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950/j.cnki.jlu.2019.02.006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和最大障碍。1978年5月20-23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带着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使命访华。期间,正是因为双方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务实的态度,才打开了中美建交谈判的大门。那么,作为布热津斯基访华会谈中的重要议题,访华前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考虑是什么?布热津斯基与中国领导人就台湾问题的会谈内容到底是什么?中国领导人的反应如何?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外学界虽有涉及,但在相关档案文献没有解密的条件下,现有的研究成果要么对有些问题语焉不详,要么论述与事实有所出入。本文将依据美国新近解密的档案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对以上问题做出新的阐释。
一、布热津斯基访华前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较量与美方的考虑
从卡特政府上台到布热津斯基访华前,中美就台湾问题已经在1977年8月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时有过一次正式的交锋。在万斯访华期间,万斯代表卡特政府向中国提出了在台湾问题上的“最高要求”,遭到了中方严正的批驳。因此,布热津斯基访华确定后,卡特政府调整了自己在台湾问题上的要求。
(一)卡特政府上台初期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交锋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为了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向美国提出了与台湾断绝所谓的外交关系、废除美国和台湾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以及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一切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的“建交三原则”。虽然尼克松和随后的福特总统都曾经承诺要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以及在台湾问题上不肯遵循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故直到卡特政府上台,中美之间依然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卡特政府上台后,美国并没有打算完全遵循“建交三原则”来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如此,1977年8月万斯访华前,卡特政府内部还针对中国的“建交三原则”提出了一系列的“反要求”。这些“反要求”大体上包括六点:(1)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继续维持与台湾间的经济、文化和其它非官方的联系;(2)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美国将维系与台湾间“事实上的官方关系”;(3)中美正常化后,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御性的武器”;(4)中国承诺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5)美国单方面发表声明表示期望台湾问题能够和平解决;(6)《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应该是“失效”或“终止”,而不是中方要求的“废除”。这些要求,根据不同的组合,构成了卡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最低要求”和“最高要求”两个方案。所谓的“最低要求”,就是卡特政府希望中美关系正常化后除继续维持与台湾的经济、文化以及其它非官方关系外,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并能够在中美正常化之际发表单方面的声明表示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而不会遭到中方的反驳。所谓的“最高要求”,在卡特政府看来,应当最好包括以上所提及的全部六点。不过,其中最为核心的则是美方希望能够通过某种程度的伪饰来维持与台湾“事实上的官方关系”。
1977年8月20-23日万斯访华期间,台湾问题是中美双方会谈的重要内容。在台湾问题上,万斯向中方提出了美方的“最高要求”:(1)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政府原有的工作人员在“非正式的安排下留在台湾”;(2)《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失效”,而不是中方要求的“废除”;(3)在两国关系正常化时,美方将公开声明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中方不进行反驳;(4)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人民将不受影响地继续与台湾的贸易、投资、旅行、科技以及其它私人的联系。不过,由于认识到中国肯定不会同意关系正常化后美国继续对台出售武器,万斯在这次会谈中没有直接提出对台军售的要求,只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做了表示。最后,万斯还要求中方以会谈的内容作为谈判的出发点,并与美方一道共同努力解决问题,实现关系的正常化。
