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光：生态环境变迁与黄河文明的形成

黄河壶口瀑布（图源：“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人类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根据古人类学家的研究，自第四纪更新世开始，即从距今约258万年到1.2万年前，地球经历了气候剧烈变化的时代，其气候特征主要表现为冷暖交替的变化，并呈现一定的周期性。在这一时期，北半球的高、中纬度地区及低纬度地区的一些高山，出现过大规模的冰川活动；冰川的前进和退缩形成了寒冷的冰期和温暖的间冰期的多次交替，并导致海平面大幅度升降、气候带的转移和动荡、动物的迁徙或绝灭。在全球气候总体上显著趋冷、变干的环境演化背景下，海平面降低，大地裸露，开阔平坦的地貌环境扩大，生物繁茂，并形成扩散廊道，成为促进人类演化、迁徙和流动的主要动力。这些气候波动对早期人类进化、生息、扩散和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面对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远古类人猿从攀树巢居到地面觅食，从半直立蹒跚到直立行走，从手持木棒石块采集狩猎到模仿自然过程打制石器。这种特有的“劳动”导致大脑的发达、四肢尤其是手的灵活、语言的产生，从而发生了由猿转变为人的质变。人类在身体上发生变化的同时，还通过改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来应对环境变化，以求得自身的发展。古人类学家把远古人类在生态环境背景下萌发的文化变化称为人类对环境的文化生态适应。

在中国境内已发现的2000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分布在黄河流域，尤其是许多大型的旧石器时代聚居遗址。受东亚季风控制，中国东部地区第四纪气候变化的主要标志是黄土-古土壤序列和动物大规模的南北迁移。在黄土高原普遍可见黄土与古土壤在剖面上的更替，即地质学家指出的从早更新世的午城黄土、中更新世的离石黄土到晚更新世的马兰黄土的更替。黄土是干冷气候条件下由风力吹扬、搬运和堆积形成的，与冬季风盛行相适应。古土壤则是温暖湿润条件下黄土经成土作用改造而成的，与夏季风盛行相适应。据统计，距今约250万年以来，共出现37次黄土与古土壤的交替。因此，在第四纪期间气候至少经历了37次干冷、湿暖的交替。

此外，在距今140万年至1.8万年间，中国东部地区至少还出现过4次哺乳动物南迁事件，分别发生在距今140万年前、90万年前、28万年前和1.8万年前。比如，在第一次降温事件中，华北地区大量喜暖的鹿类动物如山西轴鹿、水鹿、四不像鹿等普遍消失；在第二次降温事件中，具有南方特色的许多种属，如大熊猫、猎豹、剑齿象和爪兽等则在华北绝灭。这4次动物南迁表明，中国东部地区曾发生过4次明显的降温事件，而且降温事件的间隔越来越短，表明气温变化的幅度越来越大。这些变化对远古人类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距今约243万年的西侯度遗址位于黄河中游的山西省芮城县西侯度村，是中国早期猿人阶段文化遗存的典型代表，出土了刮削器、砍砸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等石器，发现的烧骨是中国已知最早的人类用火证据。在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遗址群，发现了距今约200万年的人类聚餐遗迹和种类繁多的石核、石片、石锤、刮削器等石器，以及大量的象、犀、鹿、马和啮齿类动物等骨骼化石。从泥河湾盆地的植被来看，大约在距今260万年前，植被从以阔叶林为主转变为以针叶林为主；大约距今192万年以后，植被以温带森林-草原（主要是松属、蒿属与藜科）/温带草原（主要是蒿属和禾本科等）为主。早期人类生活在森林-草原或以草原为主的植被环境中，气候冷暖波动较大，水源丰富，大量哺乳动物共存。发现于陕西省蓝田县公王岭的蓝田人，时代为距今115—70万年，以使用三棱大尖状器石器为主。距今约70万年，生活在北京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已会控制和保存火种。而在河南省栾川县孙家洞发现的栾川人的6颗牙齿化石则与北京猿人的时代相当。分布于山西省芮城县匼河村一带的匼河文化，以大石片制作的砍斫器、石球和三棱大尖状器为特色。距今30至10万年的大荔人、许家窑人、丁村人、许昌人，以及距今5至1万年的河套人、峙峪人、山顶洞人、下川遗址、小南海洞穴遗址、水洞沟古人类遗址，皆说明黄河流域已进入智人时代，远古人类在此狩猎采集，繁衍生息。

