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龙：“前四史”中“大秦与犁鞬”的生成与演变

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5-01-22 17:30发布于北京中国历史研究院官方账号

作者：郭子龙

来源：《历史研究》2024年第10期

摘要：“大秦国一名犁鞬”是《后汉书·西域传》罗马帝国一节的起笔，作为早期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记述，其中关涉地名考释引发百年聚讼。《后汉书·西域传》成书于5世纪中叶，但可追溯到更早的中西古典文献，涵盖相关历史著作乃至街谈巷说，保留了罗马从共和国演进至帝国的重要信息。“大秦”与“犁鞬”相提并论，反映了内战时代至弗拉维王朝的迁都传言，特别是罗马城与埃及亚历山大城作为权力中心的竞争关系。作为欧亚非交通中端的主导者，帕提亚与地中海世界和中国的交往，使罗马“东西两都”传言最终被改塑为“大秦”与“犁鞬”并列的叙述模式。

关键词：汉朝罗马帝国亚历山大城帕提亚中西交通

汉朝与罗马关系是中西交通史的棘手问题。第一，两大政治体处于欧亚大陆两端，统治当时世界的大部分人口，却未有官方往来，彼此的认知多源自间接途径。第二，随着与中亚和西亚交流日增，汉廷得以从邻国窥见罗马兴衰起落，但中国史家以汉字转写西域地名，有关中亚、西亚及地中海地区的记述并不确切。在以《后汉书·西域传》为代表的早期历史文献中，以“大秦”（罗马及其首府）、“犁鞬”（埃及亚历山大城）所涉地名的考释最为学界瞩目。伯希和与白鸟库吉主张“大秦与犁鞬”为“罗马与埃及亚历山大城”已成为通说，但基于音韵勘同和史料互证的讨论间见层出，《后汉书·西域传》“大秦国一名犁鞬”一语，仍是中西交通史往复论辩的重要议题。

一、问题的提出

由于中西古典学研究路径不同，有必要对本文力求解决的问题先作一般性介绍，以便知晓史料和方法的互证互鉴。

汉武帝时期，汉廷采取“断匈奴右臂”的进取策略，与西域诸国建立联系，通过张骞等人的外交活动探知中亚和地中海世界，“西北国始通于汉矣”，史称“凿空”。公元97年，班固之弟班超遣甘英再通西域，进一步搜集地中海世界信息，足迹远至伊朗高原与波斯湾，但因“海水广大”，半途转回。东汉安帝末年，班超子班勇以西域长史代行都护之职，汇编甘英出使见闻，撰成《西域风土记》进呈汉安帝，成为官方文档。该著失传已久，但有关罗马帝国的记载被3世纪史家鱼豢的《魏略》采纳，后以注文形式保存在《三国志》中。至5世纪中叶，范晔撰成《后汉书·西域传》，汇辑前人述作，对以往西域知识进行更为全面的梳理，罗马帝国作“大秦”或“犁鞬”，被视为西方大国。其云：“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

中国史家早期西域论述主要取材甘英的出使报告，但碍于中西语言迥异，地名转译颇有龃龉。《后汉书》的“犁鞬”，《史记》作“黎轩”或“黎轩条支”，《汉书》和《魏略》作“犁靬”，读音相若而用字有别。至于地理方位，“前四史”皆强调与安息帝国即帕提亚的相对位置，《史记》谓在安息北，《汉书》《三国志》（所引《魏略》）和《后汉书》则倾向于安息西，总体皆指向罗马东部或中亚西部。研究者基于读音相似性给出不少解释方案，包括埃及或中亚的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王者之城（Basilike/Regnum）、希腊之城（Graecia/Hellenikon），里海东南的赫卡尼亚（Hyrcania）、拉丁姆（Latium）、军团之城（Legiones）、利西亚（Lycia）、米提亚及巴比伦尼亚（Media and Babylonia），罗马治下佩特拉（Petra，对应古都城名Rekem），今德黑兰的雷伊（Rhages）和安条克的塞琉西亚（Seleucia in Antioch，对应“黎轩条支”）。当代学者多支持埃及亚历山大城一说，但“Hyrcania”、“Rekem”和“Seleucia”仍具语音学的合理性，至今未有定论。

“大秦”一词较为晚出。据《史记》记载：“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秦人”指寄居大宛（即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中国工匠，自王国维《西域井渠考》以来，不少学者据此认为坎儿井系由关中传入西域。《资治通鉴·汉纪十三》记录同一史事时径作“汉人”，可见在史部典籍中，关联“秦”（特别是“大秦”）与“罗马”是甘英再通西域后的产物，不是《史记》《汉书》等更早史书的表述习惯。藤田丰八认为，“大秦”源自古波斯语“Dasina”，帕提亚人用以表示“右面”或“西方”，刘南强等则试图建立“秦”与“丝”的对音关系。这些观点促进了学术争鸣，但基于语音的孤证，同时加深问题的复杂程度，给嗣后研究造成不便。时至今日，“大秦”究竟指罗马帝国全境或东部地区尚有争议，但通常被视作中国史家对西方的修辞性描述。伯希和等多数学者认为，“大”是修饰词，“大秦”与“罗马”语音关联甚微，彼时罗马帝国国势强盛，主宰地中海和欧亚非大陆的一端，随着西域知识增加，中国史家才发明新词汇（neologism）取代过往的模糊论述。《后汉书·西域传》有关中国与罗马类比反映出史家对东西方世界的整体认知，具体地说，“大”与“秦”二字合用，意在比附中国首个统一王朝及其勇武强悍特征。其云：

