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2.0时代正式到来,为中东地区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伊朗面临美以同盟的极限施压。
2.伊朗在2024年面临重大挑战,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等势力相继倒下,地区盟伴网络受到重创。
3.为此,伊朗内部对如何平衡和平利用核能源与维持和美以的冷和平存在分歧,改革派与强硬派在核问题上产生张力。
4.然而,伊朗在2024年12月17日被英法德三国指责将高浓缩铀库存增至历史最高水平,距离制造核武器仅一步之遥。
5.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行动可能引发地区新一轮危机与动荡,伊朗需在维护国内团结与寻求外交突破之间寻求平衡。
以上内容由腾讯混元大模型生成,仅供参考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2.0”时代正式到来,为世界范围内的既有冲突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
在中东,这种不确定性更具有负面色彩。
2024年的中东,见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等“抵抗轴心”成员接二连三的倒下,被视为“抵抗轴心”领头羊的伊朗深谙唇亡齿寒之理,也势必面对一个关系更加紧密、行为更加激进的美国和以色列战略同盟。美以不断释放的军事恫吓,预示着极限施压政策的回归,迫使伊朗寻求提升威慑力,进而使得本已一波三折的伊核危机,更趋复杂和张力。
腹背受敌的伊朗,如何在和平利用核能源乃至拥核,与维持和美以的冷和平之间保持平衡,将考验德黑兰的政治与外交智慧。
2024年12月17日,英法德三国指责伊朗在没有任何可信民用理由的情况下将高浓缩铀库存增加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据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最新报告,伊朗已成为唯一一个拥有60%浓度浓缩铀的非核俱乐部国家,距离制造核武器所需的90%浓度仅一步之遥。此外,伊朗近期还罕见透露新型导弹的研发情况,并在核设施附近举行大规模军演。这些迹象预示着围绕伊核问题的新一轮交锋已箭在弦上。
当地时间2025年1月21日,伊朗德黑兰,民众走过街头的反美画作。(视觉中国/图)
重塑威慑,快速拥“核”
2024年对伊朗而言无疑是痛苦且刻骨铭心的。由新一轮巴以冲突所引发的“抵抗轴心”大联合,非但没能削弱以色列在中东的绝对军事优势地位,反而给伊朗及其地区诸政治盟友招致螃蟹断足般的连续肢解:围攻以色列的“抵抗轴心”塌陷半壁江山,苦心经营多年、强化伊朗宗派地位的“什叶派之弧”也变成残垣断壁。
地区盟伴网络的大溃败和历史性瓦解,不仅严重损害伊朗作为反以阵营领头羊和什叶派天然领袖的信誉与影响力,还释放出一个危险信号——周边“代理人缓冲区”已不复存在。
多年来,伊朗塑造地区威慑力主要基于两大支柱:第一,以导弹与无人机构成的远程打击能力;第二,由代理人构成的“前沿防御能力”。随着后者被大幅削弱,德黑兰过往习惯性思考的势力范围问题将被本国的安全与发展问题所取代,防止成为下一枚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已成为领导层的首要关切。
如何弥补缺损的威慑力,伊朗内部意见莫衷一是。
改革派认为,重塑威慑的关键基础在于维护内部团结。在一次高层会议上,新当选的总统佩泽希齐扬直言不讳地表示:“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国家就无法对抗外敌,只要人民站在我们一边,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我们。”人民的支持仰仗于回应人民的重大诉求,尤其是改善经济。佩泽希齐扬已部分取消互联网限制,承诺采取更加包容的社会与宗教政策,也向欧洲与美国释放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核问题的善意,但相关阻力仍然不小。
首先,当下伊朗与西方的互信程度很低,关于核问题的谈判极有可能陷入“囚徒困境”:即伊朗试图通过继续发展核能力增加谈判筹码,但国际社会因安全担忧而施加更多制裁,双方因互不信任倾向于采取对抗策略,从而形成核扩散与制裁升级的恶性循环,难以达成放弃核能力换取制裁解除的合作共赢结果。
其次,强硬派和军方人士直言,不能将国家的命运交给西方。相较于2017年特朗普首次上台,伊朗当下的国内外安全环境更为恶劣,常规威慑几乎失灵,所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核武器。
从2024年开始,越来越多的伊朗前任和现任官员开始呼吁快速拥核。5月,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顾问卡迈勒·哈拉齐表示:“如果以色列威胁到伊朗的生存,我们可能会被迫制造核武器。”10月,39名伊朗议会议员联名致信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要求重新审视国家的核策略。