总之，在第四纪更新世初期，受喜马拉雅运动第三幕的影响，黄河中下游地区山脉崛起，海水退却，大陆裸露，黄土堆积深厚，气候较前寒冷，森林草原连绵，为类人猿由树上走向大地并向人类转变提供了条件。河流纵横，湖泊沼泽密布，气候四季分明，为草本和木本植物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环境，也为众多动物的繁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尽管在更新世期间气候出现多次冷暖干湿的频繁变化，但人类以坚强的毅力得以适应。加之在与自然环境的抗争过程中经受了磨砺和考验，远古人类顽强适应着生存环境并得以繁衍发展。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西侯度文化、泥河湾文化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文化、织机洞文化等，远古人类在200多万年的漫长岁月里，创造了以“大石片砍斫器-三棱大尖状器传统”或大石器和“船头状刮削器-雕刻器传统”或小石器两大石器文化系统。其中，大石器文化可能以居住森林、进行狩猎为主，以采集为辅；小石器文化可能以居住草原进行采集为主，以狩猎为辅。黄河流域远古人类200余万年的积累和劳动创造，有力地证明了黄河文化的源远流长、厚重深远。

1.黄帝——中华五千年文明肇始的象征

关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说法，在海内外华人中广为流传。早在辛亥革命时期，这一说法就开始流行。当时，一批仁人志士坚持反清革命立场，决心与清王朝决裂，大力倡行黄帝纪年法，以黄帝为“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黄帝的时间，按中国史书上的传说来说就是五千年前左右。”当然，关于黄帝的纪年是否恰合五千年，学术界尚无定论。但是，把黄帝作为中华文明的化身，把五千年中华文明作为信史接受，是深入人心的。冯天瑜先生晚年的著作《中华文明五千年》、考古学家刘庆柱先生的《不断裂的文明史——对中国国家认同的五千年考古学解读》均阐述了这一观点。刘庆柱先生专门阐释道：“中华民族是唯一有着‘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民族，并指出“黄帝是中国的人文始祖，黄帝成为中华文明的缔造者。中华文明的起点也就可追溯到黄帝，其时代距今约五千年，这应该是人们常说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依据”。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此可见，“中华文明五千年”已成为中华儿女的普遍认识。

关于文明社会的标准，国际学术界概括出文字、冶金术和城市为文明社会的“三要素”，主要是依据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中国从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学者则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提出了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三是出现王权和国家。这两种文明划分的标准各有所长。我们采用中国学者所定文明标准的同时，也会参考国际学术界的“三要素”标准。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上古史的传说中，文明的产生和来临往往伴随或出现一位德劭功卓、被称为“人文始祖”的圣君或盖世英雄，并由其作为文明的代表和象征。这位具有光照大地、号令天下、万人敬仰的崇高地位的巨擘便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所载“五帝本纪”之始祖——轩辕黄帝。根据中国的远古传说，正是轩辕黄帝开辟了中华民族的文明时代。

