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齐巴尔镇吉林新村是热播剧《我的阿勒泰》的取景地之一，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旅行留念。（视觉中国 图）
“文旅”成为一个热词，并非始于2024年。地方文旅部门的策划、打造与竞争，社交媒体上的众口铄金、趋之若鹜或褒贬攻防，视觉时代无孔不入的拍摄、打卡、分享的景观化，国潮热背景下古城、古建、博物馆、汉服的风靡，都为“文旅”一词在近年来的高频出现提供了注脚。
但2024年却是观察“文旅”的一个合适时机。经由文学、影视、游戏的发酵，话题之作的取景地打破了次元壁，进入行程表。“文旅”所蕴含的“文化”叠加“旅游”的色彩，表现得淋漓尽致。“过去就像一个异国”，大部分文艺作品，都在重现或想象某段过去，当人们不仅满足于通过作品的滤镜，去寻访过去的、远方的世界，而且希望身临其境，文旅便开始发出回声。
这种回声的发生机制是，从书本、屏幕到现场，每个人都可以既进入作品所创造的平行时空，又穿行于与之相关的、具有陌异感的现实世界，每个人都是这虚拟现实的无边游戏的一个参与者。这“游戏”可能始于文本，如《西游记》、金宇澄的小说《繁花》、李娟的散文集《我的阿勒泰》，然后演变为更视觉化的电影、剧集或3A游戏。经过社交媒体和流量的缝合，现实中的取景地本身，也早已被数据化、虚拟化。
虚构与现场，构成一种形与影的关系。虚构借助现场的物质现实的拼图来构筑梦境，现场则经由观众的体验、参与，扩展虚构的魅力的光晕。
这或许正是一个由IP所创造的元宇宙的雏形，元宇宙的概念已暂告冷寂，如果它真的有可能实现，或许并不是要取消现实，而是令现实成为信息流的某种延伸物和附属品。当我们在为数字时代的便捷欢呼之时，现实却可能在倒错的逻辑下，成为虚拟世界的投影，正如所有城市和景区都在争夺名为“网红”的头衔。
Take me to Shanghai
2024年伊始，知名电影导演王家卫拍摄的剧集《繁花》热播。上海黄河路成为新晋的网红街区。一款“打卡沪上繁花”酒店专题页，包含和平饭店英国繁花套房预售套餐，两天一晚的售价高达16888元。“宝总”的穿搭和剧中出现的“船王炒饭”被追捧，排骨年糕成为外卖平台顶流。
据同程旅行数据显示，2023年12月27日至2024年1月5日，和平饭店旅游搜索热度环比上涨415%，剧中出现的其他酒店搜索热度也有不同程度上涨，如上海国际饭店上涨61%，上海花园饭店上涨55%。另据携程网数据，预订2024年1月1日至1月15日前往上海旅行的人群，主力为80后、90后、00后，占比分别为30%、31%、20%，而这恰好也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主力用户。
王家卫用他高饱和度的摄影和抒情影调，创造了一个未必再现历史真实，却高度浪漫化、传奇化的1990年代上海。作为最富国际声誉和个人风格的华语导演之一，王家卫不同于侯孝贤、杨德昌、许鞍华、贾樟柯等人追求写实性，他的影像语法极其华丽、迷离，从善于使用大牌明星和渲染城市魅力的角度来看，他又像一个艺术电影圈的“广告”大师。他把一种“怀旧病”嫁接入小资的敏感和布尔乔亚的迷惘。出生于上海的他，成为香港的城市名片，当他试图再现昨日的上海时，有评论者却说，他拍的上海也像香港。
自19世纪末以来，上海逐渐成为与北京双峰并峙的中国两大文化中心之一。《万国公报》《申报》登场，吴趼人（“我佛山人”）连载《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进入民国，海派与京派各领风骚，电影则成了这个城市新的魔法。即使多年之后白先勇笔下的“台北人”来到了海峡对岸，上海仍是这组群像挥之不去的巨大背景。1924年，日本作家村松梢风在小说中把上海称为“魔都”，这一命名意外地在互联网时代获得新生。一种跨越百年的关于上海的城市情结，借着《繁花》再度风行。
