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问题”,还是改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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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Foreword


面对日益累积的社会与环境挑战,许多人常感未来黯淡,慈善与发展组织亦疲于奔命。传统以问题为中心的方法虽有所成效,却忽略了许多创造更大影响力的机会。本文介绍了一种提高发展创新有效性的方法——“健康环境创新”(I4HC),它通过建设健康环境来减少问题的产生,为社区创造更广阔的“可能性空间”,从而推动全面的健康和幸福。本文由多个案例揭示其如何通过选择切入点、识别并培养社区资产以及跨部门合作,逐步扩展到经济、教育与技能、身心健康和治理四个关键维度。作者们认为,这种创新不仅能为社区带来切实的改善,更为我们构建一个更公正、更有韧性的未来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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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由iStock/studiostockart提供
世界经济论坛2024年全球未来理事会年会(AnnualMeeting of the Global Future Council of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上,发言者们纷纷表达了对全球大多数人未来观的忧虑——许多人对未来并不乐观。我们原本寄望于下一代能够享有比我们更好的生活,但这一希望似乎已经破灭。对于日益累积的复杂社会和环境问题,人们普遍感到不安。慈善和发展组织常常发现自己在这场无情且令人疲惫的追赶中难以跟上步伐。那么,我们是否有可能改变这一轨迹,以创新的方式走向更健康的未来?我们相信,这是有可能的。
如果创新工作不仅着眼于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还致力于减少问题产生的源头(reduce the problem supply itself),那么这些努力将更为高效。通过重点降低问题发生的频率,而不仅仅是提供解决方案,健康环境创新innovationsfor a healthy context)能显著支持慈善和发展组织的工作。这些创新能够推动我们朝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所描绘的更公正、更有韧性的全球愿景迈进,并能抓住近期发布的《未来契约》(Pact for the Future)所代表的希望和机遇。正如《未来契约》中所警示的:“如果我们不改变方向,我们可能会滑向一个持续危机和瓦解的未来。”因此,全球发展领域亟需新的思维方式。

摆脱对短板的关注

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在苏联的阿拉木图共同举办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健康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共有134个国家和67个国际组织认同了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开创性定义:“健康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的状态。”然而,即使在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全球健康事务的处理仍主要依赖以治疗疾病为中心的医疗模式,而非推动全面的健康和幸福(well-being)。同样,全球慈善和发展组织也主要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投资创新,即治疗社会的“疾病”,而不是创造和维持社会的健康和幸福。
本文作者之一的塞洛斯(Seelos)近期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的另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种慈善事业的替代性关注点。这一关注点突破了传统以持续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缺陷视角,转向一种更具创造性的视角——通过建设健康环境来减少问题的产生。我们将这种面向未来的关注点称为“健康环境创新”(Innovationsfor a Healthy Context,I4HC)。我们认为,对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等发展组织而言,这将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我们团队中的另外两位成员阿康(Accone)和坎波(Campo),在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致力于塑造创新实践。

使问题发生曲线由上行变为下凹

捐赠者和发展实践者普遍认同创新在推动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通过快速识别全新和优化的解决方案,并有效扩大其规模,从而应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遇到的挑战。然而,由于过分专注于成为更好的问题解决者(problem solvers),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另一个相应的策略,即通过从源头上减少问题的发生,同样可以实现发展目标。
换言之,我们是想要无休止地扩大创新和解决方案的规模吗?还是说,我们的工作是否应该最终转向扩大生产性资产(productive assets,指用于生产商品和服务的资产,如土地、建筑物、设备、技术等)的规模,以维持健康与幸福、支持人们实现理想抱负?我们需要的创新应当能够使问题发生曲线(problemsupply curve)由上行变为下凹(如下图所示),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构建出更具韧性和更加繁荣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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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问题发生曲线由上行变为下凹,“健康环境创新”还有望显著提升现有问题解决方式的效能。当问题的发生得到有效遏制时,我们的解决方案和创新将不再因问题规模的快速增长而显得力不从心,从而得以更有效地改善人们的生活。为“健康环境创新”工作释放出的问题解决资源(problem-solvingresources)可以创造一个良性循环,将我们的关注点从“如何减轻人们的生活困难”转移到一个更具前瞻性的问题上:我们希望共同构建一个怎样鼓舞人心的未来?因此,“健康环境创新”不仅能够发展一种能够支持人们蓬勃发展的环境,还能推动一种面向未来、拥抱可能性的创新方法。

