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杜台卿在《玉烛宝典》中说:“正月为端月,其一日为元日,亦云正朝……”正月初一,也叫元日,中国人在这一天,用最隆重的仪式告别过去、迎接新的开始。正月初一,在春节中有着怎样重要的地位?在岁月长河的历史沿袭中,留下哪些人们至今相守的民俗?千年前的大唐长安人,又是怎么过元日的?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访了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西安市非遗保护中心副主任王智,以及我国著名唐史学者于赓哲等人,听他们娓娓道来“一元复始万象新”背后的故事。
岁首元日新年到
古代的大节日
还有个有趣的别名
旧谓“三元”,即“岁之元、月之元、时之元。”其中,“岁之元”即岁首,意义最是重大。
王智说,公元前104年,在长安城发生了一件历法史上的大事情——汉武帝颁布了《太初历》。《太初历》不仅把二十四节气固化地标注在了历法中,而且把农历“正月初一”这个日子,作为岁首,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下来,“如何确定岁首其实是由复杂的天文、历法上观测和推算、演算等等共同决定的,但值得咱老陕尤其关注的是,这么一件中国历法上的大事件,发生在咱们长安,而这种岁首制度和时间体系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中国古代,从汉武帝时代确定了正月初一作为岁首的时间体系以来,每到元日,朝廷就要沿袭上古告朔之礼,举行盛大的朝会,文武百官要向皇帝祝贺新年,谓之朝贺。于赓哲在讲到唐朝人过年时的礼俗时,也特别说道:“唐代,正月初一是当然的大节日,朝廷要举行很隆重的朝贺大典,百官、宗室乃至外国使节都要参加。”
而对于更多古代的普通人而言,大年初一要到庙里去祈福,这也是一个重要民俗。王智说:“在正月初一这一天,人们还要去开门迎喜神,忌扫地,要穿新衣,戴新帽,还要戴花胜(古代妇女的一种花形首饰),饮屠苏酒等等,这其中穿新衣、戴新帽等许多民俗,都延续到了今天。”
关于正月初一,除了“元日”的称呼外,还有一个有趣的“名字”——鸡日。王智说,在中国古代,传说女娲在农历的正月初一到初十这十天内分别创造了鸡、狗、猪、羊、牛、马、人、谷、豆、麦,所以,正月初一到初七,分别被称为鸡日、狗日、猪日、羊日、牛日、马日、人日。
古人将鸡尊为“五德之禽”,也有“天鸡吃鬼”的传说。所以古代在“鸡日”这一天,人们会画鸡贴于门上,后来又衍生出剪纸、年画等形式:公鸡口中都叼着“五毒”,即蝎子、蜥蜴等,表示驱邪辟邪之意。
初一拜年有讲究
独属中国新年的
浪漫与深情
“过年好!”“给您拜年了!”大年初一,许多人的手机一定响个不停,各种拜年信息载着美好祝愿,一股脑的扑面而来。
自古有之的拜年习俗,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好祝愿的一种方式,不要小看一个拜年,里面讲究可不少。
“初一民间要拜年,拜年其实是有次序的。拜年的次序是要先拜天地上苍神灵,再拜祖先,再拜长辈,再拜尊长,先是家族成员内部的贺年活动,然后才是父系母系之间家族的这样一个互相的走动。在长久的历史岁月中,拜年贺年慢慢形成了中国人过年的核心——就是我们的礼尚往来。”王智告诉记者,在正月初一这一天,很多人早早起床,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清爽利索。晚辈在拜年中祝愿长辈健康长寿,长辈受拜以后,往往会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而在此之后,左邻右舍、亲朋好友也会互相登门拜年或聚会畅饮,清人顾铁卿就在《清嘉录》中这样描写“男女以次拜家长毕,主者率卑幼,出谒邻族戚友……”。
不过时代发展到了今天,拜年也在不同的地区,衍生出不同的习俗,也并非局限在元日这一天完成的事:在一些地方,拜年这项“浩大的工程”要从大年初一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
初一拜本家,初二拜岳家,初三走亲戚……你来我往中,人人在合家团圆、走亲访友的过程中,细细品味浓厚的亲情、甜蜜的爱情、朴实的乡情、纯真的友情,勾勒出独属于中国年味的浪漫与深情。
宴饮聚会看花灯
唐“潮”人的元日习俗
很红火
称觞举寿,欣欣如也。逛大集、看花灯、视频拜年、游山玩水……伴随时代发展,现代“潮人”的大年初一,有了许多新过法。在长安这片土地上,千年前的唐“潮”人,又是怎么度过的呢?