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

“安敦”为安敦尼王朝的对音，可见此时“大秦”已特指罗马帝国，遣使入献的记载意在彰显“羁服外域”的天下观念。翻检比照传统史籍可知，“大秦”之名与传统天下观乃至夷夏之辨一线相通，如《史记》言及秦国：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

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

“翟”同“狄”，意谓秦属华夏但地位不高，一度与中原隔绝。《后汉书·西域传》极可能连缀相类事物进行对比，将中国内部秩序用于认知外部世界，因此，西方“大秦”也逊于代表天下正统的“大汉”。

当代研究者已意识到在不同语言中构拟古音的危险。比如，格拉夫因擅长罗马佩特拉考古而采纳“Rekem”的对音，并将此说收入古代史工具书，言之凿凿却颇具误导性。希尔将“海西”释作“埃及”的论点更不足取。“埃及”的古汉语对音初见于南宋《诸藩志》，作“勿斯里”和“遏根陀”，“海西”只是早期史地文献中模糊的地理方位，当取字面意作“大海之西”，犹如今人所言“西洋”，代指汉使未能到达的遥远地域。虽然传世文献有“舌人”等译官的记载，但今人不应过高估计古人对印欧语言的掌握程度，更不宜根据自身研究需要，随意片面取舍。总而言之，“大秦”与“犁鞬”相关地名考释是中西交通史的未解难题，百家争鸣的同时亦给研究带来极大不便。本文将提出一个立足多语种史料的解决方案，首先分析《后汉书·西域传》的史学编纂特点，再考察西方古典文献相关记载，重新评估将“大秦”与“犁鞬”并列的叙述传统和帕提亚人在中西交通中的枢纽地位。文章旨在扩展现有史料的应用范围，着重论证罗马“东西两都”传言如何形成并传至中国的过程，以呈现古代欧亚非交通网络的潜流伏脉乃至整体图景。

二、早期中国史籍的西域认知及其流变

从汉亡至隋兴，300余年朝代更易伴随史学编纂的繁荣。在众多史部典籍中，《后汉书》是一部特出之作。范晔出身南朝刘宋时期的士族家庭，才华横溢而极富个性，两次卷入政治风波，分别标志著史活动的开始和终结。432年，范晔因在皇子母亲葬礼前夕纵酒被贬，政治生涯受挫，“左迁晔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445年，他又被控参与谋反，翌年遭处决，留下一部未竟的史稿。班固之后，续写《汉书》的史著纷纷问世，既为范晔提供了蓝本，又加大编修一部良史的难度。这些著作无一完整存世，但将罗马和亚历山大城相提并论的叙述见于鱼豢《魏略》、司马彪《续汉书》和袁宏《后汉纪》三处，相关记载为：

大秦国一号犁靬，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魏略》）

大秦国，名犁鞮鞬，在西海之西。（《续汉书》）

大秦国，一名黎轩，在海西。（《后汉纪》）

范晔汇总其成，将有关大秦的叙述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大秦国一名犁鞬”至“故谓之大秦”）涉及罗马混合政体的信史与传言：罗马帝国统辖约400座城市和数十个附庸国，国都有5座宫殿，皆以水晶为柱；“王”是陈情上奏的最高对象，每日移居1座宫殿处理政事，但王位并非世袭，而是选贤任能的结果；元老院成员被描绘为“三十六将”，或指奥古斯都于公元前27年设立的第一公民资政会（Consilium Principis），是沟通元首与元老院的顾问团。第二部分（“土多金银奇宝”至“谲怪多不经，故不记云”）关涉大秦物产与贸易，罗马与汉的互动放在易于通晓的时空线索中，以汉朝皇帝年号为经，陆地和海洋交通路线为纬，反映精英阶层对异域商品的需求和对地中海新兴大国的想象。除“大秦王安敦遣使”的史事，“以石为城郭”和“金银为钱”亦为罗马文明的特点。一说“城中有五宫”系塞琉古帝国“四城之城”（Tetrapolis）安条克（Antioch on the Orontes）的误记，“犁鞬”则为“塞琉西亚”的对音。过往研究忽略一则有关埃及亚历山大城的重要史事，据《亚历山大传奇》记载，亚历山大按希腊字母顺序将该城划为五区，“城中有五宫”可能间接反映此事实。此书具有历史演义性质，一般不宜采用，但相关记载广泛见于莎草纸和传世文献。加上《亚历山大传奇》在传播过程中形成涵盖逾20种语言、80种版本的流传谱系，是古代世界流行程度仅次于《圣经》的文本，“五区”之说仍不失为中西古典文献互证的新材料。