对于万斯的要求,无论是首先与之会谈的外长黄华,还是稍后与之会谈的副总理邓小平都给予了严词拒绝和强烈的批驳。黄华严正指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问题之所以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完全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是美国欠了中国的债,不存在什么相互努力解决问题的事情。”黄华还强调,“美国要想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就必须履行‘断交、废约和撤军’三原则,不可能够有其它的解决办法。至于何时,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其它国家无权干涉。
邓小平将万斯的要求归结为两点:一是“美国希望中方承诺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二是“美国想要一个不挂牌子的大使馆”。但“无论美国叫它什么名字,无论是否悬挂美国国旗,最终它只能是联络处的翻版,倒联络处”。邓小平认为:“美国必须清楚了解的一个事实是美国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要控制台湾,使中国人民不能实现自己祖国的统一。”因此,“中国绝对不可能接受美国的方案”。邓小平指出,中美两国要实现关系的正常化,美国必须履行中方提出的“建交三原则”。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可以按照“日本模式”处理自己与台湾的关系。邓小平强调:“同意美国政府按照‘日本模式’本身就是中国对美国的让步。”“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以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何时和如何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劳烦外部势力的干涉。”对于万斯所说的“关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邓小平反驳称:“谈到解放台湾你们说十分关注台湾的安全,我们必须说中国人民自己应该比你们更关心。我们中国人民和政府自然会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在统一问题上采取适当的政策。但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邓小平奉劝美方,“至于我们统一祖国的方式,让我们中国人自己操心吧。我们中国人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不需要美国朋友担心。”
很明显,到万斯访华时,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有着巨大的差距。对中国来说,履行“建交三原则”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基本条件,如果卡特政府想要推进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就必须调整其在台湾问题上的条件,使之更能够适应中方的立场和观点。
(二)布热津斯基访华前卡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考虑
万斯访华后,卡特政府将精力投入到《巴拿马运河条约》、美苏关系和中东问题上,中美关系暂时被搁置了起来。然而,事情却没有像卡特政府预期的那样发展,《巴拿马运河条约》直到1978年3-4月才解决,美苏之间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也是拖而不决。不仅如此,在卡特政府看来,苏联更是利用美苏缓和之际在非洲大肆扩张,寻求战略优势。为此,卡特政府内部一些人开始主张改善中美关系,向苏联施加一定的压力,促使苏联能够更加“尊重”美国。1977年10月底,布热津斯基让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奥克森伯格向中方表示其有意访华,推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希望中方能正式向其发出邀请。11月3日,在副总统蒙代尔为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离任举办的午餐会上,黄镇表示欢迎布热津斯基访华。1978年3月17日,总统卡特最终决定布热津斯基访华,并在4月26日正式对外宣布。
最初,布热津斯基访华是为了推进中美间的战略性合作,实现其“联华抗苏”的目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布热津斯基访华逐渐有了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使命。然而,要推进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卡特政府就不能不在台湾问题上有所作为。万斯访华期间,卡特政府提出了所谓的“最高要求”,就连当时驻华联络处的工作人员也认为这一“倒联络处”方案不会为中国所接受。事实也确实如此。访华期间,面对中方的批驳,万斯在不断的为己方辩解,大谈美国政府的国内困难时,也不能不表示将详细考虑中方的立场,并尽快给予答复。直到1977年11月,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才接到指令表示,“美国的意图并不是在正常化后在台湾保持一个没有过期的大使馆,或者一个联络处”。也就是说,到卡特政府正式决定布热津斯基访华的时候,美国政府开始放弃“倒联络处”的要求。