“唐代正月初一,官民都放假,而且人们在元日这一天举办一系列的活动,比如宴饮、亲友的聚会,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活动——放爆竹,到了五代时候又出现了写春联的风俗。”除了拜年,于赓哲专门说到了放爆竹、换桃符等习俗。
于赓哲表示,在唐朝长安,人们放的爆竹却与今日不同:唐代没有火药爆竹。“爆竹具体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现在已不可考,但早在南朝时候,梁代宗懔写的《荆楚岁时记》中,已经记载南方地区放爆竹的习惯——他引用了《神异经》的记载,说西方山中有一个叫‘山臊’的神人,谁碰到他会得寒热,有可能指的是疟疾,为了避免他害人,人们就把竹子扔到火里去烧,竹子里面的空气膨胀后把竹子冲开,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吓走‘山臊’,久而久之,就有了放爆竹的风俗。”于赓哲说。
在著名的诗歌《元日》里,“千门万户重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一句可谓家喻户晓。于赓哲由此说到了新春伊始,唐朝人另外一项重要的风俗——换桃符,“那个时候老百姓每到过年的时候,都用两块桃木板贴到门上,为什么用桃木板呢?辟邪。中国古人历来认为桃木跟其他木头不一样,把它贴到门上,有辟邪的功效,而且上面还要绘两个神仙,这两个神仙,左边的叫神荼,右边的叫郁垒。现在大家一说起门神,百分之九十的人会说是尉迟敬德和秦琼,其实唐代还不是这两位,虽然尉迟敬德和秦琼在唐代已经很有名,但他们是到了元代才成为门神的。”
于赓哲指出,唐代的门神就是神荼和郁垒,这两个门神的历史可谓悠久,汉代王充的《论衡》里曾经引用过《山海经》当中的一段话,说神荼和郁垒的来历——“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闲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
“桃符演变到春联要更晚一些,春联的发明者是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的国主孟昶。”于赓哲解读道:“孟昶有一次让手下的学士们在桃木板上题字,结果没有一个人合他的心意,最后他亲自书写了‘新年纳余庆 嘉节号长春’这就是中国春联之始,从此以后就有了春联,虽然这是五代十国的事情,但是仍然跟唐代门上贴桃木板这个风俗有关系。”
春联之中是春意。人间四海满团圆。不管是古是今,过年的习俗实际上是一种抹不去的文化传统,它蕴含着阖家团圆的温馨、辞旧迎新的期望。有美食的丰盛,有亲情的团圆——从元日之始,喜庆洋洋的张张笑脸中,流淌出又一个仓满囤实的好年景。
美 酒
“年”,最初的含义是农作物的收成。甲骨文中的“年”字,呈现的是一个人背着禾苗的象形模样,生动展现了丰收的场景。每至农作物丰收之后,人们便会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大家带着香醇的美酒,烹煮肥美的羔羊,齐聚一堂,以虔诚之心祈求来年继续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易经》有云:“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国传统文化恰似潺潺溪流,以润物无声的姿态,悄然塑造着独属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念。
当“年”在汉代被确立为固定节日,“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所描绘的欢乐场景,便成了节日里的常见画面。饮酒,作为年节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渗透在节日的每一处角落。酒文化与传统节日文化相互交融、彼此促进,共同历经千年传承至今。
大年初一元日饮酒,饱含着对少年人添岁的美好祝愿,正如李约在《岁日感怀》中所写“称觞惟有感,欢庆在儿童”;同时,也是对年长者的深深祝福,赵彦昭在《奉和元日赐群臣柏叶应制》里的“但将千岁叶,常奉万年杯”便是最好的诠释。一家人围坐,举杯共饮,此时,手中的这杯酒,仿佛拥有神奇的魔力,在无形中凝聚着亲友间的情感,让亲情与友情在酒香的浸润下愈发浓厚,进而升华为对美好未来的殷切期许。人们彼此祝福,愿新的一年,生活如美酒般馥郁芬芳、甜美幸福。
长安,自古以来便是帝王之都,十三个王朝在此书写辉煌篇章,这片土地孕育了无尽的宝藏,人才辈出,文化底蕴深厚。源远流长的酒文化与厚重的历史文化相互映衬,熠熠生辉。
西安酒,起源于周秦时期,在汉唐达到鼎盛,承载着无数动人的故事,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首个非遗版春节来临之际,记者走访了多个与酒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亲身领略了这座千年古都酒文化的独特魅力,那滋味,妙不可言。
“将进酒,杯莫停”,在这喜庆的大年里,让我们尽情沉醉!