范晔在《后汉书·西域传》开篇交代撰写背景和史料依据，凸显甘英出使报告的重要性：

班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云。

但在大秦一节的结尾，他通过论述罗马役属诸国，对所谓“一手材料”的准确性质疑，采纳班勇信史的同时，对后世演义采取去粗取精的态度——“诸国所生奇异玉石诸物，谲怪多不经，故不记云”。可见《后汉书·西域传》既延续正史体例，又具备较高的史料批判意识。有汉一代，数批西域幻术师先后进谒汉帝，司马迁作“黎轩善眩人”，班固作“犁靬眩人”。但甘英再通西域后的记载发生变化，鱼豢《魏略》谓为罗马风俗，范晔《后汉书·西域传》从阙，仅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提及，谓为海西之人。二者均强调幻术师与“大秦”的关联，避免“黎轩”、“犁靬”等引发的歧义，记载如下：

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魏略》）

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魔法与幻术常见于东方宗教，埃及末代法老内克塔内布二世（Nectanebo Ⅱ)就深谙此道，可见《魏略》与《后汉书》的记载颇符合“罗马—亚历山大城”叙述模式，呈现罗马帝国治下东方的新局面。刘知幾评价范晔为“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故而“颇有奇功”，从“大秦”与“犁鞬”的使用上也可见其良史之才。《后汉纪》和《魏略》均将二者并置，但分别采纳“黎轩”和“犁靬”的译法以附和《史记》《汉书》。问题在于，司马迁和班固的西域知识在甘英出使后已经过时，亚历山大及其继业者建立不少重名城市，《史记》《汉书》的异文很可能源自对诸多亚历山大城的混淆，地理方位不足为信。古代域外描述有“渐次移向远外”的趋势，以西王母神话的地理方位为例，其所代表的“西极”从西汉至东汉逐渐由中亚地区扩展至地中海，反映张骞至甘英200余年间中国西域认知的变迁与深化。至《后汉书·西域传》时，“西极”已到达罗马所控制的西地中海：

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汉书》云“从条支西行二百余日，近日所入”，则与今书异矣。

甘英抵达条支后，有关此地名的信息便湮没于史籍。可见到达传说之地后，地名一旦与事实不符，便有可能消失，此种祛魅过程恰好印证“渐次移向远外”的趋势。“黎轩”到“犁靬”的叙述脉络展示“认知西扩”过程，研究者不必将目光局限在《史记》等早期文献上。范晔以“大秦国一名犁鞬”的说法呼应既存史地文献，又使用早期史书所未见的对音“犁鞬”，与新词“大秦”并置，以凸显其作为重要都会的地位，参酌前人记述，增添新内容，从而廓清旧说，巧妙调和前辈史家在译名和地望上的矛盾。另一个例子是罗马帝国与华夏王朝的类比，《魏略》《后汉纪》均将罗马人描绘为华夏后裔：

其俗人长大平正，似中国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国一别也。（《魏略》）

大秦人皆粗长大，平正若中国人，故云外国之大秦，而其国中常自言是［中］国一别。（《后汉纪》）

如本文第一节所引，范晔略去“中国一别”而仅称“有类中国”，在继承既有比较传统的同时，又能匡正谬误。过往史家不加辨别地记录此事，强加褒贬以满足天朝威德，失去史学的求真旨趣。范晔的贡献在于筛选过往记录，提供对罗马帝国更加完备的描述，使《后汉书·西域传》成为权威文本。

为解决“犁鞬”问题，伯希和另辟蹊径，从佛典中寻找证据以支持“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对音方案。据公元前1世纪巴利文《弥兰陀问经》，印度—希腊王国的米南德一世（MenanderⅠ）亦称弥兰陀（Milinda）。《弥兰陀问经》也见于汉文大藏经，成型于东晋时期，题名《那先比丘经》，包括南本和篇幅较短的北本。米南德的出生地，南本作“阿荔散”，是伯希和据以论证的基础。其载：

那先问王：王本生何国。王言：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那先问王：阿荔散去是间几里。王言：去［是］二千由旬合八万里。

格拉夫等学者对此对音方案存疑，原因是“亚历山大城”的“亚”字（即“阿荔散”之“阿”）不见于“犁鞬”。但正如该城名又作“坎大哈”（Kandahar），省略外来词的第一个音节在各种语言中并不罕见，此种辩难纠缠于纸面文字而忽视日常口语。在古希腊文中，“Alexandreia”的重音落在第三个音节上，沟通时无须强调头一个音节，《后汉书·西域传》的“犁鞬”源自口语表达，《那先比丘经》的“阿荔散”侧重书面形式，都是合理转写。至明朝时，利玛窦将“亚历山大”音译作“历山”，“亚历山大城”作“历山府”，与“犁鞬”省略第一个音节的做法相仿，此时汉语声韵已发生很大变化，但可触类旁通。司马彪的《续汉书》也值得重视，因为“犁鞮鞬”相对复杂的译法恰好对应“Alexandreia”的诸多辅音。该书未流传至今，有关大秦的佚文仅见于《文选》注文，用以解释张衡《二京赋》“西包大秦，东过乐浪一句”，严格说不属于史部典籍，常为治史者忽视，仅有少数研究者提及。

