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 系西京研究院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
2024年圆满完成了5%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但大家都感受还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原因可能是生产法下的GDP增长主要倾斜于国家大项目。对GDP贡献最大的两重、两新政策,要传递到低收入阶层还需要一定的政策时滞,导致良好的GDP总量增长对低收入阶层并不是那么友好。在深度转型期,政策不仅要看总量,还要看结构。
如果一系列宏观政策无法尽快形成普惠型的、总量友好型的发展局面,经济失衡很容易积累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过去三年和未来三年,三股宏观力量持续决定着中国经济的走势,也决定着中国经济能否平稳着陆。
一是压倒式的周期性力量,中国资产负债表周期的调整、出清与切换。资产端是房地产及其产业链,负债端是地方债及其关联方。一方面,地产链的快速收缩压缩了总需求,主要包括三块:
1、是直接相关的地产和建筑产业链的收缩。现在上游的拿地和开工几乎清零,中游还在保交楼,仅存一小部分国企的改善性项目,下游没人再敢买期房,主要靠现房和二手房,二手房交易已经快四成,达到了阶段性的历史新高。
2、是与地产链相关的耐用品大件消费的骤降,包括家电、家具、家装、汽车等。最近一个季度虽然有以旧换新政策的支持,但也是肉眼可见的下滑,导致统计上最近两个月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同比增幅下降得很厉害。
3、是地产链带垮的财政端和金融端,地方政府卖地收入不及正常年份四成,现金流成大问题,政府投资和消费几近熄火;由于房地产价格的剧烈调整,社会中的抵押品供给不足,信用生产也萎缩。信用一旦萎缩,货币也就随之萎缩,流动性告急也就不奇怪。流动性相当于通货,我们说的通货紧缩就来之于此。M1负增长的幅度和持续时间都创造历史,说明货币作为生产要素(企业活期存款)骤降,也佐证了经济活动的确是处于通缩状态。而房价下降的另一个影响是资产负债表的破损,资产端的减计导致大量的居民家庭产生了财富缺口,需要大量的预防性储蓄补充。而正如熊彼特所言,社会储蓄率的骤升往往是灾难性的,将造成严重的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库存积压,企业破产和裁员降薪。
二是反馈型的结构性力量,房地产出清后的几千万人再就业,几十万亿资本的再配置,这些要素涌入有限的几个赛道,产生了巨大“内卷效应”,很容易引起产能过剩。我有几个朋友原来做房地产,现在一窝蜂的做新能源,做餐饮,做AI,但经营压力很大,因为这两年挤进去的人太多。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孵化效应”,也就是大量的房地产溢出的要素,钱和人,挤到了“新质生产力”的领域,孵化出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成果。还有一个就是“成本效应”,房地产转型溢出大量过剩要素,虽然带来了产能过剩,但是要素成本也降低了,反而提高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
出海的一个企业家朋友感叹,现在中国的什么都便宜,从资源到劳动力,从物流到土地,从资产到资金,基本上都是打半价。拿资金来说,日本的资金都比中国贵了。很多做外贸的企业家都选择从中国低息贷款,也不想结汇,大量的外汇留在海外,买美股美债,其它国家的房产,增加了海外的需求。但中国的低息贷款只用作生产,增加了产能,因为获取的顺差(相当于企业的利润)没有回流国内,因此没有相应形成足够的需求,不得不过度依赖外需。这就扭曲了内外循环良性互动的结构,“生产在内,消费在外”的结构性扭曲,导致中国经济一直处于一种拧巴的状态。