卡特政府并没有放弃在台湾问题上继续提出反要求。1978年3月31日,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麦基福瑞特在给国防部长布朗的备忘录中称,如果要进行关系正常化谈判,美国可以接受中方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前提是中方接受美国的三个条件:(1)“明确地或者暗示性地允许美国继续对台军售”;(2)“美国公开声明或国会通过决议确保美国持续关注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并不受到中方的反驳”;(3)“中华人民共和国明确同意美国与台湾的经济和社会联系不受影响。”麦基福瑞特将这三点称之为“最低要求”。
5月10日,万斯在与布热津斯基以及国防部长布朗联名致卡特的备忘录中称,“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将不得不关闭在台湾的官方代表机构,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以及撤走美国在台湾剩余的军事人员和军事设备”。但“美国将继续对台军售”。万斯强调:“除了继续对台军售外,美国还将以公开重申自己在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上的利益来证明对台湾未来的关注”。同时,美国还将维持与台湾全面的经济、文化和其它非官方的关系。万斯的备忘录认为,如果卡特同意尽快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让伍德科克开启谈判,那应该在谈判中与中国人讨论以下问题:(1)满足中方的三个关键条件;(2)终止与台湾的官方关系,包括撤除所有的官方代表;(3)公开声明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4)继续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5)发表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政府;(6)向国会提交必须的立法来完成这些安排。
5月12日,卡特召集布热津斯基等人开会,讨论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会上,卡特表示希望加快正常化的步伐,并让布热津斯基向中国说明这一点。同时,卡特认为要实现关系正常化,中方必须满足美国方面的两个条件:一是美国公开声明希望台湾问题能够和平解决,而中国不进行反驳;二是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17日,布热津斯基在奥克森伯格的帮助下草拟了一份卡特给自己的访华期间就台湾问题谈话的指示,并提请卡特予以确认。在做了些许修改后,卡特同意了这一所谓的“指示”。由于这一“指示”是布热津斯基起草,并经卡特认可的,故可以看做是卡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该“指示”称卡特政府“决心推进关系正常化进程”,接受中国的“建交三原则”,以及尼克松总统时期做出的“五点承诺”:即“(1)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再提台湾地位未定;(2)美国没有也将不支持任何台湾独立活动;(3)美国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利用自己的影响不使日本在美国撤出后进入台湾,并且也不让日本支持台独;(4)美国将支持任何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并将不会支持台湾用武力回大陆的企图;(5)美国将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美国了解台湾问题是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在前面提及的框架内寻求关系正常化。我们将朝这一目标前进,并努力实现它。”“指示”还着重强调“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已经下定决心”。同时,“指示”要求“在会谈中应该向中国人讲清楚,在关系正常化的时候,美国将单方面发表一项声明,呼吁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并同中国人达成谅解,请他们不要反驳这项声明”。最后,“指示”称“美国将继续使台湾可以获得防御性的军事装备”。不过,为了能够让中方接受美方的要求,“指示”提到布热津斯基可以“非正式地向中国人表示”卡特政府打算近年进一步减少在台湾的军事存在,在商业上放宽对中国技术转让的限制,邀请中国派贸易和军事代表团到美国访问等等。很明显,卡特政府希望通过这些步骤,向中国展示美国“向关系正常化的目标迈进的诚意”。
可以说,自卡特政府正式决定布热津斯基访华以来,随着其推动正常化使命的确定,在台湾问题上卡特政府逐步明确了其目标。卡特政府的目标包括:(1)正常化后继续对台军售,这是最根本的一条。在卡特政府看来,这既关乎国会认可中美关系正常化,也关乎自己对台湾的承诺。(2)正常化时发表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声明并且中方不予以反驳。(3)正常化后继续维持与台湾的经济、文化和其它非官方的关系。布热津斯基正是带着这些踏上访华旅程的。值得提及的是,现有的资料显示,卡特并没有像霍尔德里奇等学者提及的那样让布热津斯基就《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废除提出要求。
二、布热津斯基访华期间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会谈
5月20-23日访华期间,布热津斯基先后与黄华、邓小平和华国锋总理进行了会谈。会谈期间,台湾问题都不同程度地涉及过。其中,黄华和华国锋与布热津斯基就台湾问题的会谈相对较为简略。而邓小平与布热津斯基的关于台湾问题的会谈则是其中的重头戏。
(一)黄华与布热津斯基就台湾问题的初步交涉
