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愿望就是儿子像你们那样拿笔杆子,坐办公室”——人口流动和一家三制

文\夏柱智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人口流动是村庄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维度。村庄调研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弄清流出村庄的人口的数量、特征,及其和村庄的关系。

湖北省阳新县是一个百万人口大县,也是外出务工的大县,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为了摆脱山区小农经济的贫困,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务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阳新县户籍人口110万人,常住人口80多万人,外出的有20多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青壮年劳动力,到沿海发达地区如广东、浙江居多。阳新县枫林镇户籍人口5万多人,常住人口2万多人,有一半以上集中在镇区,外出人口也大多数是青壮年劳动力。枫林镇人多地少,农户家庭收入的90%以上依靠外出务工。当地是山区丘陵地带,农田不多,山区资源主要用于糊口,山地经济价值不高,主要为留守在村庄的老年人提供口粮和少量货币性收入。

阳新的农民大多外出务工,出省、出县的比例很高。而在浙江农村,如金华市婺城区、义乌市,农村劳动力主要在本地务工经商。这是很大的差别。

阳新地区农民外出从事的行业主要是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从事的工种仍大多是体力的、半体力的,而且从宏观上来看,短期内无法改变。外出的男性劳动力主要从事收入高的建筑行业。比较常见的是建筑玻璃吊装(这个行业就业人数最多,枫林镇因此被称为"吊装之乡")、锅炉制造和安装、铝合金加工和安装。这些行业收入较高,但非常辛苦,属于半体力、半技术的劳动。如建筑吊装是高空作业,具有一定的危险性,锅炉制造粉尘很大,对健康不利,这都是挣辛苦钱。男性外出务工是由家庭分工决定的,妇女即使就业,收入一般也不高,如在家乡的制衣厂工作,每月工资不超过2500元。因此男性劳动力是家庭经济的支柱,不外出务工家庭就难以运转,如难以购车、盖房和进城购房。

枫林镇坡山村的妇女郭某,37岁,高中毕业,儿子初三毕业,女儿读高二年级。为了照料孩子,郭某回家乡镇上的手套厂,做办公室管理型工作,工资每月2600元,2017年被选为村委会干部,一年收入3万元。她的丈夫常年在广州物流公司,月平均工资达到9000~10000元,但是辛苦,需要从早上9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2点。郭某介绍,她的工资收入用于支付日常生活开支,家里的主要经济开支还是要靠丈夫,丈夫寄钱给妻子,用于子女教育及储蓄供未来子女购房、结婚的费用。

从农村调查来看,枫林镇的年轻妇女在孩子八九岁时,普遍回到家乡,就近找一份工作。当前的家庭分工格局是:"60后"退出劳动力市场,在家里带小孩,打零工;"70后"在外打工,他们的小孩大了,但还没有结婚,所以不需要照料孙辈;"80后"是务工的主力,其中男性常年外出打工,女性则有一部分回流照料小孩,主要是为了管教小孩的行为习惯,督促小孩学习、做作业,因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农村青少年很容易沉迷手机游戏;"90后"还没有结婚或结婚不久,小孩年龄也很小,还可以交给家里年纪不大的老人照料,这时不涉及教育问题,父母继续全年在外务工。

外出务工也形成了一定的收入分层,如包工头的收入较高,还有极少数农户在外办企业,把企业做大做强,成为大老板,到处投资。如坳上村村书记刘某,早年打工,积累了一定资金,在掌握了技术和销售网络的条件下,他开始办厂,成为千万富翁。有的外出务工成功者回乡创业,如年轻妇女柯某,在街上开了一家酒店,兼营宾馆业务,但这样的农民工非常少。外出务工形成的收入分化总体上比较弱,是阶层内部的分化。外出务工的农民有共同的特征:学历低,技术水平不高,从事缺乏保障的、体力半体力的工作,经商比例低。他们赚的是辛苦钱。

新的情况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越来越重视教育,他们的教育观念和老一代农民有根本的不同。他们进入县城或者在小城镇购房,主要是为了孩子能够进城读书。这样一来,农民家庭的生计和分工模式就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从原来的"一家二制"转变为"一家三制"。虽然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仍然是外出务工,但是农民家庭再生产的方式发生了变动。