伯希和以“罗马与埃及亚历山大城”对译“大秦与犁鞬”的方案并非无懈可击。米南德一世的出生地应为印度河流域的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 on the Indus），或希腊人所谓“高加索地区的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 in the Caucasus）即兴都库什山脉南方的殖民都市，二者均与埃及的同名城市相距甚远。蒲立本认为，“大秦”仅见于汉文大藏经，原典无相关记载，以伯希和的权威地位当然可以将“大秦”作为阙文补入，但梵文以“伊奥尼亚人”（Yavana/Yavani）指希腊人和西方人，中文典籍译作“邪寐尼”，都与“大秦”关联甚微。对此类争议，可以通过梳理中文典籍的年代顺序重新审视。《那先比丘经》署名文字尤为重要，“失译人名今附东晋录”表示译者未知，但明确汉译本成型年代在东晋，晚于鱼豢生活的三国时期而早于范晔生活的六朝时期，在《魏略》和《后汉书》之间。依此推断，《魏略》“大秦国一号犁靬”代表甘英之后将罗马与埃及亚历山大城并举的全新叙述。可以想见，《那先比丘经》译本较为晚出，在此基础上引申推衍，采用更接近亚历山大城读音的“阿荔散”取代“犁靬”，再以新词“大秦”强调米南德的显赫出身，将其祖籍夸大为后起的罗马帝国。这有助于理解文字上的出入，“二千由旬”并非巴利文“二百由旬”的误译，而意在以10倍之差匹配地中海的遥远距离。尤有进者，《那先比丘经》也将米南德创立的王国比作“大秦”，南本和北本各作：

北方大臣国名沙竭，古王之宫。其国中外安隐人民皆善。

今在北方大秦国，国名舍竭，古王之宫。其国中外安隐，人民皆善。

“沙竭”同“舍竭”，为王国首府（Sagala），“大臣”同“大秦”，意谓国力强盛但逊于汉朝。这是对原典改动较大的译写，沿用了史部典籍对罗马帝国的叙述模式。可见《魏略》代表的“罗马与亚历山大城”译法在3世纪初已颇为流行，甚至影响《那先比丘经》和《后汉书·西域传》的编修。因此，除非有新证据出现，现存多语种史料表明，“罗马与亚历山大城”是“大秦与犁鞬”最有力的对音方案。

三、西方古典文献所见罗马“东西两都”记载

伯希和注重考察语音学证据，对“大秦与犁鞬”并列叙述模式未予详述，仅提到亚历山大城是地中海世界的“大都会”（métropole）。刘欣如强调该城在古代贸易体系的关键地位，并提出“罗马与亚历山大城”说法反映罗马与希腊二元一体的关系，即作为后起之秀的罗马帝国继承和发展了希腊化时代。该说呼应“长希腊化时代”概念。有关希腊化时代的论述多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开始，到屋大维将埃及并入罗马领土的公元前30年结束，当代西方古典学研究已有扩展该年代学框架的趋势。从历史发展而言，“希腊化”进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6年腓力二世建立腓力城——此举开启地中海世界政治、社会与思想文化领域的融合转变，延续至“亲希腊”皇帝哈德良逝世的138年。采用此长时段年代框架，将“罗马与亚历山大城”置于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广阔政治语境下，或可为解决学术争议提供新视角。中文典籍为何将亚历山大城与罗马并举？中国史家为何如此确信两城足以代表西域大国？汉籍留痕之外，答案可在西方古典文献中寻到。

塔西佗笔下的罗马城是“世上一切可畏可耻事物的聚散之地”。就本文而言，罗马城是制造政治恐慌与流言的中心，以迁都传闻为甚。有关“第二罗马”的叙述频繁出现于罗马历史的不同时期，牵涉统一与分裂、东方与西方、皇帝与元老院、元首制与独裁制等诸多议题，早期史料记载有维爱（Veii）、卡普阿（Capua）和科尔菲尼乌姆（Corfinium），三地都在意大利。共和国晚期，罗马陷入内战，在有关迁都亚历山大城的议论中，恺撒及其部将安东尼被视为始作俑者。今存最早的记载来自尼科拉奥斯，他曾服务于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七世，担任二人子女的塾师。作为历史亲历者，他在《奥古斯都传》中称恺撒一度计划迁都埃及或小亚细亚半岛的特洛伊：

流言蜚语在民众当中流传，各人所言不同而各有眉目。有人称恺撒决定宣布埃及为包罗陆地与海洋的王者之城，在此克娄巴特拉女王流连于恺撒的床榻，为他诞下儿子小恺撒。但此说在恺撒本人的遗嘱中被斥为谎言谬说。也有人称恺撒将在伊利昂城建都，因为他的先祖与达耳达诺斯的子孙同气连枝。

伊利昂城即特洛伊，相传是恺撒家族的发源地。尼科拉奥斯未明确言及亚历山大城，但此地无疑是迁都埃及的首选。至哈德良时期，迁都叙事随着时间累积而愈加可观。据苏埃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恺撒在内战胜利后表现出宽宏大度的姿态，却无法摆脱复辟王政的传言。公元前44年，在恺撒出兵帕提亚前夕，其舅公、祭司卢修斯·奥勒留·科塔（Lucius Aurelius Cotta）提出一项耸人听闻的动议：