2.仰韶-龙山文化时代——黄河文明的曙光

仰韶文化是距今约7000—5000年前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已发掘出的200多处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以河南西部、陕西渭河流域和山西西南的狭长地带为中心，东至河北中部，南达湖北汉水中上游，西至宁夏及甘肃洮河流域，北抵内蒙古河套地区。可分为陕西西安半坡类型、河南陕县庙底沟类型、山西芮城西王村类型等。仰韶文化是一种典型且高度繁荣的原始农耕文化。其生产工具以较发达的磨制石器为主，常见的有刀、斧、锛、凿、箭头、磨盘及纺织用的石纺轮等，骨木工具也相当精致。这些石、木工具易于在疏松细软的黄土地开垦。全新世大暖期温湿适宜的生态条件，促进了原始农业的发展，种植的旱地农作物有粟、黍、大豆、麻、麦等，而水稻栽培不断扩展，“粟稻混作区”进一步扩大。饲养的家畜主要为猪、狗，且规模增大。农业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提高和公共权力的壮大，影响深远。陶器种类繁多，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陶器的制作多用泥条盘筑法，即将泥条盘成器形，然后将器壁拍平。通过彩绘的方式，将一些几何形图案、动物形花纹描画在红陶器上，同时常见刻画符号，这是仰韶文化的典型性特征，也是其被称为彩陶文化的缘故。选址建房也颇具考量，一般是在河流两岸经长期侵蚀而形成的阶地上，或在两河汇流处较高而平坦的地方，其聚落形态以向心式布局为主。仰韶晚期已出现城池，而城市的产生，一是随着人口的增加，为使众多的族人有定居安身的场所；二是为了防止洪水和野兽的伤害；三是为了保护族群的资源及公共和个人的财产，防御异族的入侵。总之，筑城是为了保护居民的生产生活，使其安居乐业。正所谓“城以盛民也”，“城为保民为之也”。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和高大建筑的修筑，也是财富增长、阶级分化、战争频发、权力出现等的集中体现和表征，因此城市的出现正是文明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和要素之一。

河南灵宝市的仰韶文化铸鼎塬遗址群，分布有仰韶文化晚期的超大型聚落和一批中小型聚落，距今约5800—5500年。其中，北阳平遗址和五帝遗址的面积均为70多万平方米。遗址周围有用作军事防御的围壕，宽达10米。遗址中心的大广场有四座大型建筑基址环绕四周。基址的室内面积达240多平方米，连同室外回廊等附属设施，总面积超过500平方米。这些大型建筑的建造十分考究，应是所在大型聚落中权贵人物居住和举行各种仪式的场所。壕沟外侧发现公共墓地，其中一座大墓随葬有制作精致的玉石钺和十余件特制的陶质“明器”，墓主人可能是拥有军事指挥权的首领。这座墓葬的规模远远超过周围其他成员的墓葬，社会分化已很明显。铸鼎塬遗址与灵宝代代相传的黄帝传说有密切关联。

在河南省巩义市发现的双槐树遗址，位于黄河与伊洛河交汇的河畔，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其年代为距今5300年左右。这一彰显古国壮观景象的城邑，入选了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双槐树聚落遗址的外围有三重大型环壕，建造了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呈排状布局封闭式的大型中心居址位于内壕的北部，分布有“3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3处夯土祭祀台遗迹、与重要人物居住的大型建筑融合的用9个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与丝绸起源有重要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艺术品、礼祀遗迹以及制陶作坊区、道路系统等，并出土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这一切都表明，现存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780米，面积达117万平方米的双槐树遗址已具备早期古国都邑的规模和主要特征，因而被称为“河洛古国”。外壕、中壕、内壕三重城壕显然是对庞大都邑城区的层层护卫设施。而内壕中瓮城结构的围墙更是守护着具有宫室规模的大型中心建筑区，池苑景观的布设增添了怡情游乐的场所。与大型建筑区相融合的以9个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图像，象征着居住主人的通天灵性与昊天的庇佑。在大型中心建筑区外南面的殿宇式宏大建筑，应是聚落权贵举行重要会议、商讨公共事务、会见外族首领等政治活动的中心，相当于后世王朝的朝廷。在大型殿宇的南部分布有中心墓葬区，面积约3.4万平方米，用方块版筑法建有高大的城墙，同时建造了环绕的壕沟，年代为距今5300—4800年。