在8月20日就台湾问题的会谈中,黄华重申中方立场,而布热津斯基只是做了简要的答复。因为,访华前布热津斯基认为黄华在台湾问题上不拥有多大的灵活处置权,不准备具体与之谈论关系正常化问题,也就没有详细的提出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要求。
首先,黄华在会谈中指出,为实现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方已经提出了美国断绝与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撤除在台湾以及台湾海峡的所有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装备,废除与台湾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等“三原则”。在尊重这“三原则”的前提下,美国可以采用“日本模式”处理正常化后与台湾的关系。黄华强调:“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已经做了自己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来适应美国的立场。”因此,“中方的立场是不能改变的。”其次,黄华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至于何时和如何解放台湾不是中国与任何其他国家政府讨论的事情。这是原则问题。中国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任何人都不应该对在这方面中国会做出让步心存幻想。”
最后,黄华提醒美国方面应该从战略立场考虑台湾问题,下定决心解决台湾问题。黄华认为,“只要美国下定决心,问题不难解决。反之,如果美国方面在这一问题上犹豫不决,存有很多顾虑,并只是发表一些空洞的声明而不采取实际行动,只会使得自己发现依然处于被动的位置,并将在世界人民面前失去信誉。”对于黄华的陈述,布热津斯基只是称“美国政府已经下定决心,并将在中国三个基本条件的基础上寻求移除遗留障碍的可行的解决之道。”随之,布热津斯基表示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这是中国的原则问题。也承认中方觉得自己不能做出让步”。不过,布热津斯基接下来强调:“在这一框架内,依然存在一些实际的和具体的问题,并且是复杂的,是历史条件的产物,并与政治复杂性纠缠在一起。”因此,布热津斯基要求中方表现出“良好的意愿和相互谅解的精神”,以便解决台湾问题上存在的复杂问题。对布热津斯基而言,中方表现出良好的意愿和相互谅解精神就应该注意到“事实是,美国人民和政府对台湾问题的解决一直怀有和表示过一种强烈的希望”。中方“将这一点牢记在心中是很重要的”。这关乎“维持东亚和世界的和平”,“而维持东亚和世界和平则有赖于美国的信誉。对美国和中国来说,重要的是美国不被视为变化无常和不值得信任”。
很明显,布热津斯基是在绕着弯子提出自己的要求,也就是表示美方将在正常化时发表声明,表示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对于黄华提及的中美正常化后美国可以根据“日本模式”发展与台湾的关系,布热津斯基也事实上予以了否认。布热津斯基认为:“在你们提出的原则框架内解决正常化问题和界定我们将来与台湾人民的关系的时候。在友好和坦诚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问自己‘日本模式’如何能适应历史的需要和一个不是日本的国家的复杂情况?我们必须在友好和和解的精神下,讨论‘日本模式’何以适应我们面对的特殊的环境和我们继承的遗产。”有的学者在自己的著述中称布热津斯基同中国领导人谈话中表示将按照日本模式处理正常化后的美台关系。现在看来,这一说法是不确切的。
(二)邓小平与布热津斯基就台湾问题的深入会谈
1978年5月21日,邓小平接见了布热津斯基,并与他就台湾问题进行了会谈。此次会谈布热津斯基除了重申“美国已经下定决心”外,还声称将接受中国的“建交三原则”,遵守尼克松政府提出的“五点承诺”,并提出了美方的要求。邓小平则全面的阐明了中方的立场和原则,并就正常化时美方发表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声明做出了答复。
台湾问题的会谈开始后,布热津斯基首先表示美国将中美关系看作是美国全球政策的关键。“这根基于长期的战略性考虑,而不是战术性的权宜之计。我们希望中美关系将不断的发展,并最终实现正常化。我注意到在你同美国一些领导人、国会议员、基辛格等人的会谈中,你多次提到重要的是美国政府下决心。卡特总统要求我告诉你,美国政府已经下定决心。”布热津斯基访华前,“中方的估计是卡特政府尚未下决心”。所以,邓小平对布热津斯基说辞的答复是:“现在的问题依然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已经下定决心,我想问题很容易解决。我们经常说解决问题有三个条件:断交、撤军、废约。中国不可能做出另外的让步,因为这涉及主权问题。如果美国政府认为时候到了,并已经下定决心,我们双方可以在任何时候签订关系正常化的文件。”其次,布热津斯基表示被卡特授权告诉中方美国接受中国的“建交三原则”,并重申尼克松总统对中国的“五点承诺”。布热津斯基表示,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不是一个半中国,或者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对我们来说,只有一个中国。我们也相信你们的‘建交三原则’提供了界定我们之间关系的框架”。
