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就是用“回忆”作为一个酵母,把文学发酵出来。任何一本文学书都是回忆,因为它在被写出来的时候,哪怕说的是未来,也是回忆给积累起来的。
另外生活与人的关系也是经常回忆,关键是你回忆的是什么,你回忆的是自己对的地方,还是不对的地方?孔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他每天都在回忆,都要考虑这一天过得怎么样,但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回忆的不是对的地方,而是不对的地方。孔子特别赞赏学生颜回,他问子贡,说我这些七十二贤、三千弟子里面,你觉得谁最聪明、谁最好?他说颜回:第一,颜回这个人的看法从来是与众不同的,他的生活观就是不一样的——一簞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大家都觉得这个生活是个特别贫陋的生活,没法过,但“回也不改其乐”。第二,颜回这个人闻一知十,你跟他说一件事,他马上能知道十件事。孔子说,颜回确实比我还聪明,我顶多能闻一知三。
最宝贵的是第三点,颜回“不贰过”,他不会重复犯错误,但99%的人经常是在同一个坑里跌倒的。那为什么他能够不在同一个坑里跌倒?因为他对这个坑、对缺陷有自己仔细的、理性的、哲学的、科学的思考,所以这就是生活与文学的关系。
还有作者与文学的关系、个体与文学的关系,以及作者跟自己作品之间的关系,我觉得都值得思量。也有朋友见我时经常会客气一下,说你《一地鸡毛》写得不错呀,《温故一九四二》写得不错呀,《一句顶一万句》写得不错呀。刚刚主持人还说到《我不是潘金莲》和《一日三秋》。错还是不错呢?这也是一个需要仔细思量的问题。当时肯定你觉得不错,但作为作者在回忆自己的作品,确实三省吾身之后,你会发现都没有写好,因为当时你没有那个能力,你的缺陷有时并不是自己能够意识到的。
有时别人指出你作品的缺陷,你才能够知道自己的缺陷在哪里,有时是偶然之中的,所以我觉得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我的书现在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我深刻体会到,有这些文字和只有一种中文是完全不一样的。当你随着这些书走到不同的民族跟大家进行交流的时候,它一定会从另外的角度提出这本书中你没有想到的一些事情、一个细节或者一个思考,我觉得这对我都非常有触动。
比如《一句顶一万句》。《一句顶一万句》目前有二十多种文字(的版本),到任何一个地方读者都特别喜欢里面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意大利神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来到河南延津传教,来的时候二十多岁,不会说中国话,四十多年过去会说中国话,会说河南话,也会说延津话;他来的时候眼睛是蓝的,但转眼四十多年过去,黄河水喝多了,也就变黄了;来的时候鼻子是高的,他是意大利米兰人,四十多年过去了,老在我们河南吃羊肉烩面,鼻子也成面团了。从背后看过去,七十多岁了,跟一个延津卖葱的老头没有任何区别。
四十多年过去,他在延津只发展了八个徒弟。因为意大利人的名字特别长,这也是一个交流障碍——意大利人在起名字的时候要加上他父亲的名字、母亲的名字、祖父祖母的名字,如果正起名的时候二姨来了,也要把二姨的名字搁上去,有时用汉语写出来起码有三行。我们延津人说“你叫什么名字呀”,他就说,“我叫詹姆斯·希门尼斯……”往下都不用说了,你就叫“老詹”。
老詹在我们延津学会了抽烟。那时抽的是旱烟,没有火柴,是用火镰打出来的火,把一个纸给燃着。他抽着旱烟,来到黄河边,遇到了一个杀猪匠,这个杀猪匠叫老曾,两个人因为抽烟借火就聊上天了。老詹说,“老曾呀,你信主吧。”“信主有什么好处呀?”他说,“老曾,你信了主,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里来。”老曾说,“我不信也知道,我是老曾,从曾家庄来,到各村去杀猪。”这把老詹给说住了,他说,“你说得也对。”
由于只有八个徒弟,教堂被县政府征用了,八个徒弟要一个教堂干什么?然后这个教堂就变成学堂了,老詹没有地方去,就住在一个和尚废弃的破庙,每天晚上要给菩萨上炷香:菩萨,保佑我再发展一个天主教的教徒吧。老詹虽然教徒发展得少,但他对教义的理解又非常深刻,所以每天晚上在煤油灯下用意大利文跟远在他的故乡米兰的妹妹家的一个孩子写信,写他对教义的理解。学问大总要有一个出口嘛。他那八岁的外甥一个礼拜收到一封信,他就认为他的舅舅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传教士,他在世界的东方,信徒起码有几千万。接着他就对他舅舅有个要求:舅舅你在中国传教,传得那么好,你能否给我起一个中国的名字?老詹随着一个中国俗语“万众随喜”,给他外甥起名字叫“万喜”。
