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文澜:结构转型路径上的宏观稳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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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华经管学院副教授罗文澜在CCER-NCER第四届学术年会上分享了结构转型路径上的宏观稳定政策研究成果。

2.中国在结构转型过程中呈现出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方面的显著变化,如农业就业人口比例下降、城镇化进程加快等。

3.由于价格粘性、总需求外部性等因素,宏观稳定政策需要兼顾经济的短期与长期特性。

4.罗文澜提出了新的定量方法,用以在非平稳随机经济中刻画最优政策,并应用于中国的结构转型过程。

5.研究发现,最优货币政策应偏向积极,盯就业而非产出,简单规则难以实现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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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2024年12月21日,借CCER-NCER第四届学术年会之机,北大国发院与中信出版集团《比较》编辑部特别举办承泽论坛第29期,邀请多位学者和主编,以《经济学研究年评》(2024年第一卷)为范本,研讨新时期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道与术,如何在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做好经济学研究的守正创新。本文根据清华经管学院副教授罗文澜的主旨演讲整理。

在首期《经济学研究年评》中,我们所撰写章节的名称是“结构转型路径上的宏观稳定政策”。

结构转型特征与宏观稳定政策简介

中国在结构转型过程中呈现出几个典型事实。产业结构方面,我国已从一个传统农业大国成功转型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强国。农业就业人口比例显著下降,从超过70%降至当前的约25%。同时,城镇化进程显著加快,城镇人口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足20%增长至现在约65%。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我国经济已由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国有企业产值占比逐年下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近80%降至近年来的约20%。从支出结构和需求角度分析,投资比例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议题是研究这些长期趋势的成因和政策启示。

同时,宏观经济学家也关心经济的高频周期,例如GDP和就业的波动。传统宏观经济学如何量化这些波动?一个常见的做法是首先使用统计工具排除长期趋势的影响,然后分析剩余部分相对于长期趋势的波动变化。这是宏观经济学长期以来研究的一个重要范式,即把长期趋势与短期波动区分开来分析。

而宏观稳定政策,即通常所称的逆周期调节政策,包括货币政策、政府支出及税收政策等,其作用则在于熨平这些经济波动。宏观经济学家认为,由于价格粘性、总需求外部性等因素,经济短期波动会影响宏观经济整体运行效率,因此政府应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

中国的宏观经济周期有许多区别于发达国家的显著特点,例如姚雯和朱晓冬(2021)中发现,中国的GDP波动显著高于就业波动,而就业与GDP的相关系数则在结构转型中发生了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呈现负相关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又转变为正相关。

上述事实旨在向大家阐明,对于像中国这样持续经历增长与发展的国家而言,其短期波动与长期趋势不可分割,更不能假设为稳定不变,不能孤立进行研究。因此,在经历结构转型的经济体系中,宏观稳定政策亦需兼顾经济的短期与长期的特性。

宏观稳定政策应如何适应结构转型?

我们在本书这一章节中探讨的问题正是:宏观稳定政策的制定应如何适应结构转型?

目前,研究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对中国现行稳定性政策制定过程的研究,仍主要沿用针对美国等成熟经济体开发的模型。这些模型往往假定经济结构稳定,或者用学术语言来说,假设经济在稳态或平衡的增长路径附近波动。然而,它们并未考虑到中国经济结构非平稳的现实。基于此,我们在本章节的主要贡献包括:

1. 对中国结构转型的关键事实与机制进行全面综述。 

2. 对宏观稳定政策(主要是货币与财政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权衡和建模方法进行系统梳理。 

3. 提出了新的定量方法,用以在非平稳随机经济中刻画最优政策。 

4. 将该新方法应用于中国的结构转型过程,深入分析了部门间结构转型的关键环节,并进一步研究了其对最优货币政策制定的影响。

我们的主要观点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长期趋势与短期波动不可分割。因此,在结构转型过程中制定宏观稳定政策时,应当把长期的次优政策目标一并纳入考量。

模型示例:结构转型中的最优货币政策

总体而言,我们的模型包含了标准宏观模型的一些基本要素,并纳入了对中国结构转型具有重要影响的关键因素。受资本深化与收入效应的影响,中国经历了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结构转变。基于此,我们将短期政策制定中常考虑的生产力冲击与需求冲击等因素纳入模型,并通过货币政策等工具来应对这些冲击。

与此同时,我们还引入了中国特有的经济特征,其中较为关键的一点是部门间劳动生产力楔子——在劳动力市场存在摩擦的情形下,经济中依然存在扭曲,使得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出低于非农业部门。随后,我们在此模型框架下,审视了不同假设条件下的最优货币政策应如何制定,最终得出以下三个主要结果:

主要结果一:最优货币政策应偏向积极

基于对中国结构转型的刻画,由于存在部门间劳动生产力楔子,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力明显高于农业部门。因此,任何刺激产出的宏观冲击都将产生额外的有利于效率提升的再分配效应,使得最优货币政策倾向于积极。在长期中,具体表现为最优名义利率始终低于自然利率与通胀之和;在短期中,当遭遇负向冲击时货币政策反应更为强烈,而面临正向冲击时则更温和。文献中所观察到的我国货币政策执行特征与此类似,而我们的研究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即在存在既有市场扭曲的情况下,积极的货币政策可能是最优的。

主要结果二:货币政策目标应盯就业而非产出

如前所述,中国经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产出和就业之间的关系呈现负相关,说明美国经济中普遍成立的“奥肯定律”(产出与就业呈正相关)并不适用于中国。因此,如果在货币政策规则中只关注产出与就业的缺口,结果显示:在低就业状况下采取的政策能够带来更高的社会福利,而仅盯住产出的政策并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因为在经济波动的情形下,即使产出保持平稳,就业可能依然大幅波动。

主要结果三:简单规则难以实现最优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宏观经济学家已经掌握了一些新工具,能帮助我们分析结构转型过程中波动性的演变,并重新审视那些传统仅聚焦于短期效应的稳定政策。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些政策理应兼顾长期目标。我们工作作为抛砖引玉,期待未来有更多相关研究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