此外，如陕西西安半坡、河南灵宝西坡、陕县庙底沟、渑池关寨、孟津妯娌、郑州大河村等聚落遗址，四周壕沟环绕，应是为躲避洪水或外敌入侵而建造的防御设施和堡垒。黄河流域出现了大小“古国”林立、掠夺争雄与归顺合并不息的时代。按照中国考古学界提出的文明社会形成标准，即城市出现、阶级产生和国家形成的三项标准来看，黄河流域在仰韶文化中晚期即已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当然，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文字的出现是文明产生的一大要素，而中国文字的起源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摩崖岩画和石器、骨器、木器、陶器等器物上的刻画符号。在河南新郑具茨山发现有3000多幅雕刻岩画，李学勤等专家学者认为其与文字密切相关。舞阳贾湖遗址的龟甲和石柄上就出现了刻画符号，其中有些颇像象形文字。在陕西西安仰韶文化半坡遗址的大批陶器上都有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多见于临潼、合阳、铜川、宝鸡和甘肃秦安等地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彩陶上。在山东莒县大汶口文化陵阳河遗址发现的陶尊上刻画有19个文字，唐兰等古文字学家对这些文字进行了考释，认为是现行文字的先祖，与殷墟甲骨文有渊源关系。尽管这些刻画符号还难以释读，与成熟的文字还有较大的距离，但其多分布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与商代甲骨文的因缘关系是毋庸置疑的，应是中国文字的雏形或早期形态。不能因为难以释读，就否定其原始文字价值。

另外，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分布的仰韶文化及此后的龙山文化时期的众多遗存，正可与古史中“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相照应。在今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区流传有丰富的包括黄帝时代在内的远古历史的传说史料，应是探索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重要资源。司马迁首创的纪传体史书《史记》是从《五帝本纪》开始的。五帝时代是中国远古时期诸多古国及部落艰难开拓、迁徙跋涉、武力争斗、统占领地的时代。徐旭生先生将远古时期的诸多古国划分为华夏、东夷和苗蛮三大集团。五帝是占据中原的华夏族的历代首领，司马迁指称为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帝本纪》之末，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又指出，“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不离古文者近是”。其“五帝”说明显受到了孔子“五帝观”的影响。据《大戴礼记·五帝德》载，孔子对宰予讲述道：“五帝用说，三王用度，汝欲一日辨（遍）闻远古之说，躁哉予也。”孔子虽然对弟子宰予一次性请教五帝的远古传说有贪大求多的责备，但还是本着诲人不倦的态度，耐心向他解释了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帝以及大禹的事迹和贡献。由此可见，孔子将上古时期纷繁冗杂的“三皇五帝”传说加以去繁化简。

在华夏、东夷、苗蛮等众多族群古国中，孔子以独具慧眼的卓识，独推以黄帝为首的华夏族为正统，高度赞美黄帝功德道：

也就是说，黄帝观察日月星辰、四季变化，制定历法；发明度量器具，丈量四方土地，适时播种百谷，使天下材物各尽其用；驯养牲畜，服牛乘马，交通天下；制作石器陶器，冶炼金属，发展生民百业；统率军队，制服暴乱扰民的炎帝；以龙为族徽标识，建邦立制，抚慰黎民，安定天下。数百年后，民仍可感受其浩大恩泽。孔子以黄帝为元首的一元正统的五帝系统，对司马迁撰著《史记·五帝本纪》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司马迁的眼里，以黄帝为始祖的五帝时代，正是中华上古时期国家的肇始时期，其影响可谓至深至远。苏秉琦先生也认为，五帝时代征伐争战，掠夺恃强，“这种情况只有在社会财富有所积累，社会分化日趋尖锐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从考古学文化来看，这是仰韶后期即大约相当于公元前3500年前后的事。”如若将考古学文化与孔子的“五帝观”以及《史记·五帝本纪》等历史传说相比照，中华文明从黄帝时代算起，“中华文明五千年”之说应是值得信服的事实。

进入距今4300—38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黄河流域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粟、黍、菽、麻、稻的种植规模增加，尤其是小麦的种植范围得到扩大。多种类型的龙山文化在广阔的区域得到提速发展，尤以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延安芦山峁等数座规模巨大的古城引人瞩目。