古时长安黄酒 今朝韵味无穷
就像啤酒起源于古埃及一样,长安是中国黄酒的主要起源地。长安黄酒的酿造工艺、酒史、酒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陕西师范大学民俗餐饮文化学者、世界中餐业联合会饮食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朱立挺指出,“长安黄酒文化底蕴深厚。《诗经》、《周礼》、汉赋、唐诗、书法、绘画、典故、民俗中,长安酒文化浩如烟海,灿若星汉。”
朱立挺说,长安黄酒的历史可上溯至原始社会部落农耕时代。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客省庄龙山文化遗址,以及西安周边和沣河两岸多处的仰韶或龙山文化遗址,有史前陶器、盛酒器以及碳化稻谷的发现。汉代刘安在《淮南子》中说:“清醠之美,始于耒耜”。
“长安黄酒从史前的初始状态历经夏、商、周等朝代的经验累积,发展绵延,而兴盛于汉庙,以至传承至今日。周秦汉唐既是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朝代,也是长安黄酒史上的黄金时代。”朱立挺举例说,西周总结出了我国第一部酿酒工艺大纲,现称作“古遗六法”,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国家禁酒法令,建立了历史上第一部政府酒事制度,长安当地人现在仍将黄酒称作“事酒”。
秦汉时期是长安酿酒业的重要发展阶段,由于制曲工艺的进步,酿酒经验的积累,汉代酿造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有官办的酿酒机构,也有民间私人开办的酒肆作坊分布广泛。2003年6月,在西安北郊一座汉代贵族墓葬中出土的青铜锤里发现了50多斤美酒。在国家级的专家研讨会上,中国黄酒学会会长毛照显研究员以及多数权威专家认为该西汉文物酒为黄酒。
唐代,无疑是长安黄酒发展史上最为璀璨辉煌的巅峰时刻。彼时,大唐国力强盛,如日中天,经济繁荣昌盛,国际交流频繁顺畅,仿若一场盛大的文化狂欢节,为长安黄酒产业的蓬勃兴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一时期,对酒的酿造与售卖管理相对宽松,恰似一阵春风,吹遍酒坊,酿酒工艺与制曲技术在前代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从杜甫‘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的诗句中,我们仿若能看到唐代大型木制榨酒工具忙碌运转的身影,以及其他一应俱全的酿造、滤酒器具,它们协同发力,使得酿酒业产能大幅增长,出酒率节节攀升,酒品质量精益求精,品种琳琅满目,满足了不同阶层、不同口味的需求。”朱立挺说,贞观之治后,大唐府库充盈,物质极大丰富,民众精神需求日益高涨,酒,已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挚友。
唐代酒文化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全唐诗》近五万首诗作中,写到酒的超过两成,仿若一片浩瀚的酒诗海洋。李白、杜甫,这两位文坛巨匠,分别被世人尊崇为“诗仙”“诗圣”,而他们亦是当之无愧的“酒仙”“酒圣”。李白好酒之名,举世皆知,杜甫笔下“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诗句,将李白豪放不羁、诗酒风流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沧海桑田,岁月变迁,朝代更迭,长安黄酒曾在历史的风雨中飘摇。至 上世纪80 年代后期,长安黄酒却在新酒种、新饮料的冲击下,逐渐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淡出。