传言四起，称恺撒意图迁往亚历山大城或伊利昂城。此时意大利已被苛捐杂役所耗竭，他要转移国脉，而将罗马城托付给故旧掌管。传言也称，卢修斯·科塔将在下次元老院会议上宣布十五人委员会的提议：鉴于神谕有言，帕提亚非王者不能征服，恺撒应当称王。

苏埃托尼乌斯在后续段落中称此事立即引发反弹，使相对分散的反对派势力团结起来，加速刺杀恺撒计划的实施，研究者因此推断“下次元老院会议”正在恺撒遇刺当日。部分学者认为，“亚历山大城或伊利昂城”意味着恺撒将邻近特洛伊的另一座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 Troas）作为备选方案，但“意大利已被苛捐杂役所耗竭”的说法表明，罗马本土形势不容乐观，埃及才是恺撒实现政治野心的要地，必须用心经营。公元前47年，恺撒将埃及的统治权归还克娄巴特拉姊弟二人，不设罗马总督，以防止国内政敌干预。即使在奥古斯都确立元首政制后，埃及也从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行省，总督由皇帝钦点的骑士而非元老院成员担任。亚历山大城被苏埃托尼乌斯喻为“埃及之门”，也是斯特拉波笔下“人居世界最大的商埠”，作为国际都会的战略地位毋庸赘言。“传言四起”（varia fama）的说法更应引起注意，古代地中海居民认为“传言”具有正面效力，甚至可以举直错枉和断定是非。拥有百万人口的罗马城则如塔西佗所言，是古代世界最大的信息集散地。信息在沟通交流中的易变性丰富传言具体呈现形式，也为政客操控舆论提供园地。在泥沙俱下的环境中，“传言”时常成为政争工具，政敌的互相攻讦不仅发生在公开场合，还以蜚短流长的形式私下流传。恺撒可能考虑在征服帕提亚后建立另一政治中心，用以制衡罗马本土势力，但他从未承认小恺撒的地位，即便后者是他唯一亲生儿子并有托勒密王朝的血统，在遗嘱中依然指定屋大维为继承人。对于恺撒称帝的神谕传说，即使维护共和制度的西塞罗也表示怀疑，斥为“新出的不实传言”，可见当时谣言之多，迁都计划近乎街谈巷议，基本可以判定为政敌的夸张之说。

然而，罗马在内战后期经历了从共和国到元首制的剧变，“传言”也从大众舆论场转向更加讲求阵营的意识形态领域。“传言四起”表示信息通过转述、改编和再加工的方式扩散流传，作为罗马和恺撒家族发源地的特洛伊，则在口头传播中构成亚历山大城的变体。换言之，在迁都传言中，“特洛伊与罗马”和“亚历山大城与罗马”都遵循“权力中心转移”的叙述模式。直到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特洛伊仍被认为是西方罗马在东方的对应者，贺拉斯以神后朱诺之名写道：

只要伊利昂城与罗马城之间仍是滔滔巨浪，便让流亡者们从心所欲，在任意一地立国安邦。

此句意谓罗马人虽为特洛伊流亡者的后代，但应摆脱对东方的乡愁并建立强大的世界帝国。奥古斯都从未计划迁都，争夺亚历山大城和重建特洛伊均有史可考，贺拉斯不满于“东方政策”，因而在诗篇中呈现“第二罗马”的叙述模式，表达对帝国未来的忧心。此种史诗式的恢宏叙事一般被看作构筑罗马族群认同的手段，强调经营“西方”的现实战略，作为先祖埃涅阿斯故乡的“东方”此时已成历史记忆。但自古史权威蒙森（Theodor Mommsen）以来，仍有不少学者相信贺拉斯诗篇中隐含“东西分治”、“帝国统一”等现实议题。想要调和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矛盾，须将解读视角移至共和国晚期的意识形态宣传，特别是屋大维本土战略和安东尼东向战略。相比于恺撒，安东尼的权力欲更加膨胀，导致在与屋大维竞争的十数年间，分裂罗马的传言未曾中断，与对安东尼个人专权的指控联系在一起。公元前36年，安东尼征讨帕提亚未成，但经营东方的用意已十分明显，有关东西分治的传言也引起政敌重视。据卡西乌斯·迪奥记载，屋大维以此为把柄，意图在最有利的时机公布安东尼罪状以造声势：

传言属实，皇帝及其党人对此仔细追查并加以散布，但未向公众披露，而是行礼如仪地举行了祭祀和节庆活动。因为当时皇帝在与小庞培的激战中仍处下风，形势不明而时机不利，无法披露实情。

“散布”（thruleisthai）一词表明，屋大维将“传言”视为政治攻讦和战时宣传手段。公元前34年，安东尼将亚历山大城献给埃及王室，坐实分裂企图，触及罗马国本，终于在公元前31年遭元老院宣布为国家公敌。此时罗马执政官和部分元老投奔安东尼一方，奥古斯都在众多政要缺席的情况下召集元老院，不失时机地将一系列传言公之于众。卡西乌斯·迪奥记载，此举罔顾法律却未招致谴责，反而是安东尼一方激起民愤。“其他被散布的传言也属实：倘若安东尼获胜，他恐将罗马城也献给克娄巴特拉，同时将权力中心转移到埃及”。苏埃托尼乌斯记载，罗马人将屋大维比作创城者罗穆卢斯，寄望他抗击东方的威胁，从而再造罗马。有人甚至提议，屋大维应被称作罗穆卢斯，因为他也是建城者。屋大维策略性地回绝了此荣衔，毕竟罗穆卢斯代表厉行君主制的王政时代，稍有不慎就会遭到专权乱政的指控，重蹈恺撒和安东尼的覆辙。这一舆论操作巩固屋大维“再造共和”（res publica restituta/reddita）的历史定位，在内战的决胜时刻收揽人心。