距今4300—4100年的陶寺城址是一座规模庞大、等级极高的都邑遗址，其长1800米，宽1500米，总面积近280万平方米。从出土的涂有白色、蓝色的刻画墙皮和陶瓦来看，其可谓古国时期相当考究的高等级建筑。该遗址以围墙围绕宫殿，形成了迄今发现全国范围内最早的宫城。在早期大墓的近百件随葬品中，有鼍鼓、土鼓、石磬、龙盘等。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玉石钺是掌握军事权力的象征，这都表明墓主人身份十分高贵。与之迥然有别的是，同时期的小型墓没有任何随葬品，说明当时社会出现了极其严重的贫富分化。在鼎盛时期的大墓中，6件玉石钺带有精致的漆木柄沿墓壁井然有序地排列，应该是仪仗用具，彰显出统治者庄严显赫的军事权威。墓中还随葬有数量众多的漆木器和玉器。在这座大墓旁，一座坛状遗迹呈现半圆形、由外向内逐渐升高的姿态，内层夯筑的围墙上还特意留出20道缝隙。天文史家认为，这个遗迹是根据从位于遗址以东的塔儿山上升起的太阳，其阳光透过墙上的缝隙照射到人工夯筑的圆心点来观测天象，进而确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农时节气的观象台。有学者认为，陶寺城址的年代、所处位置、城址规模和等级差别等方面都与文献记载的帝尧都城——平阳相吻合。

距今4100—3800年的陕西神木石峁巨型城址，是一座用石块包裹土芯砌筑的山城，面积达400万平方米。其由外城、内城和皇城台构成，位于城内高处可俯瞰全城的皇城台内有面积达上千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建筑、宽阔广场、高大门楼和道路。高10余米的城墙自下而上分成多层砌筑，宏大巍峨，彰显出首领至高无上的尊贵身份。一些雕刻着兽面和各种动物形象的石条，砌筑在皇城台基边缘的墙体中，其中一些纹饰与商代青铜器的饕餮纹类似。同时发现了十多件鹰形陶制品和高1米、直径数十厘米、镌刻兽面图案的石柱。一些中型墓葬中还发现了铜齿轮形腕饰等铜制随葬品，城内最高统治者的大墓中也应有大量的随葬品。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城址依山而建，具有强烈的军事色彩，在外城和皇城台城门附近建造有“瓮城”，用于阻止敌人进攻。外城城墙外侧还筑有马面和位于转角处的角楼等，多突出于城墙外侧，是附属的防御设施。此外，诸多玉器被置于城墙的石块缝隙中，据推测，这些玉器可能被视为具有某种“神力”，可以阻挡外敌侵犯。从上述发现可知，在夏王朝建立前夕，该地区的阶级分化相当严重，且出现了至尊王权，掌握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在该城址周围的晋陕高原和河套地区，同时期分布着数量众多的石城。从已发掘的山西兴县碧村、内蒙古清水河后城咀等城址来看，在这些地区内的大型、中型和小型聚落中，都有一个类似石峁皇城台的高级核心区域，似乎是经过统一规划。石峁古城的主人有可能是早期国家的君主。

3.早期王国时代——黄河文明的形成

如果说河洛古国、平阳“尧都”尚属“原始国家”，那么夏王朝则是在奋力开拓，并通过与诸多古国及方国的交流融合、激烈争战而崛起的早期国家。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权国家。它的缔造者禹是古国时代黄帝之玄孙、颛顼帝之孙，因率众治水成功，功德盖世，被拥戴为夏王朝国君。