记者了解到,为了发掘这一珍贵的历史瑰宝,重振长安黄酒的昔日雄风,在长安人王坤的带领下,毅然扛起了复兴的大旗。他所创办的古秦渡酒业坚守传统工艺的精髓,严格遵循“秫稻必齐、曲蘖必时、水泉必香、陶器必良、湛炽必洁、火齐必得”的古法酿造原则,引入先进的酿造技术,改良优化生产流程,提高产品质量与稳定性。在包装设计上,更是大胆创新,将古老的长安文化元素与现代审美理念完美融合,打造出既具古韵又时尚新颖的包装形象,让长安黄酒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如今,长安黄酒复兴之路已然开启,它将重新回归百姓餐桌,成为亲朋好友相聚时的温馨陪伴;走进文化交流殿堂,向世界展示长安千年酒韵的独特魅力。
事酒越千年 微醺乐陶陶
“事酒”自古就有,《周礼·天官酒正》中有“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的说法。所以“事酒”既是方言也是古语,通俗地说就是农村红白事或盖房、过节时所喝的酒。
陕西师范大学民俗餐饮文化学者、世界中餐业联合会饮食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朱立挺,是最早关注长安事酒的文化学者之一。
“在长安农村,每逢过事,尤其是红白事,都有喝‘事酒’的习俗。而‘事酒’也只有在专门做‘事酒’的人家里才能买得到。酿造‘事酒’取材很广,麦子、杂粮、大米都可以。所以根据材质不同,也叫‘黄酒’或‘米酒’。”朱立挺告诉记者,自商周时代,中国独创酒曲复式发酵酿酒法之后,酿酒技术完全成熟,并已形成分类。《诗经·风·七月》记载:“六月食郁及,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伐木》曰:“伐木于阪、酾酒有衍。”这种酿酒方法一直流传至今,长安的“事酒”采用的就是这种工艺,虽然没有具体文献记载“事酒”起源于哪一年,但这个民俗流传至少上千年的说法,在学界是没有争议的。
时至今日,“事酒”的酿造技艺在长安、鄠邑、周至一带的村庄里还有保留,只是会做的人越来越少了。主要是因为“事酒”产量不足,成本太高。另外由于许多人在技艺保存认识上的狭隘,比如“传男不传女”等观点,导致了酿造技艺的失传。
据介绍,东大附近的郭村靠近太平河,自古就种植水稻,当地的人家做“事酒”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
“现在做‘事酒’的人少了,老刘却一直在坚持,还在做的原因就是舍不得技艺的失传。”朱立挺回忆起20多年前第一次走进老刘的作坊的情景,看到的是一块块的酒曲,一坛坛的酒缸。酒曲有大酒曲、小酒曲之分,是以小麦为主料发酵制成,“事酒”之所以滋味不尽相同,全在这酒曲中配料的选用,据说配料中有二三十种中草药。
“‘事酒’也是分三等的。对于对‘事酒’了解一点的人来说,放一段时间的酒色深一些,对于喝家子来说,酒摆上来,看一眼就知道酒的时间长短,闻一下就知道曲是大曲还是小曲、酿酒师的水平高低。他们要喝的就是颜色深、米多、度数高的,喝起来醇香、带劲。喝的时候不能用杯子,得用碗,还得是那种粗瓷碗,豪爽。”朱立挺说。
记者了解到,“事酒”在长安和鄠邑的农村还是很有市场的。鄠邑的“事酒”虽与长安的有些区别,但也都是大同小异。在鄠邑乡镇的饭馆里吃饭也常常有倒上一杯“事酒”佐餐的风俗。
五千年酒文化遗址
酿出咱西安的味道
米家崖酿酒文化遗址提供了中国酿酒的最早证据,为陕西省老字号西安酒厂赓续书写非遗传承与文旅发展的壮丽篇章赋能满满。
米家崖遗址位于西安市东郊浐河西岸,今灞桥区南至十里铺,北至李家堡一带,分布的中心区域在米家崖村周围。遗址南北长约2.5公里、东西宽约0.5公里,是黄河中游地区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期遗址。2004年8月至2006年5月,为配合基本建设工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各类遗迹344个,其中灰坑319个、房址6处、窑址6处、灶址5处、墓葬8座。该遗址主体遗存的年代为公元前3400年到公元前2900年,发掘的灰坑H82和H78是两座半地穴式的土坑,坑内出土了陶罐、漏斗、小口尖底瓶和陶灶等器物。
2016年5月,美国斯坦福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多家单位的相关科研人员,通过对米家崖遗址灰坑H82和H78出土的疑似酒器的陶器器物内壁残留物进行了系统分析,联合公布了一项署名《揭示五千年前中国啤酒酿造配方》的最新研究成果,揭示了中国人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掌握了啤酒酿造的技艺,这是迄今在中国发现的最早酿酒证据,这一研究成果刊载于最新一期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上。