最后,除了核能力以外,美国与以色列同样非常忌惮伊朗继续发展其远程投送能力。伊朗目前拥有中东最大的导弹库,其中包含数千枚射程从200公里到3000公里不等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此基础之上,伊朗正研发精度更高,射程更远,甚至具有高超音速突防能力的导弹。可以预见,一个能被美以接受的新伊核协议中必然包含对伊朗导弹能力进行限制的条款,但是,作为维持战略威慑力的国家底牌,伊朗不会轻易妥协。
简言之,2025年可能见证一个更加分裂的伊朗政局,以军方特别是伊斯兰革命卫队为代表的强硬派与改革派主导的政府之间的张力,可能导致其对外软硬兼施,言行不一。特朗普的执政风格更会加剧这一不确定性,局势究竟是朝向缓和还是激化仍是未知数。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伊核协议“十年之期”的到来,各方均不得不重新面对这一延宕许久的地区痼疾。
当地时间2025年1月2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海湾及伊朗南部进行军事演习。 (视觉中国/图)
国际制裁因“核”而至
2015年7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简称“伊核协议“。根据该协议,伊朗同意在未来10-15年间将核能力削弱至协议目标值,并开放核设施接受持续且广泛的国际检查,以换取制裁减免。因核而至的国际制裁对伊朗经济与民生造成重大而持续的打击,仅在2012至2014年间,国际制裁就使伊朗失去超过1000亿美元的收入。
协议履行的开端相当顺利,国际原子能机构在2016年初证明伊朗已兑现初步承诺,美国、欧盟以及联合国旋即废除并暂停部分制裁,伊朗石油出口也得以大幅回升,被冻结的海外资产获得释放。核宽松立竿见影地转化为经济利好:2016年,伊朗经济增长率达到12.5%,其中石油部门增长率高达61.6%,通胀率下降至9%,为25年来最低值。
然而好景不长,2018年特朗普政府不仅单边违约并撕毁伊核协议,还推出全面遏制伊朗地区发展的“蓬佩奥12条”,变本加厉地收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绞索,企图以极限施压方式窒息伊朗经济,迫使其全面让步。
2020年1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司令苏莱曼尼被美军在巴格达斩首,伊朗向美军在伊拉克的基地发射导弹,双方将战争边缘政策推至极限,伊核协议也彻底成为一纸空文,伊朗重拾核强硬政策并逐步加码。拜登政府上台后,恢复协议的谈判进程历经至少8轮空转而毫无进展,最终彻底搁置。
伊核协议为特朗普政府与以色列所诟病的关键内容之一,就是在今年即将部分到期的“日落条款”。根据原计划,从2026年开始,伊朗生产离心机的相关限制将被取消,到2030年,伊朗可拥有的浓缩铀数量限制也将被取消。批评者们认为,正是由于这些“日落条款”的存在,使伊核协议本质上只是伊朗换取解除制裁的缓兵之计,而非彻底弃核的一劳永逸之策。美以强硬派甚至认为,伊朗制造核武器的企图只是被暂时搁置,解除制裁所带来的收入和绥靖环境,却使德黑兰有更多能力支持地区的代理人网络。
简言之,伊核协议面临的困境本质上反映了伊美和伊以间的结构性矛盾。2025年将决定伊核协议是“重获新生”还是“彻底终结”。可以预见,现任改革派政府会穷尽一切外交努力来争取将核能力“变现”为经济回报,但如果各方之间的妥协无法达成,欧洲极有可能配合特朗普在2025年10月18日的最后期限前触发协议规定的制裁回弹机制(snapback),快速恢复一系列制裁。如果这一幕出现,极有可能使伊朗选择鱼死网破,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并加速拥核,引发地区新一轮危机与动荡。
贸然拥核的“强国梦”
作为1968年《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署国之一,伊朗曾同意放弃发展核武器。在巴列维王朝被推翻后,伊朗核野心在伊斯兰革命扩张的驱动下重启。虽然哈梅内伊在2003年发布禁止发展核武器的宗教法令,官方也反复宣称伊斯兰教义禁止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据以色列情报部门2018年4月披露的信息表明,正是在这一宗教教令公布后,伊朗将核计划分为秘密与公开两部分,并保留一个专家团队继续推进其武器化工作。至少在以色列看来,“拥核崛起”一直以来都是伊朗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最高目标是“拥有核武器,实现强国梦”,最低目标是“拥有核能力,有条件弃核”。
核武器对于提升威慑效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意义是革命性的。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肯尼斯·沃尔兹曾于2012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分析了伊朗拥核的底层动机:正如冷战时美苏之间“相互确保摧毁”所展示的那样,核武器将使伊朗在针对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力量时获得塑造“恐怖平衡”的能力,从而阻止以色列攻击伊朗及其地区伙伴。