关于大禹故里之地望，众说纷纭。古本《竹书纪年》《世本》《孟子》《国语》《逸周书》《史记》中“禹都阳城”、伊洛河一带为“有夏之居”等记载较为可信。阳城应在今河南登封市境内，这是因为在登封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阳城”铭文和阳城遗址，以及汉代启母阙。阙上雕刻有大禹化熊、启母化石的图像，大禹及其父鲧治水的篆书铭文。更为重要的是，在战国阳城遗址附近发现了龙山时代晚期的王城岗遗址，这为“禹都阳城”的传说找到了确凿物证。王城岗古城位于颍河与五渡河交汇的台地上，西面和北面是中岳嵩山的少室山和太室山峰，南望箕山和大小熊山。这座城池由小城和大城组成，面积达34.8万平方米。城外设有城壕，长达600米。城内有大面积的夯土台基和祭祀坑，出土了白陶、玉石琮、青铜鬶残片等物品。据测定，王城岗小城龙山文化前期遗址的年代数据为公元前2200—公元前2130年，公元前2100—公元前2055年；王城岗大城遗址年代数据为公元前2130—公元前2075年，公元前1885—公元前1835年。王城岗小城龙山文化前期遗存的年代已接近夏代始年，王城岗大城遗址纪年均在夏代纪年之内。因此，“禹都阳城在登封”成为学界的主流认识。

从王城岗城址的布局来看，城墙呈长方形，东西长600米，南北宽580米，由较纯净的黄褐色土夯筑而成，夯窝密集且夯土坚硬。城墙底宽11.6米，上宽7.2米。城壕环绕城墙，底宽7.7米，口宽14米。城墙与城壕共同构成了高大坚固的都城堡垒。大面积的夯土台基可能是宫殿等大型建筑之所在。祭祀坑及玉石琮、白陶等贵重物品与祭祀先祖的高规格礼仪相匹配。青铜鬶等铜器残片表明，在夏禹时期，青铜器这一先进的金属制品已在王室中得到优先使用。

根据模拟实验，假定每天出动1000名青壮年劳力进行挖土、堆土和夯筑，城墙和城壕的建造大约需要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要调动这么多的人力和物力进行如此庞大的城建工程，没有强大的国家权威和调配能力是难以完成的。这让人联想到大禹治水的浩大工程，正是通过有效地动员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广大民众，集结起空前未有的社会力量和高度权威，才能取得洪水治理的最后胜利。

王城岗作为刚刚建立的夏王朝的统治中枢和政治中心，应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初步拥有中央统治权力和规模的国家都城，亦可称之为“最早的中国”。大禹建立夏王朝后，到他的儿子启即位时，用父子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从此成为历代王朝赓续不变的政治制度。《左传·昭公四年》有“夏启有钧台之享”之说。《史记集解》道：“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后居阳翟。”均台、阳翟都在今河南省禹州市。在禹州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的瓦店遗址、在新密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的新砦遗址，均与夏邑密切相关。在夏王朝长约400年的历史中，都邑也屡有迁徙，但多在以禹都阳城为中心的河南境内。其中，以夏都斟鄩多见于文献记载，地位十分重要。古本《竹书纪年》道：“太康居斟鄩”，“羿居斟鄩”，“桀居斟鄩”。根据《尚书》《史记》《水经注》等文献记载，斟鄩的地望在洛水下游。徐旭生先生根据古史传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了夏文化遗址，正可与之相对应，为探寻夏代中晚期都城提供了确切的物证。

二里头遗址坐落于洛阳东部的偃师二里头村附近，北邻洛河，南濒伊洛故道。东西长2400米，南北长1900米，总面积达300万平方米。其文化堆积层深厚，可分为四期，时间跨度为公元前1750—公元前1520年，与夏代中晚期相对应。在豫西、晋南等地，发现有多处相同文化类型的遗址，被统称为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遗址被确认为夏代都邑，有方正规矩的宫城、大型的宫殿建筑群、宗庙建筑、巨型坑、纵横交错的道路网，以及铸铜、制陶、制骨、制造玉器和绿松石等的作坊，贵族墓葬等，还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青铜器、玉器、陶器、象牙器等。整体上看，二里头遗址以“井”字形道路网络为主体框架，宫殿区、祭祀区、作坊区、贵族居住区和墓葬区等轮廓清晰可见，二里头都邑的“九宫格”式分布格局基本形成。