以问题为中心的创新方法尚未实现的影响力

“健康环境创新”可以从传统创新举措的成功经验中汲取灵感。例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蒙古开展的一个项目就展示了这种潜力。蒙古的乌兰巴托是地球上最寒冷的首都。这座城市及其全国各地的许多居民都居住在传统的圆顶住宅“蒙古包”(gers)中,这些蒙古包依靠燃煤炉灶进行取暖和烹饪。因此,该地冬季的日空气污染水平比世界卫生组织的安全标准高出30倍。据估计,42%蒙古儿童的健康受到空气污染的影响,表现为哮喘和呼吸道感染(如肺炎和支气管炎)的高发,以及死产、早产和出生体重降低的风险显著增加。
“21世纪蒙古包计划”(The 21st-century ger initiative,以下简称“蒙古包计划”)运用了跨学科方法来理解相关背景,汇集了社区成员、专家以及来自私营和公共部门的多个组织。该项目的数据收集工作历时三年,包括民族志调查、参与式观察、建筑材料研究、健康数据收集,以及从自愿安装热能和空气质量监测设备的蒙古包家庭、实验性蒙古包中获取的大量基于传感器的数据。该项目旨在通过设计和构建一套有效的烹饪、取暖和保温方案(cooking, heating,and insulation package,CHIP)来应对空气污染问题,用电力炉灶取代燃煤炉灶,并提升蒙古包的保温性能。目前,该方案已在数千个家庭和蒙古包幼儿园中得到应用,并持续扩大其覆盖范围。
尽管项目实现了预期目标,但其实施范围的局限性也意味着仍有诸多机会尚未充分挖掘。这个“蒙古包计划”展示了如何围绕问题情景建立技术边界,从而创造出关注点、动能和成功。然而,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方法忽略了创造更大影响力的机会。空气质量和生活便利性的切实改善不仅增进了社区的信任、融洽和好意,还通过面对面的交流为社会健康和幸福的其他方面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如果该项目采用“健康环境创新”方法实施,这些可贵的成果将被识别并作为潜在的切入点加以利用,从而扩大项目的边界,使其不仅关注健康环境的构建,还聚焦于项目评估的核心问题:人们在社区中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和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Nussbaum)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引导我们关注更多的可能性,帮助人们过上长寿、健康、有尊严的生活。一个改进后的蒙古包显著降低了对人们健康的威胁,但在评估“健康环境创新”的有效性时,应考虑以下更广泛的因素:人们获得全面的身心健康护理的可能性;教育和技能发展的质量和可及性;人们从事有尊严、有回报的工作的能力,以及家庭、社会和经济关系在不同性别和社会阶层中的结构和管理方式。这种对于有尊严地生活的关注,为健康与幸福、教育与技能、经济活动和治理等维度的创新创造了广阔的空间。
森和努斯鲍姆还提醒我们,将健康的环境视为幸福和有尊严生活的先决条件,并不仅仅是一个针对孤立问题提供广泛解决方案和措施的技术项目。他们指出:“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了解特定社会如何使人们能够去想象、去好奇、去感受诸如爱和感恩这样的情感,而这些情感的前提是生活不仅仅是商业关系的总和……我们似乎需要一种丰富而复杂的视角,去展现人们能够做什么以及成为什么样的人。”因此,“健康环境创新”是一项长期工作,旨在支持社区发现和引导一条通往健康未来的道路,而这条路是由众多的可能性而不是大量的限制性问题来定义。乌兰巴托的社区为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证。“蒙古包计划”实施后,社区发现还需要建立一个多功能社区空间,以满足幼儿园、职业培训、教育和技能培养工作坊的需求,并支持家庭从农村向城市过渡。然而,这超出了原计划的实施范围。于是,社区自发建立了蒙古包创新中心(Ger Innovation Centre)——一个充满多种可能性的空间。