公元前31年，屋大维在亚克兴海战击败安东尼，后者逃回亚历山大城，于翌年自杀。内战至此终结，但亚历山大城依然是新兴帝国体系中可以媲美首府罗马的大都会，“东西分治”与“帝国统一”的叙事传统在后来几个世纪里得到延续和发展。在亲奥古斯都的叙述中，该城被描绘为安东尼青年时代挥霍纵欲之地和战败后寻求庇护之所，其后裔日耳曼尼库斯和卡利古拉也有迁都于此的念头。亚历山大城与罗马城，一个是东方势力的滋生之所，一个是西方帝国的肇基之地。此种“东西两都”的宣传模式一直持续到尼禄和提图斯统治时期，恰好在1世纪末甘英再通西域的前夕。

综上所述，可以作出以下推断：第一，西方古典作家记录诸多有关迁都的传言，在一定程度上将罗马共和国晚期历史塑造为罗马城与亚历山大城的“双城记”。第二，同西方古典文献“罗马城与亚历山大城”的记载一样，中国史籍也将“大秦与犁鞬”相提并论，形成二元并立的叙述模式。第三，因为山海远隔，语言不通，中国史家仅能勾勒模糊的历史线索，对照阅读《后汉书·西域传》和古代希腊罗马文献，可以弥补中文文献的缺失细节，有助于理解多语种史料的文本互涉关系。

四、早期中西交通网络与跨文化交流

传言可以穿越时空，在罗马“无远弗届”的帝国体系下尤甚。一方面，通用语（希腊语、拉丁语、亚美尼亚语等）的普及、空前完善的道路设施、遍布社会的恩庇体系，以及演讲和涂鸦文化等促进各类传言扩散。另一方面，频繁的贸易活动将信息向东传递至亚洲，构成从政治中心到帝国边疆再到异域世界的传播路径。下面着重论述早期中西交通的中间媒介，借以管窥迁都传言从“罗马与亚历山大城”演变为“大秦与犁鞬”的过程。

现存史料表明，通用语的使用促进跨文化交流，族群与地域差异不影响商人沿途传递信息。公元前4世纪末，亚历山大通过军事扩张建立横跨欧亚非大陆的亚历山大帝国，开启“长希腊化时代”乃至第一次“全球化”进程，巩固希腊文化的强势地位，使希腊语成为欧亚大陆西半部的通用语之一。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汉朝使节就留意到西亚和中亚族群在商贸活动中使用通用语的现象。据司马迁记载：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

大宛是希腊移民建立的王国，安息则长期处于塞琉古帝国统治之下。可以想见，西亚和中亚诸国在一定程度上皆具备“希腊化”特征，母语虽有差异却不妨碍获取外界的有效信息。

“丝绸之路”概念不完全适用于早期中西交通史。汉代的丝绸出口并不十分可观，无证据表明当时存在某条主干商路或要道，西方古典作家则以“丝人”（Seres）泛指贩运东方物产的中间商。但依靠考古遗存、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三重证据，可以复原一个横贯欧亚非大陆的“经济带”。一是从事长途贩运的行商群体及贸易据点构成的交通网络，正如范晔所说规模可达“百余人”的“行旅”。其中，叙利亚古城帕米拉（Palmyra）是公认的商队城市（caravan city），出土过东汉丝绸残片。二是马其顿商人梅斯（Maes Titianus）率队实现东西陆路穿越。据托勒密《地理学》记载，梅斯在1世纪末完成一次陆路远行，从罗马治下的叙利亚出发到达中国。梅斯可能止步于塔什库尔干，由雇员深入中原腹地，其马其顿血统则可与《后汉书》“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的异族朝贡记录相互参证。三是一部2世纪以希腊文写成的草纸残篇，记录亚历山大城的商业合同，所载商船与货物信息尤其值得注意。商船属于罗马，载重250吨，以印度物产为主，表明海上香料及珠宝等贸易在当时较陆上丝绸之路更为繁荣。

上述证据皆定年在甘英再通西域前后，一方面反映贸易活动的频繁，另一方面表明陆路中间商与印度洋海路运输的重要性，也促使研究者将关注重点从汉朝与罗马屹立的东、西方两端转向联通两者的中间地带。汉朝与罗马帝国无官方往来，但两者与西亚和中亚诸国的广泛联系有史可证。传世文献表明，粟特人、贵霜人和纳巴泰人均充当东方物产的转运者。在行商及贸易据点构成的经济带上，最重要的枢纽又非安息帝国（即帕提亚）莫属。“安息”，一作“安西”，是王室名号“阿尔萨息”（Aršak/Arsakes）的音译，既与汉廷有频繁往来，又是希腊和罗马主导的西方世界重要参与者，是位居欧亚非核心地带的大国。帕提亚的政治架构相对分散，扩张不倚靠帝国式集权，而是借助塞琉古衰落的历史契机，于公元前3世纪中期成为独立王国后，趁势渗透至伊朗高原和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互相联通的网络。尽管史家描述可能存在夸张成分，但帕提亚与中国官方往来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早在公元前2世纪米特里达梯斯二世（Mitridates Ⅱ)统治时期，汉武帝就派使节到达帕提亚，至东汉和帝、帕提亚国王帕科罗斯二世（Pacorus Ⅱ)在位时期，两国仍有交往。范晔对大秦的记载更堪细味，根据甘英出使的官方记录，汉使从帕提亚境内的水手口中获知海上航行风险，导致放弃继续西行的计划：