最后,布热津斯基提出了卡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要求。布热津斯基称,“总统准备在国内承担政治责任来解决我们之间的突出问题。他承认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不是你们的问题。我们处理双方的关系将依然以上海联合公报和一个中国原则以及解决台湾问题是你们的问题的原则。”但是,布热津斯基表示美国“也有一定的国内问题和一定的历史遗产不能不进行处理。这是些相当复杂、困难,并且在一些方面是很情绪化的问题”。因此,这需要中美双方“将不得不探索出某些模式,允许美国表示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希望”。在布热津斯基看来,这关乎美国的可信度,关乎美国在远东的存在。此外,布热津斯基还表示美方希望在正常化的过渡期内维持与台湾全面的商贸关系。对于布热津斯基的承诺和要求,邓小平指出:“关于正常化问题,我们的立场很明确。就是我们只能坚持三原则。”他强调:“只有一个中国,我们不接受两个中国,或者任何形式的一个半中国。”至于布热津斯基提出的“日本模式”是否适合美国的所谓疑问,邓小平强调指出:“允许采用‘日本模式’,是中方所能做出的最大的让步。”通过“日本模式”,“意味着正常化后,美国可以维持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和商业联系”。随之,邓小平追溯历史,指明直到布热津斯基访华,美国政府都不肯真正贯彻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邓小平指出,“从1972年上海联合公报发表以来,我们已经讨论这一问题几乎超过5年了。现在我们已经在很多场合和时机说明了自己的立场。1975年福特总统和基辛格博士访华期间,我曾经和他们谈过。最后,福特总统称如果他能够再次当选,他将按照‘三原则’毫无保留的实现关系的正常化。当时我们对福特总统的口头承诺感到很高兴。然而,福特总统没有能够再次当选。所以,新政府就有权重新考虑这一问题。在卡特总统上台的最初时间里,我认为你们忙于国内事务,所以在8个月内的时间里我们之间没有联系。去年万斯国务卿访华,提出了一些老问题。在当时我告诉国务卿,他提出的建议是从以前福特总统的立场上后退了。”
针对美国政府希望能够在正常化时发表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声明的要求,邓小平在卡特政府已经承诺按照“建交三原则”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情况下,为了推进正常化的进程,尽快推动建交谈判,对中方的立场做了灵活的处理。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不会承诺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而放弃使用武力的权力。“因为这事关中国的主权,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我们欢迎台湾与大陆统一。我们将尊重台湾的具体现实。你说过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美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国内人民和台湾人民。我们理解你们的立场。在‘三原则’下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美国政府可以表示你们的希望。这是没有问题的。你们可以说出你们的观点。但是你们不能将之作为前提条件。中国方面将声明我们的立场,即解决台湾问题,如何和何时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对此,布热津斯基称“如果美国能够对纯属中国内政的事务,表示自己的希望或期望,期望问题能够和平解决,而不至于遭到明显的反驳,将有助于减少国内的困难。这不是条件,也不是前提。这只是美国的内部问题,在这一环境下问题将容易解决。”邓小平再次指出:“我已经说过你们可以表示你们的期望或希望,而我们将陈述我们的立场。这就是什么时候和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每方都可以表示自己的观点。”布热津斯基强调“希望那样不会直接发生矛盾”。邓小平则认为:“不。我想每一方都有自由不受约束的陈述自己的观点。”
(三)华国锋与布热津斯基就台湾问题的补充性会谈
5月22日,华国锋接见了布热津斯基,并与之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会谈。其中,台湾问题是会谈的内容之一。相对于邓小平与布热津斯基就台湾问题的会谈,华国锋与布热津斯基之间就台湾问题的会谈只是补充性的,意在让美方充分认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地位,以便让美国更深入的认识中国的立场。
在会谈中,华国锋鉴于黄华和邓小平已经就中国的立场和原则做了充分说明,所以只是就正常化和台湾问题阐明了两点:其一,对布热津斯基传达的卡特总统已经下定决心的信息表示欢迎,奉劝美国对所谓的“老朋友”要具体分析。华国锋称:“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邓小平副总理已经回顾过以前的会谈。我相信我们的立场和观点你们很清楚。邓小平副总理也说过如果美国总统真正下定决心,问题不难解决。当然,美国方面称它需要解决特定的内部问题,只要你们下定决心,我想问题很容易解决。”随之,华国锋总理提出了“老朋友”的问题。华国锋指出,“我记得以前美国政府有一种理论叫‘多米诺骨牌理论’。但后来这一理论消失了。不过后来有一些人称要维持老朋友。在我们看来,必须对老朋友进行分析。”“台湾的蒋经国或许被美国视为老朋友。但我认为事实值得思考。他到底代表多少人?台湾人民的绝大多数,包括蒋经国政府内部的一些军事和政府官员都希望统一。甚至蒋经国政府党政军在美国学习的子女也支持统一。所以很难说蒋经国代表1.6-1.7千万的台湾人民。以前的美国政府(我不是指现在的政府)曾经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它从事了一场持久、耗力的反对中国人民的斗争。蒋介石是整个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虽然他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美元和武器装备,最后还是被打败了。美国政府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很坏的印象。这就是在中国发生的关于所谓老朋友的问题。越南的吴庭艳、朝鲜的李承晚都受到人民的反对,被打败了。”