位于米家崖酿酒文化遗址带上的西安酒厂,不只是酿造美酒之地,更是一座汇聚多元魅力的文旅地标。2019年建成的秦汉酒文化园,让西安酒文化在创新中赓续绵延。
走进园里,时光酒塔宛如一部立体的酒文化史书,沿着先秦、汉唐、近现代的脉络,以工业风、文化感、时尚感、个性化的笔触,讲述酒文化的传承与演进。游客穿梭其中,既能品鉴展销的各类美酒,定制专属酒品,又能在娱乐休闲间,透过感官与历史对话,感受秦酒乃至中华酒文化的博大精深。毗邻的秦酒宫(7号库)更是藏酒的神秘殿堂,现存40个铁海子及500吨年份酒。岁月在库中静静沉淀,不同年份的酒液仿若被赋予了生命,香气馥合、幽雅,入口绵软、细腻,酒体协调雅致,后味爽净,每一口都是时间的馈赠。
立足“全域旅游+酒园研学+体验消费+社交消费+互联网+”的全产业链模式,秦汉酒文化园借助新场景打造、新技术赋能、新模式驱动、新产品推出,成为陕西最大的酒文化创意体验产业园、现代工业旅游开发的典范,实现白酒产业的腾飞与区域文化的繁荣共荣,让古老的酒文化在传承与创新中源远流长。
饺 子
从华夏餐桌迈向全球盛宴
藏在饺子里的中华文化“基因密码”
“好吃不如饺子”“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如果用一样食品代表中国传统美食,非饺子莫属。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超过1亿人平台下单饺子,中国外文局发布的《中国话语海外认知度调研报告》中显示,“饺子”成为国外民众认知度最高的中国美食词汇。
陕西师范大学民俗餐饮文化学者、世界中餐业联合会饮食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朱立挺指出,对于中国人而言,饺子也从来就不只是一道食物,它紧密与春节联系,由饺子引发的中国美食文化正在征服全世界人民的味蕾,赢得全球的青睐。
饺子是国力强盛物产丰盛的产物
根据1991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考古学报》第4期《薛国故城勘探和发掘报告》一文显示,1978年于今山东省滕州市出土的春秋时期薛国侯墓葬“青铜食器内密密排放着的三角形食物”,就是中国传统美食水饺,这也是国内考古发现中找到历史最久的饺子。
“饺子起源已经无法考证,有一点可以证实,它是从皇室贵族里传到民间。”据朱立挺介绍,从汉代的“娇耳”到唐宋时期的“偃月形馄饨”,再到明清时期的“饺儿”“扁食”,饺子的名称和形态虽经历了多次变化,但其基本形态和制作工艺一直得以保留并传承至今。东汉时期,小麦已普遍在北方种植,延续西汉的技术,碾磨工具的发展,小麦面粉也逐步普及。而东汉初期和中期,生产力发达,国力强盛,物产丰盛。所以饺子这种面与肉、与菜融合的食品才会出现。
“作为十三朝古都,全国乃至世界的物产都会汇聚到长安,成为烹饪美食的食材。但由于食礼和物产的限定,现在常见的饺子,在汉朝直至近代都是很珍贵的食品,只能在重要的日子才能吃到。如汉代民俗定冬至之日吃饺子,民间说法是防止冻耳朵。其他时间还是不常吃。”朱立挺告诉记者,最初的饺子被叫作“馄饨”,因其形状如耳朵,寓意天地混沌初开,此习俗延续到元末。另外,饺子又有扁食、角子、交子等叫法。
过年吃饺子源于庆祝寓意
民间有除夕、初一到正月十五吃饺子的习俗,这始于明朝。因为明初经过建设,国力增强,增加了吃饺子的次数说明当时社会整体生活水平的提升,经济的发达。
过年在中国这个农业国家是非常重要的节日,本身年字的古意就是丰收,所以吃饺子在民俗层面有庆祝的寓意。除夕吃肉馅,有团圆的意思;初一吃素馅,为解油腻;初二和初三,待客之用;初五,破五饺子,祭财神,捏小人嘴;初六,送穷;初七、初八到十五,也都是待客,因为饺子本身就含招财进宝的寓意。正月十五,年马上过完了,有些家庭成员要远行,再吃一顿饺子寓意团圆。
饺子发展到现在,非常普遍,南北方都有。从烹饪方式讲:有水饺,蒸饺,煎饺,油炸饺子,还有衍生的品类,如燕饺,烧麦,锅贴、菜盒、米饺等。