以可能性为导向的健康环境创新的四个维度

我们认为,“健康环境创新”通过在经济教育与技能身心健康治理这四个关键维度上推动健康环境的创新,能够逐步构建一个“可能性空间”(possibilityspace),从而实现更持续的发展影响力。尽管这些维度可能看起来与传统的国际发展部门或项目重点相似,但它们旨在提供一套独特、多方面且相互关联的使能因素(enablers)。发展本质上是多维的,每个维度都会影响和增强其他维度的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四个维度的创新层层递进,可以将人、邻里或社区发展成一个健康的环境。通过降低问题的发生率,“健康环境创新”可以显著提高针对特定社会问题的创新解决方案的有效性。虽然“健康环境创新”最终将覆盖这四个维度,但当前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迈出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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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于可能性的切入点

选择合适的切入点能够极大地推动“健康环境创新”工作的成功。已有的资产,如对当地环境的深入了解、可信赖的关系或积攒的好意,以及现有使能因素的存在,都有可能促进切入点的选择。例如,“蒙古包计划”自然而然可以扩展到更广泛的健康使能因素。因为对健康的关注可以迅速为当地家庭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这反过来又可以为项目赢得足够的支持和好意,从而促进进一步扩展到社区“可能性空间”的其他维度。
实用主义的方法可以为选择切入点提供有益的指导。例如,当进入一个社会阶层分化严重的社区时,我们可以先采取一些不需要社区高度参与的举措。同时,开展一些针对特定社会群体的并行项目,识别并培养社区的关键资产,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初步选择。此外,确定切入点也可能取决于项目所秉持的理念原则。正如森认为的,识别并优先考虑重点领域,通常需要通过公开讨论来明确社区的价值取向;或通过重点评估当地的具体需求,可能会识别出一些社区普遍认同且无争议的领域,这些领域可以作为启动以问题为导向的初期创新项目的基础。这样的切入点有助于迅速建立信任和融洽关系,为进一步扩大项目奠定基础。
非营利组织Gram Vikas致力于解决限制印度村民“可能性空间”的不平等问题。该组织在进入缺乏深入了解和信任的村庄时,通过多种切入点逐步建立信任并推动项目进展。例如,提供传染病治疗(健康使能因素)、推广沼气项目以产生本地电力(经济和技能使能因素),以及创造本地就业机会来建设饮水和卫生设施(经济、技能和健康使能因素),这些举措有效建立了必要的理解和信任,为项目扩展到真正的“健康环境创新”工作打下了基础。此外,该组织还通过在村庄内实施若干正式和非正式结构来创建治理使能因素,以促进和稳定发展过程中的中间阶段。
埃及的Sekem项目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愿景,致力于让个人和社会在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情况下蓬勃发展。该项目的雄心壮志从投资本地基础设施起步,包括道路、建筑、肥沃的土地和电力系统。随后,Sekem将这些经济使能因素扩展到了其他领域。在健康和幸福方面,Sekem通过建立医疗中心和推广有机农业来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在教育领域,它设立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体系;在治理方面,Sekem制定了明确的标准,旨在平衡平等原则与尊重人们的宗教和文化信仰,或在国家层面上推动新的环境政策。凭借这些努力,生活方式楷模基金会(Right LivelihoodFoundation)将Sekem视为21世纪健康企业的典范。
“仁爱计划”(Project Mercy)是埃塞俄比亚的一家组织,致力于通过满足社区成员的基本需求来增强农村社区的能力,是整体发展的一个鼓舞人心的范例。该组织的创始人最初与当地社区领导者会面,表示愿意帮助他们实施实质性和可持续的改善措施。他们询问社区:“你们的需求是什么?”对方表示,他们从来没有学校或诊所。这一回答为“仁爱计划”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切入点。社区成员贡献了土地和劳动力,与“仁爱计划”团队携手,开始投资帮助当地农民提升建筑技能、教育水平、健康保障、营养状况、经济赋能和基础设施建设。如今,建立的这些学校还为儿童提供食物和医疗服务,成为激励其他社区和吸引附近村庄儿童的标杆。此外,那些因缺乏医疗服务而饱受折磨的妇女也从遥远的社区来到“仁爱计划”的诊所寻求帮助。虽然现状仍有待改善,但“仁爱计划”体现了“充分性”(sufficiency)原则:“健康环境创新”的目标并非创造一个经济、社会和身体健康与幸福的完美乌托邦,而是为人们提供足够的可能性,让他们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并为进一步的发展打下健康的基础。
启动一项有效“健康环境创新”计划时,我们还需评估不同使能因素的潜力,以及在单个维度构建的使能因素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可能性空间”的其他维度。例如,旨在改善无家可归者生活的计划发现,不带任何先决条件地提供个人住房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住房优先”计划(housing first,为有困难的人提供支持性住房或其他帮扶等措施)帮助他们重建了尊严,并唤醒了他们的精神和干劲。发展领域的学者玛丽贝斯·辛(MarybethShinn)的研究进一步说明了这种变化。调查发现,流落街头的人们有一个共同的首要目标:住进属于自己的公寓。而那些已经通过“住房优先”计划离开街头的人,他们的目标则转变为参与有偿工作、接受教育、绘画或写诗等。这表明,他们的关注点已经转移到了其他优先领域。辛还注意到,那些新近获得住房的人常常面临社交孤立的问题,这正是“健康环境创新”计划通常会涉及的另一个层面。