其二,布热津斯基提出,在两国关系正常化时美国将发表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声明,要求中方不要反驳。就这一要求华国锋指出:“美国方面不变地想要中国承诺自己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至少美国方面想可以发表声明表示自己的希望和期望,中国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并不会遭到中国的反驳。这意味着美国方面要求中国承诺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如果我们承诺中国将不用武力解放台湾,而另一方面美国却在用自己的军备帮助和武装台湾,这些行动的结果是什么呢?我认为这依然是在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人民是我们的同胞,中国坚持通过武力解放台湾吗?我们认为如果蒋经国不从美国获取武器装备问题将更容易解决。至于在解放后我们如何对待台湾,使台湾人民生活得更好,我们有自己的想法。中国人民政府不仅对大陆人民负责,更应对台湾人民负责。”这里应该提及的是,无论是与华国锋会谈后发回国内的电报,还是回国后给卡特总统的备忘录,布热津斯基都曲解了华国锋讲的第二点的意思。在布热津斯基看来:“这是第一次我们从中国人那里得到的具体的表示,至少理解正常化后我们将维持与台湾什么样的关系。事实上,中国人明显准备向我们提供一个选择,如果我们打算在这个节骨眼上实现正常化。要么在正常化后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而不会得到中国人表示自己打算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声明,要么停止对台军售,伴随的是中国人宣布其和平打算。就像华国锋说的,我们向台出售武器,而要求中国承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将导致两个中国。”事实是,华国锋的第二点只是在奉劝美国政府不要再干涉中国内政,干脆放弃台湾的蒋氏政权,彻底从台湾脱身而已。
对于华国锋所谈的两点,布热津斯基首先重申卡特政府已在正常化问题上下定决心。他认为,“关于正常化的问题,你提到如果卡特总统下定决心问题将很容易解决。我认为用既然卡特总统已经下定决心,那么问题就容易解决来表述更合适。用‘如果’是不合适的。因为在过去的两三天里我已经不下三四次地表示卡特总统已经下定决心。”其次,布热津斯基提出了正常化过渡期问题,并表示在过渡期内美国将维持与台湾的“全面经济关系”。布热津斯基表示,“我们理解你们的三个基本要求,我们接受它们作为解决问题的框架。我们遵守事实上只有一个中国的上海公报原则,这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基础。”但是,布热津斯基指出,“正常化依然将有一段历史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美国和台湾人民间的联系,商业和其它联系的本质,需要相互理解。”“在正常化后历史性的过渡期,美国和台湾人民间的关系将以某种方式继续。对我们来说这不仅是你我之间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一个困难的国内问题。”“无论如何,将需要一段历史的过渡期,在这一历史过渡期里,美国可能将维持与台湾全面的经济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很多故去的历史遗产将逐渐被克服、解决。”最后,布热津斯基提到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声明。布热津斯基认为,“对台湾问题的解决表示我们的希望,只是考虑到国内的重要性,我们并不把它看作是对你们内部事务的干涉。这不是我们向你们提条件的问题,是采用更合理、更灵活的方式克服困难的事情,以至于实现正常化。”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发现此次访华布热津斯基代表卡特政府表示已经下定决心解决正常化问题,并承诺遵守尼克松政府提出的“五点承诺”,在“建交三原则”的框架内解决台湾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向中国领导人展示了卡特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也正是如此,邓小平才对美国正常化时发表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声明一事上做了灵活处理,虽不承诺不反驳,但指出可以采取各自表达自己观点的方式。可以说,正是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务实态度,才使得双方决定开启建交谈判,迈出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
不过,布热津斯基也为日后台湾问题的艰苦谈判留下了隐患。访华前,卡特总统曾要求其明确向中方提出正常化后继续对台军售的问题,但从现在解密的谈话记录来看,这一要求并没有清晰的出现。或许,正是因为认识到中方将强烈反对美国对台军售,并有可能因此在解决这一问题之前不开启正常化谈判,所以布热津斯基才没有提出问题。不过,为了给卡特一个交代,布热津斯基只好在备忘录中称:“双方虽没有直接谈过军售问题,但问题间接的出现过。我曾指出,美中关系正常化后,台湾感到不安全,便可能投靠苏联。邓回答说,中国方面也考虑到这一层,但既然美国要同台湾保持经济关系,那这个问题不大。由此可见,在我们所关心的两件事情(即对台军售和中国方面承诺不反驳我们单方面的声明)上,我们打开了微妙的局面。”可是,我们不仅要反问,邓小平所说的美国同台湾的“经济关系”真的暗含军售?答案是否定的。布热津斯基给卡特总统的备忘录中的话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在备忘录中,布热津斯基称“邓小平和华国锋都明白我们将维持与台湾的全面的商业联系”,但却仅提及“华国锋战术地表示他明白这意味着军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