这本书出法文版的时候,我去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卖书,在巴黎七大交流访问的时候,有一个教授站起来说:“刘先生,我也特别喜欢‘老詹’这个人物,但是你知道老詹的外甥‘万喜’现在在干什么吗?”转眼80年又过去了。我说不知道,因为他在我的书里面就是一个收信的人。教授说:“我知道,他就是米兰大教堂的大主教。”我听了这个话后非常震撼,我说如果当初我写《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有这样的故事结构和人物结构的能力,《一句顶一万句》肯定跟现在不一样。一个人不远万里,从米兰到延津来传教,在延津传教没成功,他同时用书信的方式又把这个教传回了他的故乡,这样的结构如果我事先能够想到的话,我的写作能力肯定会更好一些。
其实写作中的语言、细节、情节、故事结构,我觉得一般的作者都可以达到,稍微难一点的是人物的结构。比人物结构更难的是故事结构和人物结构背后的思考。所以我经常说我有一个理论:好的作者一定是学院派,文学的底色一定是哲学,但是文学又不是哲学,因为哲学是要力图把这个世界说明白,但是文学恰恰是要说那些哲学说不清楚的事。比如人性就说不清楚,灵魂就说不清楚,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千万不要探讨灵魂的边界,因为灵魂是没有边界的,恰恰文学就是要探讨边界”。文学的底色是哲学,但是文学又不是哲学,这本身也是一个哲学。
2024年10月份我去米兰,恰逢米兰大教堂做弥撒。我就进去看,它的仪式特别庄严,唱诗班、很多的神父、红衣主教渐次走出来,最后走出来的是大主教,确实是八十多岁,拿着权杖。我看到他,说:“哎呀,万喜,我认识你,但是我认识你晚了十几年。我要早点认识你,《一句顶一万句》不会是这样。”
《我不是潘金莲》讲的就是一个普通农村妇女花了20年的时间要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但20年过去,她并没有证明她不是潘金莲,反而大家更认为她是潘金莲,她就把自己的悲剧通过20年的工作讲成了喜剧。这部小说出荷兰语译本的时候我去阿姆斯特丹交流,在图书馆一个荷兰女性站起来发言,她说:“我没去过中国,我对中国不了解,我看到的中国都是从CNN和BBC上看到的。我原来对中国人的印象是不会笑、没脑子、不思考,但是我看了《我不是潘金莲》发现不是这样,一个妇女花20年时间跟全世界搏斗,搏斗干什么呢?甭说在中国,在荷兰这样的女性就很少,她是heroine(女英雄)。另外我看这本书从头至尾都在笑,刘先生,你肯定是中国最幽默的人。”
我说,女士,错了,你没去过我们村,我是我们村最不幽默的人。她说,“我本来没想去中国旅游,我一定要到你们村去看一看。”她还说,“我从头至尾都在笑,但是读到一个地方还是哭了,当主人公李雪莲跟全世界的人讲道理都讲不通,她最后不对人类发言了,见人不说话,只有回家对自己的一头牛说:‘你从小是看着我长大的,你知道我是不是一个坏女人。’”那位荷兰女士说,“看到这个地方我哭了,但是我知道世界上还有一头牛也在听李雪莲说话,就是这本书的作者。”
这番话对我也有特别大的震撼。作者一般来说因为有话要说,所以要写作品,但是倾听也是一种力量,倾听比倾诉起码质量要高N倍。因此,我知道了作者是什么之后,我肯定在写下一部作品的时候就知道我要倾听谁说话。
我也写过《温故一九四二》。因为一场旱灾,河南死了300万人。300万人是什么概念呢?二战时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迫害致死的犹太人是110万,1942年相当于有三个奥斯维辛集中营。你再仔细考察的话,发现它并不是因为旱灾,这些灾民是一个一个在逃荒的路上饿死的。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非常弱的国家,蒋介石想用空间来换时间等待世界格局的变化,所以当一个地方发生大面积旱灾的时候,他想把这个地方让给日本人,因为占领军占领这个地方之后要对这个地方起赈灾的作用。但是日本人发现这个阴谋之后,兵力停留在河北、山东、湖北这些地方不动了,河南成了一个政治真空。我的乡亲在往陕西逃荒的路上一个一个给饿死了。
《温故一九四二》出德文版的时候,我去奥地利交流。在一个书店里,一个奥地利的先生站起来说,“你说了好几遍饿死了300万人,不是的,是一个人饿死了300万次”。这个话对我也特别有震撼。因此,我目前没有达到孔子的境界,更没有达到颜回的境界,但我知道缺陷对一个人有多么重要,缺陷使我写下一部作品争取能写得比前面好一些。但是我想如果我今年下半年出一本新书,明年又来南方周末的“文学之夜”,我突然发现它还是有很多的缺陷。我觉得缺陷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回忆缺陷是自己最好的动力。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