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大海”指帕提亚以南的波斯湾，正是甘英望洋兴叹之地。帕提亚以马军闻名，但“条支”指当时臣服于帕提亚的查拉塞尼王国（Characene），“安息西界”的水手和滨海人群为维护宗主国利益，而夸大航行距离也是远洋贸易的常见现象。从上述记载可以推断，甘英及其前辈亲自探索中亚与西亚地区，但对通往罗马帝国的陆路交通所知甚少，尤其是位于帕提亚和罗马帝国之间的“波斯湾—叙利亚沙漠”路线。甘英受帕提亚人误导，认为仅存在海路交通，在“临大海欲度”时产生畏难情绪，选择终止行程。总而言之，甘英再通西域的目的是与罗马建立联系，但帕提亚或为控制贸易网络，阻碍两国直接沟通。鱼豢和范晔对此皆有评论，反映帕提亚在贸易与外交活动中充当中间人的事实：

自云本中国一别也，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得过……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魏略》）

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质直，市无二价……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后汉书·西域传》）

汉朝与罗马各自遣使但无功而返，很大程度上源于帕提亚刻意为难，冀求垄断陆路交通的枢纽地位，在中西贸易中两头通吃。166年，当所谓“罗马使节”最终抵达汉廷时，官方记录也显示中亚与西亚陆路交通不便，行人须从印度洋途经中南半岛才能到达中国腹地。《后汉书·西域传》云：

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

可见中南半岛在古代印度洋贸易的重要地位不仅取决于地理位置，还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帕提亚故意创造的陆路隔绝。应该承认于阗塞人（斯基泰人）在古代中印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如152年的于阗叛汉。然而，汉朝与罗马在此事件之前亦未建立直接联系，可见在双方交往中，安息的影响明显高于其他国家。

“大秦王安敦遣使”不见于西方古典文献，中国史籍所谓的“罗马使节”或许为商人自封，但此事标志着中西互通的新阶段。不幸的是，瘟疫同时削弱汉朝与罗马，阻碍两者进一步交往。罗马在165—180年暴发天花或鼠疫，史称安东尼大瘟疫。因为疫情最初出现于罗马与帕提亚战争期间，此时汉朝也经历桓灵二帝时的大疫，张磊夫等学者主张同一种疾病的全球大流行，可备一说。各种史事的内在关联足以说明中国、帕提亚和罗马之间的互动关系。首先，中国通过帕提亚等地行商与中间人扩展了旧有的西域知识，不仅获知罗马治下东方的具体信息，还了解到地中海区域的发展形势。其次，“不知有陆道”、“遮阂不得自达”，以及“自日南徼外”等记载，均指向帕提亚的陆上封锁政策，并可进一步归因于其与罗马历时逾300年的恩怨。公元前96年，苏拉会见米特里达梯斯二世的使节，此后罗马与帕提亚的联系日益频繁，先后爆发四轮战争，从共和国晚期延续至安敦尼王朝。这一漫长的历史周期使交战双方彼此了解，也为迁都传言自西向东传播提供充裕时间。尤有进者，迁都传言的当事人均为帕提亚宿敌。如上文所述，恺撒在出兵帕提亚之前的数日遇刺，安东尼则率军亲征，宣布“在完成征服后”将帕提亚与亚历山大城一并献给托勒密王室，可见“东西两都”是帕提亚对罗马认知的关键一环。最后，屋大维登基后，以“丝人”自称的异域商人抵达罗马宫廷，中国文献无相关记载，但史家弗罗鲁斯将这批人和印度人、帕提亚人相提并论，大体可证其亚洲来历。此事与“大秦王安敦遣使”的记载遥相呼应，表明随着时间层累和中间地带联通，欧亚非大陆两端的庞大国家逐渐被置于多元一体的格局之中，帕提亚人则始终如影随形，是汉朝与罗马之间极其重要的中介族群。

综上所述，《后汉书·西域传》“大秦”一节展示异域想象与真实信息的混合。汉朝与中亚及西域诸国建立广泛联系，获得了解西方大国的良好立足点，尽管身不能至，罗马仍在汉使所能知晓的范围之内。通过中西史料互证以及欧亚非史事的勾连，研究者可以给出合理推测。罗马城与亚历山大城是当时西方世界最重要的都市，两城不仅影响罗马国运，更关乎帕提亚存亡。作为中西交通的主要媒介，帕提亚人对信息的掌握广泛而准确，大概不会给出两城之外的其他描述。相关信息传至甘英后，再经移译、改塑乃至曲解，最终呈现为“大秦”与“犁鞬”相提并论的叙述模式。其传播渊源有自，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以讹传讹。相较语言差异与空间距离，帕提亚人有意制造隔阂可能是当时中西交通的最大障碍。

