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随着服务型政府转型,部分村干部认为自己的角色不再是干部,而是村民的服务者、办事员,导致心理落差。
2.12345举报方式的普及增加了村干部的负担,部分村民利用这一便利索取不当利益,损害干群关系。
3.然而,过度强调服务导致农民契约精神缺失,村庄正义无法树立和弘扬。
4.为此,乡村治理需要多元手段并举,包括自治、法治和德治,以维护村庄正义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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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化转向,村干部为什么要辞职
村干部觉得自己不再是干部,而是成为村民的服务者、办事员,转变是从近些年提出的服务型政府转型开始的。过去,村干部刮宫引产、收粮派款,都自认为是国家干部,是国家最小的,村庄社会最大的官。近几年国家治理整体转型,村庄社会干群关系发生颠倒,不少村干部都想辞职,觉得失去了抓手。
从12345的普及谈干群关系的失衡
访谈中,村干部说起来几例烦恼的事,和12345有关。一是一个村民家里的下水道有问题,怀疑是整体管道有问题,在没有知会村干部的情况下,直接拨打12345。村干部接到工单,就要限期解决,还要群众满意度。村干部很苦恼,村民个人的事也成为了集体的事。二是一个种田大户,多年包了小组集体的地不给流转费用,小组要收地,大户不愿意。小组代表告上法院,法院判了要大户退回耕地并偿还流转费用,大户不服,天天到村里闹,要求干部解决,扬言要多次拨打12345。虽然村干部可以回复12345其诉求不合理。但是多次拨打作为记录,就会影响村级的平安法制得分。三是两个村民发生地界纠纷,认为村干部调解有失公允,打了12345,村干部就再次上门调解,陷入死结,改变调整方案,另一个人就要闹,不改变,也有人闹。
12345作为信访的一种替代物,可以说是平替。人人有手机,成本极低。随时可拨打,记录都在册,绝对会流转成为工单。无论是否合理,都转下来,村干部就要按照工单来解决问题,不仅要解决具体的问题,也要在工单上证明自己解决了。也就是说本来是做了就可以,现在还要证明自己做了。
证明自己工作,是增加负担,也可以理解为保护干部,证明合规合法。但是现在的问题是,12345的不加甄别,方便了对群众的服务,而增加了对干部的负担。
过去没有12345,出事之后,村民一般会直接找村干部解决,村干部也一般能解决掉。如果是涉及到村干部不作为或者侵占村民利益,村民就会通过上访来应对。但是上访有时间、路费、花费等成本,一般情况下,不会上访。确实可能会出现,村民的小利益受损而村干部得利的情况。但总体,村民对村干部有多种日常化的需求,不会因为小事而破坏关系。村干部是具有主位优势的。
现在的问题是,服务化转型之后,各级政府为了强化村干部的服务意识和改进工作作风,12345为代表的线上的举报方式出现,确实便捷了群众诉求反映,降低了成本。带来了少数村民的得寸进尺,通过拨打12345而索取不当利益。个体的公的意识彻底消亡。如果说过去还要看在日后有求于干部办事而不至于太过分的话,现在完全不需要顾虑面子问题,村民知道只要拨打12345就可以拿捏村干部,就可以要到好处。关键是上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也不愿意担责,以小事不出村,把本来可以拘留的、惩处的人都交给村干部来解决。
从村民找干部到干部找村民
乡村治理一直都是面子治理,关系治理,本质上是人情互动,大家有长期交往的预期,就会忍受短期内的关系不平衡,即便可能面对利益受损不舒服,村民也会考虑今后有其他需要村干部帮忙的事而忍着,村干部考虑到村民的面子和自己的形象,也会克制自己的行为,乡村社会的内生秩序下,干群关系有一种微妙的平衡。
过去,一直是村民有需求,上门找干部,干部根据情况研判而介入帮忙,实现对村民的服务。这种情况下,干部和群众通过事件性互动而积累了感情,干部有了威信,群众也获得需求满足。二者是在村庄内部完成互动的。且是低成本的,干部有自己的事,群众有事找干部,就可以。
现在,村民有需求,不再直接找干部,而是拨打12345,形成工单后,干部按照工单上门找群众,群众就会有一种心理预期:国家派你来为我服务,就要把问题解决好。群众就不是求着干部办事了,而是要求。干部出于压力体制,还不得不尽心尽力。二者之间的互动就成了支配和服务的关系,就没有情感互动了。群众不需要讨好干部,也不愿意忍受小利益受损,互动中是冰冷的关系。关键是,一部分人就会看到这个契机,分不清自己的事还是公共的事,全部都打12345,干部还都需要回应。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为了摆平这些道德不高的人的诉求而追求满意度,会选择利益补偿。
这种行为不但不会受到谴责,因为村庄社会解体了,还可能受到模仿,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有了消费者的心态,完全把村干部当作服务员。也没有考虑干群长期交往的心态,因为任何时候,只要自己去办事,村干部不办,村民就能举报,就可以逼着村干部为自己服务好。
这样下来,就会养成群众只讲权利、利益,不讲责任、义务的观念惯性。
服务型治理的边界在哪里
服务型治理,是为了向村民服务不假,但是村级治理还有动员性的工作,有需要组织的工作,过于追求服务,群众就会失去边界和分寸,就会无限制追求满足自己的私欲,会有更多的人模仿。政府就要对接更多的一家一户,村干部就忙不过来。
且不仅要提供服务,还要证明自己提供服务,基层就还有很多的材料负担,要证明工作。一些地方以小事不出村来评定村级服务工作质量,认为矛盾出村就是村干部服务能力不好,工作能力不强。
由此,村干部就要追求化解矛盾在基层,村级就要为矛盾兜底负责。一些部门和执法单位就会有踢皮球的空间,就会将棘手的工作甩给村里。如法院判卷后的大户还在闹事,法院和派出所都不愿意再介入,甚至授意村干部给点利益摆平。村干部就不得不采取这些方式,毕竟事关自己的考核。但是这种利益治理就会形成坏的示范效果,更多的人就会模仿。
事实上,小事不出村不代表完全不出村,小事不出村的精髓在于群众工作,对于钉子户、坏分子,要组织群众来批判,要形成村庄正气,要联合部门来打击。出了村,只要多方合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也是可以的。这个过程中,会有群众再教育的效果。
现在的问题是过度强调服务,过度注重12345,不讲缘由,只会带来基层负荷加重,村庄正义无法树立和弘扬。服务要追求,是目标。但是还有要管理,有治理,要多元手段并举。
强调服务,但是农民的契约精神没有培养起来,只讲究权利,就会造成国家负担增大,对接千家万户的农民,是不可能的。村庄还是要有自治的能力,就要有自治的空间。当然,多数群众是好的,但少数的坏分子足以破坏村庄正义秩序,影响公序良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