南北差异主要体现在饺子皮、饺子馅和吃法上。南方饺子皮通常较薄,而北方则更倾向于手工擀制的饺子皮。在饺子馅方面,南方人偏好细腻嫩滑的肉馅,通常使用八瘦二肥的肉馅,并且蔬菜比例较大,以保持清甜爽口;而北方人则更喜欢香而有嚼头的肉馅,通常使用七瘦三肥的肉馅,且肉的比例多于蔬菜。此外,南方人调饺子馅时常用料油,而北方人则更喜欢加入芝麻油以增加香气。在吃法上,南方人常蒸饺,并搭配高汤食用,而北方人则偏好水饺,通常干捞蘸酱食用。
南北方的饮食文化背景对饺子的制作和食用习惯也有显著影响。北方气候干燥寒冷,因此饺子的制作更注重油脂的使用,以满足迅速补充能量的需求。南方气候湿润温暖,食物更注重清淡与鲜美,煎饺外皮柔软而有韧性,内馅细腻且注重调味,符合南方人的口味偏好。
时至今日,中国人仍然延续春节期间吃饺子,不仅是“更岁交子”辞旧迎新,更有盼望新的一年能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之意。北方地区,除夕包饺子会将硬币、糖果等包入饺子中,寓意“新年彩头”,这种将情感与饺子紧密相连的表达方式,是中国传统文化血浓于水、尊老爱幼、团结和睦的家风传承,岁岁年年,生生不息。
属 相
长安与十二生肖的故事
生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意义,而且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
陕西民俗学会会长杨钊表示,十二生肖文化与长安息息相关,在时代进程中绽放绚丽之花。
十二生肖,又叫属相,是中国与十二地支相配以人出生年份的十二种动物,包括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生肖的起源与动物崇拜有关。湖北云梦睡虎地和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秦简表明,先秦时期即有比较完整的生肖系统存在,而最早记载与现代相同的十二生肖的传世文献是东汉王充的《论衡》。
杨钊说,从历史的长河溯源而上,十二生肖文化在长安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已久。早在先秦时期,相关雏形已隐约浮现,至汉代,随着长安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十二生肖文化迎来了发展的蓬勃期。在宫廷之中,十二种动物形象被巧妙地运用到建筑装饰、皇家器物之上,成为皇权象征的一种延伸。例如,未央宫的一些雕刻中,可见栩栩如生的生肖兽首,它们既展现皇家威严,又融入了对时间循环、生命更迭的尊崇寓意,与当时的天文历法知识相互呼应,借由生肖符号标记岁月流转。
“长安的街巷市井之间,十二生肖文化更是融入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杨钊说,传统集市上,售卖的生肖玩偶、摆件琳琅满目,手工艺人凭借精湛的技艺,将泥土、布料、木材等材料化为一个个憨态可掬或威风凛凛的生肖形象,满足民众日常装饰、节庆祈愿之需。到了每年新春佳节,街头巷尾张灯结彩,生肖花灯高悬,孩童们手提生肖灯嬉戏玩耍,欢声笑语回荡在古老的街巷,为长安的年味儿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彼时的长安,寺庙道观林立,生肖文化也与之交融。像大兴善寺、大雁塔等宗教圣地,僧人们在法事活动、经文讲解中,偶尔也会援引生肖寓意,借动物特性阐释佛理道义,引导信众在生肖轮回感悟生命修行,为生肖文化注入了精神的深度。
到了当代,西安依然是十二生肖文化的重要传承之地。西安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等文化场馆,陈列着诸多与十二生肖相关的文物,从古朴的生肖陶俑到精致的生肖玉佩,它们静静诉说着往昔故事,吸引无数游客驻足凝视,穿越时空与历史对话。
而在城市的文化活动里,十二生肖元素频繁亮相。每逢春节,城墙灯会规模盛大,生肖主题灯组无疑是全场焦点,设计师们将现代灯光技术与传统生肖造型巧妙融合,打造出震撼视觉效果,每晚吸引数以万计游客前来观赏,让古老城墙在新春焕发出新活力。西安的民俗村,如袁家村、马嵬驿等,民间艺人现场制作生肖剪纸、糖画,游客们不仅能欣赏到手工艺之美,还能亲自参与,体验传统技艺的乐趣,带走一份饱含生肖祝福的纪念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