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都柏林的文学地图上,寻找爱尔兰文学巨匠的足迹

2017年,科尔姆 • 托宾受邀至美国埃默里大学著名的“理查德 • 艾尔曼现代文学讲座”授课。托宾透过威廉 • 王尔德、约翰 • 巴特勒 • 叶芝和约翰 • 斯坦尼斯劳斯 • 乔伊斯的生活和作品,以及他们与儿子们之间错综复杂、影响深远的关系,对爱尔兰文化、历史和文学做了近距离而充满启发的阐释性研究。

托宾以他在都柏林读大学时漫步的街道开篇,为我们展开一张都柏林文学地图,三位爱尔兰文学巨匠的足迹也同样深深印在这片土地上。奥斯卡 • 王尔德在描述与父亲的关系时写道:“我猜想,由于某种同类相斥的奇怪法则,你们互相憎恶,这不是因为两人间的许多不同,而是因为在某些方面你们俩何其相似乃尔。”W.B. 叶芝在 写到他的父亲时称:“正是因为意志薄弱,所以他始终未能完成他的画,毁了他的事业……我认为要在艺术上或人生中取得成功的这些必不可少的品质,在他眼里是‘自 大’‘自私’或‘残酷无情’。”乔伊斯的父亲是最典型的 爱尔兰人,备受喜爱,健谈,擅长唱歌,嗜酒,但性情多变, 他甚至将儿子逐出了爱尔兰。

透过这三对父子的故事,托宾叙述了爱尔兰人对英国文化霸权的抵抗,现代爱尔兰文化认同的诞生,以及这些复杂而杰出的作者为文学世界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图片《王尔德、叶芝、乔伊斯与他们的父亲》作者:【爱尔兰】科尔姆 • 托宾 译者:张芸 群岛图书·上海译文出版社

都柏林的有些街道让人觉得格外厚重,在这座城市生活得越久,零散的回忆和联想累积得越多,这份厚重感就变得越具层次。内心的想法随时间而渐趋复杂丰富,发生更多关联。有时,都柏林的这种氛围会因历史和书本而大大加剧。

不过,在忙碌的日子里,人们依旧可能走进位于奥康奈尔街的邮政总局,去寄封信或买张电视许可证,而起初压根儿没想到把这间邮局当作司令部的一九一六年起义,或是领导这场起义的麦克多纳和麦克布赖德、康诺利和皮尔斯,抑或叶芝的诗:

当皮尔斯把库丘林召唤到他身边,

什么人阔步走过邮政局?什么才能,

什么计算、数字、测量给予了回答?

图片王尔德

然后我转身,看见神话中的爱尔兰勇士库丘林的雕像,这座雕像出自奥利弗•谢泼德之手,竖立在这间邮局里,我记起塞缪尔•贝克特曾请他的朋友康•利文撒尔亲自“去都柏林邮政总局,测量从地面到库丘林屁股的高度”,因为在贝克特的小说《莫菲》里,尼瑞想要以头撞击库丘林铜像的屁股。这样一来,那颗无所事事或只琢磨着日常生活之弊病的头脑,可以因英雄、历史和疯子而伤伤神。

沿韦斯特兰路走到头,在皮尔斯街和隆巴德街相交的拐角有一间现已关闭的爱尔兰银行分行,我在那儿开有账户,所以以前经常走着去那儿。有些日子,我在途中路过位于基尔代尔街的国家图书馆,脑中会闪过利奥波德•布卢姆、《基尔肯尼人民报》、斯蒂芬•代达勒斯和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在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的两年间,我几乎每个工作日都在国家图书馆学习,因此我会沉思,是谁在一九七五年的春天偷了我的黄色自行车,继而好奇,他们现在是不是还生产一种名叫“哈姆扎”的保加利亚葡萄酒,当年,马路对面的巴斯韦尔斯旅馆以很便宜的价格按杯供应这种酒。或者我会记起有一日,我和一个朋友站在图书馆的大门——就是乔伊斯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里所写的大门——外抽烟,我的朋友望着爱尔兰国会下议院的停车场,形容当时一位声名显赫的政客布赖恩•勒尼汉的头发像是被用某种古老的工艺手法烫出的名副其实的波浪卷。抑或我会回想起,一九七八年我从西班牙归来,发现整个都柏林只有一台真正意义上的咖啡机,在位于南安妮街的咖啡小馆,心中觉得不可思议。

接着我转入南莱茵斯特街,一九七四年发生爆炸案的地方,我试图回忆那起事件造成的确切死亡人数,纳闷那儿为什么没有纪念碑,然后又试图回忆那个星期五下午的向晚时分,当我坐在国家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时,听到的爆炸声是怎样的。事实上,我没有听见什么;我听到更多的是事后的沉寂,留在我记忆中远更清晰的是那晚余下的时光,全城陷入狂乱、恐慌,我用夹杂了怀疑、惧怕和不可置信的目光注视每一辆停放着的汽车,然后在位于巴戈特街的托纳酒吧喝酒喝到清晨,电台里播着大提琴的音乐,每当有新闻简报出来时,乐声停止,一片安静。

然后,当南莱茵斯特街变成林肯巷的拐角映入眼帘时,我隐约注意到马路对面那栋建筑山墙上的招牌,上面写着“芬尼旅馆”。说来奇怪,那个招牌并未褪色。詹姆斯•乔伊斯有两本书出自于此,或至少第二本的书名源于此。芬尼。芬尼根。一九〇四年六月十日,他正是在这儿邂逅了在这家旅馆工作的诺拉•巴娜科。两个年轻的陌生人四目相对,停下交谈,他们约定四天后再见,地点在威廉•王尔德爵士和他妻子斯佩兰扎曾经居住的宅第外,他们的儿子奥斯卡也是在那栋房子里被抚养长大,逝于乔伊斯和诺拉相识的四年前。