于是今天,中国不仅出口商品,还出口资本和管理,也就是企业出海。为什么商品、资本、人等都往外面走,都出海,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环境太内卷,太焦虑,东西都太便宜了。中国的东西越来越便宜,海外的越来越贵,那肯定是出海和出口。这是一种强大的结构性力量,也是一种巨大的失衡,现在也在再平衡,就是我主张的,人民币还得贬值,让海外的钱到中国消费,这样才能平衡现在扭曲和背离的结构。
三是以中美关系重构主导的再全球化。中美关系回不到从前,这是必然的。任何事物都在发展变化中,两个人的关系是这样,两个国家的关系也是这样。拿夫妻来说,两个人年轻的时候,都为了解决问题(冷战)或发展经济并肩同行。妻子作为女人,各方面可能弱一些,愿意依附于丈夫,矛盾会较小,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家庭治理结构。但是后来妻子事业能力各方面发展的比较快,小女人变成了女强人,而丈夫还是直男思维、霸权思维、帝国思维,肯定会产生矛盾,最终就会离婚,所谓的“脱钩”。
但是中美关系真的能离得了婚,脱得了钩吗?恐怕很难。因为中美矛盾跟美苏矛盾不一样,美苏根本就没结过婚,从一开始不是婚变的问题,而是“一山难容二虎”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是军事和政治集团的水火不容。说到底美苏从来没有“结合”过,也没有“爱情的结晶”,它们从来没有深度的经济社会贸易技术往来。中美之间是深度的经济贸易文化链接和融合,是有“爱情结晶”的,是有经济和文化遗产的,不是说离就能离。
自2018年特朗普跟中国打贸易战,想跟中国脱钩以来,中美贸易往来并没有受多大影响,反而还在增长。形势比人强,中美脱钩那是政治家的牌,是大国政治的必然。但是全球化已经长大成人,要想完全脱钩怎么可能?现在的全球经济还是中美主导,G2经济,而且还是珠联璧合,相互补充、分工、依附度很高,这是两个国家的民族性格和禀赋优势决定的。美国负责发明,中国负责制造;美国负责消费,中国负责生产;美国负责投资,中国负责储蓄;美国在全球搞权威,中国负责在世界做调停,一个红脸一个白脸。看上去还在打嘴仗,实际上还是在艰难维系世界秩序。因为大家都知道,谁也担负不起世界大乱的后果。
所以现在所说的去全球化,不如说是再全球化,说到底就是一种再平衡。WTO已经成为明日黄花,接下来将是充满矛盾的,以地缘板块、价值观联盟、文明圈等“强区域化、弱全球化”的结构。这种全球化的结构会变得比较粗糙,成本高,不确定性强,但是对于单个国家来说,显得比较安全。再全球化是全球贸易和政治失衡再平衡的过程,这个过程将充满了各种摩擦和风险。因为就当前中美贸易失衡的情况来看,不仅没有收敛,反而还在扩大和加剧。既然经济机制无法再平衡,反而恶化失衡,那就只能靠政治和其它极端的方式解决。现在全球右翼大回潮,政治大衰退,特朗普现象只是一个典型代表。这意味着决定中国经济宏观大势的外部力量,再全球化,是一个崎岖不平风高浪急的过程。投资者和企业家心里要有一根弦,不能只考虑生意和利润,要考虑到其中的系统性风险,特别是在做战略投资的时候。
当前,政策端已经大幅转向,以保证中国经济平稳着陆。在内部,高层开始大幅提高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力度,企图通过“稳住楼市股市”,通过扩大消费,通过新质生产力的有效投资来创造缓冲,保证经济每年5%的增长。如果低于5%,那是里程碑式的,就很难再说是发展中新兴经济体了。在外部,则是艰难的平衡,与美国重建既斗争又合作的大国关系,并尽量避免染上战火或地缘风险。可以预见到,今年内外部的经济走势会比去年复杂,也比去年困难,但是同样政策改善的力度也要比去年大。中国经济这架飞机正在恶劣的天气中着陆,最终还是取决于飞机自身的性能,内外循环结构和大国经济的韧性,更重要的是看驾驶这架飞机的“机长”,有没有正确的研判和行动的勇气。再一次赌国运,我们应该对此有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