剧集《繁花》热播后，大批游客来到黄河路打卡拍照。（视觉中国 图）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差不多二十年前，我们担心上海的文化、影视、文学陷入低潮，拿不出像样的作品，曾经一度陕西出的作品都要比上海好。这几年上海无论文学还是电影，开始了复苏，出现了沪语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爱情神话》，小说和剧版的《繁花》。上海的艺术、年轻人的文化，也是领先全国的。”在许纪霖看来，上海是全国城市里最适合city walk的，特别是浦西的老城，晚清民国风貌的建筑，几乎每一座楼房都有灵魂和故事，而文学、影视作品流行之后与旅游的互动，上海恰好也走在了前面。
从《神女》《马路天使》《哀乐中年》到《苏州河》，上海始终是中国百年影史上浓墨重彩的城市舞台。上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知名的港台导演热衷于拍摄以民国时期的上海为背景的影片，如关锦鹏的《阮玲玉》、许鞍华的《半生缘》、李安的《色，戒》，后两部都改编自张爱玲的小说。改编自琼瑶小说《情深深雨濛濛》的电视剧近年来再度被热议，1930年代的上海，成为一座可以反复抵达的想象中的都会。即便是豆瓣评分仅有5分左右的“小时代”系列，也以架空的形式，执拗地创造了一个作者理想中泛着彩色泡泡的上海。
同样是想象与怀旧，程耳的《罗曼蒂克消亡史》因为对沪语的使用，更具在地性。由梅林茂作曲的《Take me to Shanghai》（《带我回上海》）便出自这部影片。
到了2024年岁末，90后导演邵艺辉的《好东西》回到了当下的上海。邵艺辉的上一部影片《爱情神话》主角是讲上海话的本地人，《好东西》的角色则是讲普通话的“沪飘”。无论是探讨爱情还是女性主义话题，她镜头下的人物始终穿行于别致的历史建筑和时尚的消费场所，因此，《好东西》的取景地，一众“出片”的餐厅、酒吧、美术馆，也成为社交媒体上热门的打卡地。
《好东西》敏锐地捕捉到都市中的女性之间、男女之间、代际之间创造新的连接，重建流动的生活的可能性。面对创伤、振作前行的命题，以喜剧形式举重若轻地述说，既抚慰人心，又召唤勇气。
文学的景观化
金宇澄的小说《繁花》出版于2013年，李娟的散文集《我的阿勒泰》出版于2010年，都是不断再版的畅销书。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直到它们在2024年被搬上屏幕，成为流媒体上热播的剧集，才迅速点燃了观众前往故事发生地旅行的热情。
自从1895年电影诞生，影像与文学的互动、竞争就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二战之后，在一部分发达国家（中国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电视机开始走进千家万户，影视剧和小说争夺故事的市场，诸多文学名著以电视剧的形式，形成几何级数的二次传播。《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成为新的电视经典。
86版《西游记》的取景地，如四川九寨沟、新疆吐鲁番火焰山、湖南张家界、贵州黄果树都被赋魅，自然奇观与魔幻色彩相互成就，在热门旅行地的榜单上长盛不衰。电视剧的拍摄与传播，本身便成为一个再次“发现”中国的过程，上述取景地除吐鲁番外，都并非唐僧西天取经真正途经的地点，也并不是被中国古代文人流连、歌咏的名山大川，但电视剧《西游记》无意间完成了这些风景的经典化。
到了近十来年的流媒体时代，剧集在很大程度上已与电视脱钩，成了手机、电脑、投影等场景下的一种视频作品。美国互联网巨头网飞（Netflix）在全球布局，彻底颠覆了大型电影公司和电视台垄断的影视生产格局。2024年12月上线的剧集版《百年孤独》（第一季），便背叛了马尔克斯拒绝这部小说被影视化的遗嘱，成为文学景观化最有力的背书。
网飞版《百年孤独》剧照。（资料图）
在有声电影刚刚取代默片的时代，许多电影界人士忧虑电影会成为文学的附庸，电影将失去艺术的自足性，成为经典文学故事的传声筒。但《百年孤独》的影视化恰恰说明，今天真正失去自足性的，可能是文学本身。一部文学作品被影视化，一方面意味着原作的死亡，正如今天我们想到《红楼梦》，很难不先想到87版《红楼梦》里鲜活的形象，陈晓旭饰演的林黛玉，早已“杀死”文本中自由的、不被任何形象所束缚的林黛玉；另一方面，影视又“复活”了文学，中世纪的欧洲人要借助教堂的壁画，而不是《圣经》本身来了解那些故事，今天的人们虽已普遍具备读写能力，却再度被视觉化、景观化的影音制品褫夺了注意力，这一过程将不可逆转。