一家三制中的"制"是一种习俗和一种较为稳定的家庭关系、分工模式,它有两个核心特征:空间上分开、角色上分工。具体来说,男性劳动力在外务工,是家庭主要劳动力;女性劳动力在家乡附近的县城、乡镇"陪读",就近务工,是"半劳动力";老年人留守在村庄,主要从事农业,就近协助进城陪读的女性劳动力照料家庭,多余的收入供给住在县、乡的小家庭。这是新时期农民家庭结构变迁的典型特征。

在原来,打工意味着美好生活和自由,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和更多的职业选择,是摆脱家庭束缚的方式。年轻的柯某初中没有读完,就出去打工,见识外面的世界,和不同的人打交道。但是如今,在外务工已经太普通,也太辛苦了,通过"打工"突破阶层的概率并不大,农民现在认识到了学历的重要性,希望通过教育来突围。县城的教育条件好,那么就进城购房,以获得在城镇学校接受教育的资格。目前阳新县全县大约19万名中小学生中已经有大约10万人在县城学校读书,和县城学校的不断膨胀形成对比的是,农村学校不断萎缩,大量小规模学校不得不撤并。

相对于老一代农民,"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几个突出特点,使得他们更加重视教育:一是普遍具有务工经历;二是接受过基本的"普九"教育;三是生活环境的社会分层更为明显。这些要素的组合使新生代农民工普遍认识到教育与阶层跃升的关联,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有明显的提高。在访谈时,一位陪读妈妈说道:"我的愿望就是让儿子像你们一样,拿笔杆子,坐办公室,所以我必须回来。"有部分农民甚至能注意到市场发展与人才需求的关系,因此有更强的意愿进行教育投入,比如一个乡镇小作坊老板表示:"我们那个时候是赶上好时候了,不学习也能干出来。现在肯定不行了,什么都要文凭,所以儿子绝对不能走我的老路。"

调研过程中,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对就业市场的认识非常清晰和深刻。他们说,打工是不要文凭的,工厂技术非常简单,缺乏含金量。正规的劳动力市场需要文凭,体制内的工作尤其如此。文凭是资格,也意味着能力,考政府公务员至少需要大专学历,而且,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的报考也大多有学历要求。或者说,打工是没有文化的人的宿命,有技术也是干辛苦活,吊装玻璃、扎钢筋都是体力工作,带有一点技术,却没有门槛,收入高却很辛苦。而教育是可以改变命运的。长期的务工经历、工厂招聘和大规模的体制内招聘要求,使得新一代青年认识到教育作为分层机制的重要性,认识到应通过教育获得文凭,文凭和社会地位对应程度高,打工是非正规的就业。

在一家三制背景下,生活在村庄的常住人口更少了,农村"空心化"程度加剧了。越是普通农业型农村,这种空心化程度越高,村庄越是显得萧条。我在枫林镇的坳上、五合和湖田三个村庄调查发现,农民进入县城购房的比例均在50%以上,主要是为小孩进城读书提供条件。这是最近10年兴起的。一旦小孩进城读书,家庭劳动力配置的中心就落到城市,年轻妇女就要到县城陪读,在县城就业。小孩的奶奶一般要到县城帮忙照料家庭,只是在假期及农忙季节回农村帮忙。农村就留下一个男性老人,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照料农村房屋、土地及祖坟等。

当前村庄的留守人口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归根的老人,占了留守人口的80%以上。其特征是:住不惯城市;年纪太大,坐不了车;想要落叶归根。村书记介绍说:"一个农户接老母亲到城里居住4个月,老母亲像坐牢一样。在城市无地可以种,无猪可养,无菜可种,变成了痴呆。"

第二类是留村的光棍及低保户。据村书记讲,杨柳村约有80个40岁以上的光棍,其中40个在村生活。全村有13人满60岁,成为"五保户"。低保户大多是病残导致的,家庭缺乏劳动力。在光棍群体中,有7个还没有到60岁,只能评上低保户.还有5个评上了贫困户

最后一类是少数在村干部和其他"中坚农民"。杨柳村有5个村干部和18个村民小组长,村干部给全村提供公共服务,村民小组长负责管理组里的资源资产。服务对象主要是上述那些归根的老人和出不去村的病残人员,服务内容很具体细致,如开车送他们出村、给他们带快递、帮他们与其在外务工的子女联络。村干部还要负责对外出人口的管理:当地的信访工作;医保、社保工作(现在方便了,可以自行通过微信、支付宝缴费);纠纷调处;计划生育(目前基本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