与国际象棋著名“波尔加三姐妹”中的世界棋王小波尔加合影,作者胸前所挂即为当时先进的数码相机

1996年初,谢军的第二次卫冕战在西班牙南方城市哈恩举行。挑战者是匈牙利棋手苏珊.波尔加。比赛场地设在哈恩城郊的一座古城堡里,该城堡据传当年曾做过拿破仑征战欧洲的大本营。

这次采访,我又有幸与新民晚报记者同居一室。随身所带采访设备,除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外,还增配了一台当时在国内传媒界属于绝对先进的数码相机。

这台相机是今晚报社九十年代中期开启报业大厦建设工程、在美国购置电梯设备时,由美方附赠的高科技产品。相机一共六部,是1995年秋进到报社的。这些相机本应全部配备给本报的摄美部,但由于那时本报的“电脑革命”刚刚起步,摄影记者熟练使用电脑的技术能力不够,加上当时数码相机重量、体积偏大,加重了摄影记者采访负担,所以他们积极性不高。

这款数码相机是采用nikonN90机身,柯达数码存储后背。存储卡质量、容量都较差,像素也很低,好像有效像素仅百万左右,成像质量与时下随便一台智能手机相比都是云泥之差。尽管如此,由于我要去采访当时世界顶级的国际象棋决赛,鉴于我此前在九三年于蒙特卡洛采访该项赛事的成功与影响力,报社领导决定,既然摄影记者对该相机不感兴趣,那不如让我这个体育部专职文字记者带一台去西班牙采访使用,反正相机闲着也是闲着。这样,我的西班牙之行就多了一套时尚装备——当时世界最新款数码相机。听说这台相机当时价值2万多美元,加上我的那台笔记本电脑,我是在肩上背着价值近20万元人民币的装备前赴赛事的。那时,一台上海产的桑塔纳轿车,价值也不过如此。

万万没想到,竟然是这台相机真正让中国记者在那届国象赛上大出风头。比赛第一天,当我在赛场旁的媒体工作室,将刚刚在赛场拍摄的照片通过电脑图片编辑软件进行编辑处理、准备回传国内本部时,立即引起工作室内其他同行的关注。他们纷纷过来围在我身边,看我操作Photoshop软件处理图片。在场的记者大多数是欧美媒体大牌,他们中有法新社、路透社、美联社及塔斯社等世界各大通讯社的名记,他们手中的相机虽然型号、性能先进,但仍都为传统胶片机。缺少新闻电子图片的现场即时编辑处理功能。我的数码相机在他们眼里一定程度上具有魔幻色彩。当听说这台相机价值不菲时,那些名记都啧啧称赞,中国记者真有钱,采访设备真先进啊。

这些人中有一位身份特殊,他就是谢军的对手大波尔加的父亲。那些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来到我身边,看我操作电脑处理图片,虽然我们语言不通,但我看得出来,他对数码相机很感兴趣。那个年月,由于数码相机是新事物,没有配套的图片扫描打印设备,所以当时在赛场我拍摄的很多有关波尔加比赛的照片不能立即打印成像,给他留作纪念,此为憾事。

1996年谢军的卫冕战以失利结束,但于我而言,却收获了中国记者在专业性极强、世界水平最高的棋类比赛现场媒体战中独享的殊荣。那届比赛的闭幕式接近当地子夜时分才举行。颁奖仪式的照片我是在现场回传的,时间已是北京时间接近上午九点。今晚报接到前方图片后即上机开印,至中午报纸与读者见面,也仅仅两个多小时,应该是那届比赛结束后,全球最早见报的新闻图片,时效性远超全球各大专业和权威媒体。我也因此成为所有中国记者在境外向国内进行新闻图片数码传真的第一人。

图片1996年在西班牙与谢军共度除夕

后来我回到国内,当时,《中国摄影》杂志曾有编辑向我约稿,谈使用数码相机的体会和感受,由于要忙于亚特兰大夏季奥运会的前期报道,我未能允约。后来倒是给北京青年报辖下的《青年记者》杂志写过一篇题为《在西班牙当中国第一》的小文,记录了部分心得体会。

进入新世纪,互联网的崛起大大加快了人与人之间信息交互的速度与质量,往日的繁琐变得简单。当网络技术融合了数字技术后,信息传递突破了时空局限,人类的生活内容和形态都发生了质的突变。记得2000年,笔者去悉尼采访夏季奥运会,那个时期,大多数地方记者还是在用传真机传稿,可是我却配备了无线网卡,无论在悉尼何处,只要有网络信号,随时随地可以向本部回传图文。

图片2000年在悉尼奥运会开幕式现场

到了2002年日韩世界杯,中国媒体记者基本上都已经开始通过网络传输稿件了。2004雅典奥运会,本报前方记者已经利用局域网进入报社的采编网,向终端直传赛事新闻。2006年多哈亚运会、2010年南非世界杯和2014年索契冬奥会,本人在前方多次亲历了当代信息通联技术的迭代更新。想想当年通讯靠吼,至现在一部智能手机在握,即可与世界联通。从电报和长途电话的有线通讯到网络通讯再到光纤数字通讯直至现在的智能化通讯时代,这其中的变化之大、之快,实在令人瞠目结舌。

自九十年代初起至2012年伦敦奥运会后,是中国媒体全速发展的二十年,也是中国媒体与现代通讯技术密切融合,互促共进的二十年。

时至今日,全世界范围内,在互联网无盲点的覆盖下,信息交互介质和手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当年被摄影记者视若珍宝的胶片机早已进入馆藏阶段。几乎每个人的手机,都具备全面取代传统媒体传播介质的编辑处理功能,任何人只要想,就可以在世界任何一地向全球数十亿受众传播各类信息。更为重要的是,AI技术的广泛介入人类生活,既令世界虚实难辨,也令生活丰富多彩。

行文至此,感慨迭涌。身为曾经媒体人,很多年前,就有一个观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壮大是与中国改革开放伟业同频共振的,其中,中国的体育新闻起着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中国体育新闻是中国新闻走向世界的排头兵,是中国新闻与世界接轨的探索者,是全球新闻竞争的参与者。如果有专家或机构要编撰中国当代新闻史,不妨先从编修中国体育新闻史入手,因为其历史和现实意义都值得于史册中大书特书。

新闻从业三十载,如烟往事尽随风。

那年那月那些事,此时此刻此忆中……

写于2025年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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