“健康环境创新”工作的持续发展与适时退出

这些例子说明,“健康环境创新”的实施并不需要多年期的计划和战略。对当地环境的敏感性和与当地社区的紧密合作,使“健康环境创新”成为一种持续制定战略并明确投资于学习、适应和把握涌现机遇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在初期阶段,“健康环境创新”不需要大量资源、大型国际组织或复杂的联盟。它可以由慈善、发展和私营部门的行动者单独执行,或通过学习跨部门合作的方式来实施。
然而,“健康环境创新”与传统的问题解决型创新相比,不仅在范围和目标上有所不同,而且在项目角色和组织上也有所区别。在“健康环境创新”中,支持者将社区置于主导地位,协助他们构建共同的愿景,根据实际需要调动本地资产和外部资源,并帮助平衡社区“可能性空间”四个维度的活动。这要求我们继续对基于需求(needs-based)的方法持审慎态度。就像“仁爱计划”一样,这些方法可能会为我们提供有效的切入点,但也会诱使我们陷入传统的问题解决者角色。因此,这些举措往往过于依赖资助者和实施者可以控制的外部资源,而这种关注短板的方法可能会造成依赖性结构,无法培养社区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
支持者必须密切关注他们与当地社区的关系及其在这项工作中的角色转变。例如,像Sekem或孟加拉乡村发展委员会(BRAC)这样的私营组织,作为服务于当地环境的本地组织,它们的角色是作为持续的“拐杖”不断扩大项目领域,而没有明确界定其行动的终点。然而,国际发展组织可能需要为退出“健康环境创新”计划设定标准。这就需要明确关注点、稳定中期发展、推动环境的有力转型,而不依赖于计划的永久运作。虽然社区最初可能依赖于多家外部组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区将必须掌握自己的发展。努斯鲍姆认为,环境必须能够为人们提供一定程度的选择,至少足以让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然而,我们目前缺乏通用标准来帮助发展组织在地方环境中明确“充分性”。在这方面,一种有益的态度是承认这种不确定性,对自己的选择及其背后的理由保持透明,并组织和推动有助于改善“健康环境创新”实践的探讨。

