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中国文化的历史基因》:文化品质一致性将成为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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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依我看来,至1912年清朝皇室发布逊位诏书前,史况本质上是一样的——国乃皇家“天下”,人乃皇权统治下的“子民”,百姓创造之财富任由皇家收缴、支配甚至穷奢极欲地挥霍。区别在于,仅仅在于,若子民幸运,生逢好皇帝亦即所谓仁君在位的年代,并且无外患,无内乱,朝廷由贤臣良将组阁顶层领导班子,再加上少有大的自然灾害发生;那么,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百工得以蓬勃发展,士人安分,商贾活跃——便会被史家说成是“盛世”了。

古代的史家与近代的史家很不同的一点在于——前者对“仁君”“明主”一向歌功颂德;后者则大不以为然,再三指出皇帝就是皇帝,归根结底,是为了家天下能千秋万代罢了。

窃以为,对待历史,尤当立论公允;厚道的眼光,反而会更接近史实一点儿。

比如武王创周后的执政表现,确比他号召诸侯所推翻的商纣王的统治更为人性化。而刘邦立汉做了天子后,也确实与秦二世的暴戾昏聩有别。

包公、海瑞、杨家将、岳家军等等被后世人一再以戏剧、评书的形式歌颂,不能仅以民智愚昧而论。

即使那些治国表现总体上与“仁”不沾边的皇帝及其大小官员,只要在某事上表现了对民的一点善举,使民间疾苦从而减轻了些,使社会制度从而人性化了些,也当予以承认、肯定。

以古代户籍为例,士农工商皆属民籍。农业之国,国税主要依赖农民缴纳,故农民的重要性排在工商前边。士人中出皇家倚重的栋梁之材,兹事体大,虽同在民籍,地位突显。而所谓贱籍,从唐、宋至元、明、清,成分越来越芜杂。到明晚期,已细分为官户、杂户、乐户、疍户及堕民等种类了。

官户并非指官员的户籍,而是指户籍虽直隶“农司”,但身在官府,听命行差于大小官员的下等民,多为战俘后代。杂户乃指被判以“谋反”“降判”等罪名的人的后代,后代的后代亦在其列。

此外还有驿户——因亲属犯罪逃亡而被发配到偏远驿站的服役者。营户——被强迫迁徙并从事营造苦役者。乐户——罪犯亲属中有姿色和艺术细胞者,被选中为官为军从事声乐服务的男女。疍户与九姓渔户——唐宋以后从四川、云南迁徙到两广及福建的草民,无土地,世代居水上,以船为家,善潜海取蚌采珠,主要以捕鱼市鱼为生。他们中每有途穷路末,自卖为奴者。

从事优伶、舆夫、吹鼓手、剃头、抬轿子、演戏、说书等职业者,都被认为是沦落之人,户籍与丐户归于一档。元、明两朝,男不许入塾读书,女不许缠足(反而是幸事),自相婚配,不得与良民通婚姻。“即积镪过万,禁不得纳赀为官吏”——这种情况,延至清代;出身铁定,绝不可变。

清朝出于满人自身的尊卑观点,对以上等级制度又有添加,连衙役皂卒也归入了贱民之列,严格禁止他们的子孙参加一切仕考。所谓皂卒,穿黑衣的使唤人也。衙役的后代即使已被过继给良人为子,仍不准应试。而良民一旦被招募为衙役,其身份也便由良而贱。清代依然禁止“良贱通婚”。

康煕二十四年(1685年),朝廷就八旗内部放奴为民颁发条令:凡八旗户下人家,倘若出于自愿,可以“恩准”奴仆还自由之身。随后,又将此条例推及汉官。且明文规定,获释奴仆“准与平民一例出仕”。

康煕此决定,为清朝的统治赢得了好口碑。

雍正五年(1727年),朝廷又下诏,允许部分表现有功义的贱民脱籍归良。诏曰:“朕以移风易俗为中心,凡习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与以自新之路,免至污贱终身,累及后裔。”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续颁“新法”——即使那些籍在疍户的和堕民,若经四代“清白自守”,亦可入平民籍。

于是,有助于我们明白,何以清灭明后,在不甚长的时期内就基本稳定了统治局面——靠的不仅仅是镇压。而元灭宋后,对汉人全无德政可言。故,清比元的统治期长久得多。镇压与怀柔并举,努尔哈赤的后代们,在此点上比成吉思汗的后代们略胜一筹。

为什么要回溯这些史事呢?

盖因与中华民族的阶层谱系有关耳。

古今中外,所谓文化,确乎的,从来都被打上阶层的烙印。而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乃是,阶层文化的烙印越来越式微,文化品质的一致性越来越成为大方向进言之,即社会地位不同的人们,经济基础不同的人们,在文化方面却越来越难以分出趣味之高低;所谓上等人士未必同时便是文化优上者,所谓下里巴人未必不是“腹有诗书气自华”者。而大多数人,只要愿意,不但是文化受众,还完全可以是好文化之提供者、传播者。

有观点认为,文化并无好与不好之分,所谓好坏,无非是一部分人为了实行对另一部分人的文化操控而鼓吹与推行的利己标准。君不见某一历史时期的好标准,星移斗转,“道”变人变之后,于是被证明为不好,甚至被证明是很坏的文化了吗?

但本人认为,不能就此便得出文化本无好坏之分的结论。

人是感受系统丰富的动物。连细菌对人亦有好坏之分,何况与人的思想、精神和心理关系密切的文化呢?

某种文化彼时代被奉为好文化,此时刻被质疑、否定、颠覆,归于不可取一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们的文化评价水平提高了,能够以好的文化标准来衡量了吗?人类已经与自身所创造的文化密不可分地“相处”了几千年,若在文化品质上至今仍不能区别好与不好,人类岂不是太可悲了吗?

(作者为当代著名作家、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梁晓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