“井”字形道路网络围合的中心区域形成宫殿区，总面积约10.8万平方米。宫殿区外围建成宫城城墙，将宫殿区封闭围护，与其他区域明确分隔，突显宫殿区的核心地位。其中，二里头二期的5号基址面积超过2700平方米，有四进院落，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保存最好的多进院落大型夯土基址，也是中国后世多院落宫室建筑的源头，时代可上溯到距今3700年前。

二里头三期时新建了四面有围墙、廊庑的封闭式的1号、2号夯土建筑。1号宫殿基址由主殿、廊庑、大门和庭院构成，修建在略呈正方形、约10000平方米的高台上，四周建有高耸的围墙、内外回廊，大门开在南墙中部，由三个门道和四个门塾组成。北部是坐北向南、高于庭院地面的主殿堂，台基东西长36米，南北宽25米，面积达900平方米。殿堂墙壁以木架骨外抹以草泥，四坡出檐，类似于“四阿重檐”的高规格建筑。主殿南面是面积达5600平方米的宽阔庭院。整个建筑气势宏大，象征着权力、地位和威严，具有王朝宫殿的气派。

2号宫殿也采用四面廊庑围绕一座主殿堂的建筑布局，并带有宽阔庭院。殿堂东西长约33米，南北宽约13米，面积达429平方米，为面阔三间的回廊式建筑。2号宫殿有可能属于宗庙类祭祀建筑。与1号宫殿一样，庭院布有陶水管道或石板砌成的地下排水设施，其布局庄重、威严。与1号、2号宫殿相似的大型建筑至少有7座，共同构成规模宏大巍峨的宫殿建筑群。

在二里头遗址中发现面积达近万平方米的青铜冶铸作坊，是夏朝青铜工业的中心。在出土的130多件青铜器中，有容器、兵器、乐器、礼器、工具、渔具等。其中的青铜爵、斝、鼎、盉、兽面纹铜牌饰等都是青铜礼器中的珍品。还发现有属于礼器和仪仗类的璧戚、牙璋、圭、琮、璧、戈、钺、璜、刀等玉器，并出土了带有龙形纹样的陶器和用绿松石片粘镶的龙形器，工艺精美绝伦。孔子说，“信以守器，器以藏礼”。二里头遗址的玉器制造精美，器型硕大，如玉刀长65厘米、玉璋高54厘米、玉戈长43厘米，显然是作为国家权威的礼仪重器。为数繁多的青铜爵、斝、鼎等青铜礼器组合的出现，表明新生的夏王朝改变了以玉器和陶器为主要礼器的局面，青铜礼器开始成为中国青铜文明的核心和国之重器的象征。而龙形纹样的陶器和用绿松石片粘镶的龙型器，与夏族有关龙图腾的传说密切相关。这些都充分证明了二里头是夏王朝中期和晚期的都城。在河南、山西、陕西等地也发现有二里头文化类型的遗址约350余处，说明夏王朝的统治范围已遍及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甚至影响到长江流域。

二里头都邑规划整齐、布局规范、规模壮观、内涵丰富，为迄今发现的最早宫殿建筑群，开启了“四合院”式宫殿建筑与宫庙分置式礼仪建筑的先河。宫殿沿中轴线分布的布局特征，开创了后世都城宫殿建筑的重要模式。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冶铸作坊，更为最早的中国书写了绚丽辉煌的画卷。二里头文化立足中原，辐射四方，统御全国，不仅再一次改变了中国文明进程的格局，还开启了以中原为主导、整合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和历史进程，中华文明遂进入新的阶段——王国时代。

公元前1600年前后，衰落的夏王朝被新兴的商王朝所推翻。商王朝继承了夏王朝开创的礼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成熟的文字体系，冶金术和礼制对更为广阔的区域产生了广泛影响。王国维论证了甲骨卜辞记载的商代先王先公谱系与《史记·殷本纪》相关记载的一致性，有力地证实了商王朝的确切存在。

甲骨文等相关记载显示，商王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商王之下有相对完善的行政机构，并且有以王为中心的直接控制区和间接控制的方国。商朝的政治势力与文化影响东至海洋，西及陇山，南跨江汉，北至燕山。商文化的青铜礼器在广阔区域出土，表明商王朝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促进了各地文化与社会的发展。