“健康环境创新”——保障我们的投资,实现更可持续的未来

“健康环境创新”能否在发展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抑或仅仅只是新瓶装旧酒?这一问题引发了对“社区发展”(community development)概念的重新审视。“社区发展”作为一个已经存在数十年的概念,有大量的文献和众多的案例研究作为支撑。遗憾的是,这个词包含了许多根本不同的方法、理念和抱负。在近年发布的一篇评论(可搜索:Conceptualizing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研究人员称其为“一个由许多概念和实践特征定义的模糊术语”。
相比之下,“健康环境创新”是以营造健康环境为明确关注点的社区发展模式。它不仅关注幸福,确保人们至少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且还致力于减少问题的产生,从而增强现有社会问题创新解决措施的成效。“健康环境创新”必须探索许多新旧问题和不确定因素。但它也可以从过往经验中获益良多。研究人员鼓励我们向过去学习:“根据过去几年发表的关于社区发展的文章,许多社区发展实践往往忽视了过去的知识和经验,所制定的项目只是重蹈覆辙,或是提出的行动方案非常雷同……”
“健康环境创新”本身就是一项创新活动,需要我们大胆尝试、明确投资于学习,并将不确定性转化为知识,以为指导后续的工作。基于此,斯坦福全球创新影响力实验室Stanford Global Innovation for Impact Lab)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创新办公室计划于2025年启动一个新的创新节点(Innovation Node,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创新办公室发起的一个跨学科和协作空间,专注于在儿童潜在创新的新领域和未知领域中反映和产生新智慧)
“健康环境创新”的另一个核心关注点在于:什么才是真正的健康环境?人们很容易将“健康环境创新”视为新殖民主义的乌托邦,认为它规定了人们生活和健康世界的应有样态。然而,“健康环境创新”并非如此。其核心目标是扩大“可能性空间”,让人们能够自主决定自己的生活。作为一项战略性工作,“健康环境创新”犹如一个脚手架,其四个维度界定了长期工作的适当范围,并根据个人的实际成就及其角色和活动的多样性来评估环境的健康程度。例如,如果所有女性都留在家中照顾家庭,而大多数男性则成为自给自足的农民,这显然表明社区的“可能性空间”、增长潜力和机会受到了严重限制。幸运的是,许多哲学家、研究人员和实践者已经深入探讨了什么是有尊严的生活。世界银行研究员萨宾娜·阿尔基尔SabinaAlkire)总结了玛莎·努斯鲍姆、约翰·菲尼斯(John Finnis)、曼弗雷德·马克斯-尼夫(Manfred Max-Neef)、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尽管所列清单在内容上存在诸多重合之处,但它们也存在足够的差异性,使得不同组织能够根据自身的利益、价值观、目标以及特定工作环境,制定出最适合自身需求的标准。
《未来契约》,这份由193个成员国在2024年9月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文件,描绘出了一个理想的共同未来愿景——它强调和平不仅仅是没有战争或恐怖主义的状态,还意味着公正的社会和良好的治理;年轻人能够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成长,并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该契约强调科学、技术和创新是建设未来社会的关键推动力,并包含如下承诺:“在发展中国家营造一个有利于投资和创业的环境,发展本地创新生态系统,促进体面工作,并确保创新成果能够进入全球市场。”在此背景下,“健康环境创新”作为实现这一契约目标的重要补充途径,显得尤为重要。


克里斯蒂安·塞洛斯是“斯坦福慈善与社会创新中心”全球创新影响力实验室的联合主任。

坦尼娅·阿康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创新高级顾问。

斯图尔特·坎波是一名创新专家。

本文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政策或观点。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网站2024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