在当下中东这样一个奉“丛林法则”为圭臬的地区,如果伊朗渴望获得绝对安全,那么拥有核武器从长远来看将为其谋求战略主动铺平道路。但是,理想与现实间仍然横亘着诸多障碍,包括能力与时间、经济与外交代价以及来自以美乃至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外部强烈反对。获得核武器付出的代价可能大于其收益,最终大概率胎死腹中或半途而废。
从能力与时间上看,假设伊核协议能被顺利履约至今,伊朗无论是离心机数量、质量还是中等浓缩铀库存均完全不支持其迅速制造核武器。然而,经过几年的监管缺失,如今的伊朗只要下定决心,就可在几个月内产出足够的武器级裂变材料。2024年6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甚至评估这个进程已缩短至“一至两周”。此外,据美国军事专家评估,伊朗如果利用其位于山脉掩体中的福尔多核设施进行铀浓缩与核武器测试活动,对其进行预防性摧毁的难度很大。
核技术专家的评估则相对乐观,他们普遍认为,从原材料到武器仍需经过漫长且复杂的测试,更何况完备的核威慑还依托成熟的投送能力与二次打击能力。由此可知,伊朗想在短时间内打破平衡绝非易事,但也不能低估其中止履约后的能力储备。
从经济与外交代价上看,贸然拥核将会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
首先,西方毫无疑问地实施更大规模的制裁,这会使得伊朗原本脆弱的经济和民生雪上加霜。2010年,伊朗人均GDP为8329美元,这一数字到2023年已跌至4233美元,几近腰斩,如果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必将加剧伊朗国内的政局动荡。
其次,新一轮外交孤立在所难免,并将掀起地区军备竞赛,引爆中东的新动荡点,间接影响全世界。沙特曾公开表示,如果伊朗发展核武器,沙特将“毫不犹豫”地跟进,而这对于尚且脆弱的沙伊关系是致命的,也不是斡旋方中国愿意看到的。其他地区强国诸如土耳其、阿联酋、埃及等也会重新考虑其核政策,从而冲击地区既有的核不扩散稳态。此外,由于伊朗扼守波斯湾的能源生命线——霍尔木兹海峡,一旦局势趋紧将对高度依赖该地区能源的欧亚诸国造成冲击,从而给本就疲软的世界经济注入更多“负能量”。
从以色列与美国的反应上看,一旦判断伊朗正接近于获得核武器,先发制人的打击必定会如约而至,因为维护以色列在中东的核武垄断地位,杜绝形成“核恐怖平衡”,是两国最高利益所在。在20世纪末的阿以和解潮之后,以色列开始奉行一种名为“战争间战役学说”的国家安全战略。其主要内容是默认与部分敌对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有限冲突态势将始终存在,在此中间通过精确且具有极强目的性的小规模行动持续削弱这些敌对势力,以避免再次陷入全面战争。
该战略中的一个必要步骤被称为“防止关键能力”。历史上,以色列对周边敌对国家的拥核尝试保持绝对的零容忍,不惜先发制人。1981年6月7日,以色列空军对伊拉克的奥斯拉克核反应堆进行了代号“巴比伦行动”的空袭,成功摧毁该设施核心部分,在未造成核泄漏的情况下未损失一兵一卒地全身而退。2007年,相似的模式相似的结局也发生在叙利亚的代尔祖尔核设施上。
事实上,防止伊朗拥核的预防性打击已经完成。2024年10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直接袭击,其间精确摧毁4套伊朗现有最先进的俄制S300防空系统以及其他防空设施,为其进一步开展行动打下基础。此外,德黑兰郊外帕尔钦军事综合体的一座建筑也被以方炸毁,据悉,伊朗科学家当时正在那里进行核武器与弹道导弹相关的秘密研究。
可以推断,以色列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摩萨德的深度渗透,有能力将伊朗的任何企图扼杀在摇篮中。同时也绝不可低估特朗普政府的决心,在2020年定点清除苏莱曼尼时,以色列曾犹豫不决担心彻底激怒伊朗,最终下定决心拍板的是白宫。目前,特朗普的几位顾问均认为伊朗已是“核门槛国家”,因此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绝不能被排除。尤其是,随着叙利亚政权垮台以及空军和防空力量被以色列彻底摧毁,贝鲁特-大马士革-巴格达-德黑兰四座都城为核心串联起来的“什叶派之弧”,已变成坐拥中东绝对制空权的以色列长驱直入伊朗腹地、长途奔袭其核目标的“外科手术走廊”。
面对内外压力,伊朗既需要考虑最坏的情况,尽可能维持其威慑力,抵御美以同盟可能带来的极限施压,也必须积极寻求外交突破,因为一意孤行追求“核”平并不能带来和平。
• (作者:杨府鑫,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马晓霖,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