图片乔伊斯

六月十四日,诺拉没有如约和乔伊斯见面,乔伊斯热切地写信给她,恳求再约一次:“我也许是瞎了。我盯着一头红褐色的头发看了良久,终于确定那个人不是你。我沮丧万分地回家。我想再约个时间,但那么做恐怕不合你的意。但愿你能大发善心,与我定个约会——若你不曾忘记我的话。”那日晚些时候,他又写道:“我的耳边全是你的声音……我真希望感觉你的头靠在我的肩上。”六月十六日,他们第一次外出约会,他们的故事从这天开始,《尤利西斯》的时间也是设定在这一天。我想,幸好他们约会的日子不是在十一月中;那样的话,这本小说估计会薄很多。也幸好不是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五,那时候这一天酒吧通常关门。想到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五酒吧关门、禁止卖酒,我脑中一个念头一闪而过:没酒喝,真是渴死人了,堪比耶稣受难。尤其像临近终了时。从他肋部伤口流出的只有水了。

从诺拉工作的旅馆到王尔德的住所之间的那条街叫克莱尔街。塞缪尔•贝克特父亲的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就开在这条街六号,但这儿没有牌匾。一九三三年父亲死后,塞缪尔•贝克特的哥哥接管了事务所,而当时游手好闲的贝克特本人则住进那栋房子的阁楼。和每个游手好闲的人一样,他立下许多承诺;这些承诺既是对他自己,也是对他母亲立下的。他向自己保证,他要写作,他向他的母亲保证,他会教语言课。可他基本什么也没干。若有一块牌匾,或可贴切地写上:“此处是塞缪尔•贝克特无甚作为的地方。”

贝克特是和王尔德、叶芝一样的新教教徒中的天才人物,在他们那些拥有土地、权势和金钱的同仁接连离开爱尔兰或学会缄口不言之际,他们却决意要写下内心的想法。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地位最高的是格雷戈里夫人,她有一栋大宅和众佃户;其次是约翰•米林顿•辛格,和贝克特、王尔德一样,他有一小笔非劳动收入,加上一段记忆中辉煌的过去;再次是W.B.叶芝,他一辈子辛勤工作;同样还有清贫的布拉姆•斯托克和萧伯纳。最后是肖恩•奥凯西,他家境贫寒以致差点失明。他们全都受洗加入完全脱离罗马天主教而严格奉行新教的教会。但他们根本不信那套东西,除了可怜的格雷戈里夫人,她的确期盼有天堂的存在,以及奥凯西所持的共产主义,类似森严的教派——例如,他支持镇压一九五六年的布达佩斯起义——也算一种宗教。不信任何教义、却让自己的同胞村民恰恰因为那套你所不信奉的宗教而想把你赶去英国,这种经验想必怪诞。

大概正因为如此,他们中有几人对故作姿态、曲解事情、培养他们雄辩的文采和致力于保持沉默产生兴趣。奥斯卡•王尔德喜欢找出一组公认的事实、然后将这些事实猛地反转,萧伯纳喜欢悖论,比他们晚离乡去国的伊丽莎白• 鲍恩更钟情爱尔兰海,原因想必正出于此。

图片叶芝

我转入韦斯特兰路,经过斯威尼药房,然后继续朝银行走去。我以前的银行经理比米什先生现已退休,他在别人都不肯借钱给我时向我伸出过援手。塞缪尔•贝克特也有一个姓比米什的朋友,诺埃尔•比米什,战争期间,这位爱尔兰妇女与他住在法国的同一个村子,把她长长、实用的大裤衩与比她年轻的情人的带褶边的小内裤并排晾在一起。

好多东西消失不见;好多东西留在记忆里。那间银行不在了,那栋楼被用作他途,同样还有昔日的学院电影院,曾经是老音乐厅,乔伊斯在那儿唱过歌,他的短篇小说《母亲》以那儿为背景。一九七五年春,我和我的朋友格里•麦克纳马拉在那家电影院看了费里尼的《阿玛柯德》。

……

乔伊斯的半身塑像面朝纽曼故居,天主教大学的旧址,这所大学开办于一八五四年,约翰•亨利•纽曼任校长至一八五八年。一八八〇年,它变成都柏林大学。詹姆斯•乔伊斯在一八九八年到一九〇二年间就读于此。如今,铜像上他的脸朝围栏投去平静的注视目光。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里,他让斯蒂芬•代达勒斯把史蒂芬公园称作“我的公园”。一八八四年,诗人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来到纽曼故居,居住并任教,一八八九年逝世于此。他在纽曼故居楼上的一间房里写了他幽暗晦涩的十四行诗,他在那间房里醒来,感到“降临的是黑暗,而非白昼”。现在那栋故居外有一块纪念纽曼、霍普金斯和乔伊斯的牌匾。《尤利西斯》问世时,一位在三一学院任教的教授说:“詹姆斯•乔伊斯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证明我的观点是对的,给这座岛上的原住民——那些往利菲河里吐口水的少年——建一所独立的大学是个错误。”

我想告诉这位教授:我们不再吐口水了。现在我们写书、制作软件。完成一天的工作后,我们乖乖回到郊区的家。

我从位于利森街的出口走出公园,穿过马路到下利森街。我准备回家。那些书摆在那儿,还有那沓空白的纸。不久我将动笔写下这三位风流父亲的故事。我走得已够多。部分城市的街道,被这几位人士和他们的儿子留下的印记所萦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