结　　语

通过关联中西古典文献和不同时空范围的历史事件，有充分理由将帕提亚比作一个庞大的信息中转站。从公元前3世纪中叶塞琉古帝国衰落至224年萨珊王朝崛起，帕提亚作为欧亚非大陆中部最主要的政治势力，长期占据跨文化互动的中心，是中国对西方认知的关键信息来源，也是罗马在东方的主要竞争者。除所论“渐次移向远外”的趋势外，古代域外叙述亦存在“慕强略微”和“比物连类”的倾向。比如，两汉以降北方游牧民族以“大汉”称呼中原政权，此称呼至7世纪初传至拜占庭时，中原早已朝代更迭，“大汉”已并非实际控制中国的政权，而是基于匈奴对“强汉”的历史印象或认知。可见，不同地区和国家对异域的称呼各有渊源，各自体现历史上某时期强势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基于上述考辨和史实，很难将“犁鞬”解释为赫卡尼亚或佩特拉的对音。赫卡尼亚当时为帕提亚所占，甘英深入实地考察，没有理由将之视为罗马治下的政治实体而与“大秦”等量齐观。佩特拉的贸易地位不容忽视，但由于纳巴泰原住民和罗马人冲突频发，很难想象帕提亚人和汉朝使节将纳巴泰国都与罗马首府等而视之。甘英再通西域时，欧亚非大陆正呈现汉朝、帕提亚与罗马鼎足而立的局面。研究者须将三者放在一线相通的脉络之中，立足多语种文献和历史事件的互证互鉴，而非孤立地构拟语音关联。推其原始，“犁鞬”的具体所指取决于当时世界的整体政治与文化图景，而在现存史料中，比肩罗马城的大都会唯有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可以当之。

“大秦”作为修辞性描述，形容媲美东方秦朝的西域大国。但有学者提出，始皇“以暴虐为天下始”，赋予“秦”字极大贬义，以负面词汇表达对异域的美好想象，于情理上难以说通。易言之，尽管“秦国”并非“秦政”的同义词，“大”字和“秦”字并置，一褒一贬，易引发歧义。贾谊《过秦论》问世不久即被奉为经典，标志着史论体例的萌发，也强化批评秦政的传统。《史记》和《汉书》皆援引相关章节以总结秦亡教训，范晔在绝笔中评价《后汉书》亦称，“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凡此种种，皆可见“过秦”传统之深厚，问题也随之而来：既然“天下苦秦久矣”，后世史家缘何以“大秦”寄托对异域的美好想象？对于此种辩难，不妨另辟蹊径，从修辞理论和文化记忆的角度给出解释。“大秦”将相互矛盾的词语并置，在修辞学上属于矛盾修饰法（oxymoron）。古人不知西方修辞理论，但使用此种手法的实例广泛存在于各类文献，如庄子的“无用之用”和梁启超的“开明专制”等。解释“大秦”表述，关键是理解矛盾形成的内在机理。如前文所述，由于帕提亚有意在汉朝和罗马之间设置障碍，“大秦”极可能是彼时复杂“国际关系”的产物。帕提亚人因与罗马交恶，必然向汉朝使团传递各种有类“海水广大”的负面信息，夸大罗马人作为异族好勇斗狠的特征。甘英、班超和范晔等则沿循民族志书写中惯用的类比手法，以尚武的秦人比附罗马人，与之相类，罗马元老院被描述成由“三十六将”领衔的准军事机构。但罗马并非汉廷的直接威胁，它又被形容为“大”，表达对异域世界敬而远之的复杂心态。可以认为“秦”字源于帕提亚人与罗马长期交战中体验的切肤之痛，因而带有贬义，“大”字则具有积极意涵，代表中国史家基于二手转述而形成的异域想象。此种认知模式持续至唐代，如《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一样，反映汉唐时期对异域文化相对开放的心态。因此，“大秦”是跨文化交流的典型案例，表现文化记忆的异质性和多样性，类似于现代语境中“熟悉的陌生人”表述。

总之，《后汉书·西域传》所代表的“大秦”与“犁鞬”相提并论的叙述模式是多语种史料转译、传播与融合的结果，反映汉朝、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对照阅读中西古典文献和追踪历史事件的关联，可以对《后汉书·西域传》大秦一节的起笔给出更为合理的解释。“大秦”形象并非汉朝与罗马直接接触的产物，而受到中介族群的显著影响。在帕提亚人和各类商人的叙述中，罗马被描绘成一个富有异域风情和组织能力极高的西方大国，其城市发达、疆域广阔，与东方的汉朝交相辉映。倘若范晔更大程度地掌握西域信息，“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可以扩展为如下论述：作为地中海区域无可匹敌的强大势力，西方的罗马帝国与东方曾经的“大秦”多所相似；但帕提亚等中间人报告说，罗马的权力中心一度从同名首府转移至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因为罗马位于红海乃至地中海之西，故而也被唤作海西之国。

（作者郭子龙，系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授）

编辑：拾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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