商汤立国的亳都位于今河南郑州。在郑州发现了商城遗址就是实证。商都虽屡有迁徙，但多在中原地区，直到“盘庚徙殷”，“更不徙都”。殷墟总体布局严整，以小屯村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为中心，沿洹河两岸呈环型分布，总面积达36平方千米。安阳作为商都延续了254年之久。

从1928年起，殷墟经过近百年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宫殿区、王陵区、手工业作坊等重要遗迹，并发现了洹北商城。出土了青铜器、玉器、石器、骨器、蚌器、象牙器、白陶器等精美物品。青铜器有礼器、武器、工具、车马器等，造型复杂，纹饰繁缛多样，尤以司（后）母戊大方鼎、司母辛方鼎为著名。此外，出土了约16万枚甲骨卜辞，成为我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成熟文字形成的确证。

商朝延续约600年，是我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其建立的以商王为统治中心的宗法制、“内外服”制、德刑兼施及礼乐制等国家制度影响深远。除冶铜、玉器制作技术外，商朝在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科技领域也多有创建。绵长强盛的商王朝铸就了黄河文明的辉煌，同时昭示了黄河文明的形成。

值得关注的是，在长约5500年的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的生态环境条件下，黄河中游与下游交接地带的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历史上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一地区在引领发展方向、促进衰落地区复兴、维护文明统一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由于这一辽阔地区属于季风气候，雨热同季，拥有广泛分布的黄土地貌和河流冲积平原。相似的气候和土地资源条件发展出以粟作为主，黍、豆、麻、麦等多种旱作农业为辅，乃至“粟稻混作”的农耕经济基础。粟、黍、稻、豆、麻“五谷”等构成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体系，使该区域应对自然环境变化时，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和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加之中原与各地区相互邻近，具有便利的交通条件，相邻区域的环境条件具有相似或过渡性特征，便于各区域尤其相邻区域间的交流互补。这些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即发生密切联系的区域，在新石器中后期相互作用不断增强，相邻文化中的共同因素不断积累，为日后统一的中华文明形成奠定了丰厚的文化基础。在环境特征及其变化所表现出的文化持续发展条件、区域文化整合条件及同周边区域的交流条件诸方面，中原地区都明显优于其他地区。这是促成中华文明走向一体的重要环境原因。

与其他同期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区域相比，如颇为典型的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中原地区表现出较为有利的发展条件。西辽河地区降雨偏少，距今5000年前后和4000年前后发生的两次气候干凉化趋势，极大地影响了辽河区域的农耕文化，导致红山文化区域文明进程先后发生逆转或停滞，最终出现衰退和中落。在大约同一时段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稻作农业从山前平原向低平原地区扩展。由于受东海海面上升及江湖泥沙淤积的影响，区域水位大幅度上升，在距今4000年前后造成了严重的洪水灾难，导致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快速衰落。此外，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范围较小，且偏居一隅，因而不可能在中华文明统一进程中居于中心地位。而中原地区在全新世大暖期降雨较多，在气候干凉化趋势背景下，仍可以支撑旱作农业的持续发展。不同高程的黄土丘陵、台地广泛分布，为旱作农业和聚落营建提供了良好的地形条件。同时，中原地区地域广大，既有利于文化在区域内的回旋发展，也有利于文化整合而形成强势区域文化。

在中华文明早期起源的黄河、长江、西辽河三大河流域中，中原地区位置居中，更有利于吸纳周边先进文化因素并向周边辐射扩散其文化影响力。由于独特的环境优势，中原地区在裴李岗、仰韶等文化时期已显示出其强劲的优势地位。在距今5500—4000年间，中原地区率先进入王国文明时代，为“宅兹中国”奠定了厚实稳固的根基。历经夏商时代约1000多年的发展，中原地区逐渐将各早期文明起源地区纳入统一的中华文明发展轨道，在黄河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引领和中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