文学可以自由、广阔、幽微、复杂，但影视所摄取的形象直接、具体，以极高的效率摄人心魄。更重要的是，影视作品非常借助演员和明星的银幕/屏幕魅力，演员成为影视作品最重要的语法单元。《繁花》中的胡歌、《我的阿勒泰》中的于适、《好东西》中的宋佳都以其独有的性感和个性，令观众过目难忘。
自2024年5月7日《我的阿勒泰》开播以来，据同程旅行数据显示，一周之内“阿勒泰”搜索热度上涨了562%，“新疆”搜索热度上涨了323%。截止到2024年7月初，前来阿勒泰地区的旅游人次达到1866.31万，比上一年同期增长47.99%，实现旅游收入163亿元。
然而，许多游客却在小红书上发帖对比“我以为的阿勒泰”和“实际上的阿勒泰”，“网络上”和“实际上”的禾木村、巴太树、剧中取景的小卖部，通过巨大的落差来表达失望。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官方微信号“喀纳斯零距离”发布的《关于喀纳斯景区旺季最大承载量的公告》显示，为保障旅游者人身安全和旅游资源环境安全，测算确定喀纳斯景区旺季（每年5月1日至10月15日）日最大承载量为3.5万人，其中，喀纳斯日最大承载量1.9万人，禾木日最大承载量1.25万人，白哈巴日最大承载量0.35万人。有限的游客容量、难堪重负的基础设施，本身便与景区的“网红”化存在矛盾。
2024年9月上映的电影《出走的决心》引起热议，导演尹丽川虽是诗人出身，但这部电影并无文学剧本，而是取材于“50岁阿姨自驾游”的真实故事，阿姨因长期受到夫权和家庭的压抑而患有抑郁症，她为人所知，本来就源于社交媒体上配合照片和视频的自述。从动人的真实事件，到社交媒体，到电影，再回到社交媒体的二次传播，形成了故事的媒介化闭环。自驾游阿姨寻找自我，她行经的云南等地，也与影片中无穷无尽的家务劳动和辱骂的室内戏形成了强烈对照，旅行与出走成为掌控命运的隐喻。
随着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的火爆，山西省晋城市的铁佛寺作为取景地之一，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景点。（视觉中国 图）
"圣地巡礼"与恋地情结
在日本，漫画、动画、游戏或文学、电影的爱好者，根据自己喜欢的作品，去造访故事背景区域或取材、拍摄地，被称为“圣地巡礼”。《灌篮高手》让镰仓的湘南海滨成为“巡礼”的“圣地”，新海诚创造的“圣地”则遍布日本全境。
2024年8月发行的游戏《黑神话：悟空》被称为第一款国产大制作3A游戏，与近40年前的电视剧《西游记》相映成趣，《黑神话》让许多中国古建成了“圣地巡礼”的目的地，比如山西运城的关帝庙、临汾隰县的小西天、平遥的双林寺。
2023年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热映后，有洛阳市民提出对影片的异议，指出片中有些故事原本发生在洛阳，却被主创张冠李戴。表面上，争议在于创作是否尊重史实，实际上，是从二次元到三次元的“圣地巡礼”之争。毕竟，有些二次元“圣地”，完全可以人造，比如“网红”城市重庆的著名景点洪崖洞，便被描述为与宫崎骏《千与千寻》的场景相似。
李娟、金宇澄、邵艺辉的作品之所以动人，或许可以通过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的“恋地情结”来理解。李娟既出生在新疆、长期生活在阿勒泰，对于本地的哈萨克人，又具有外部视角，她对自然和民情的书写，具有一种人与土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天然去雕饰的美感。金宇澄是上海本地的“老克勒”，家长里短，都能用口语娓娓道来，所以入木三分。邵艺辉是这座城市的新移民，但她显然深深认同上海的“腔调”和这座城市提供的时髦、多元的种种可能。
位于新疆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这里是电视剧《西游记》取景地。（视觉中国 图）
段义孚在《恋地情结》的结尾写道：“人类追求理想环境的脚步从没有停止过。理想的环境究竟是什么样，各种不同文化有自己的解读，但从根本上讲它可能会是两种相反的图景：一种是纯净的花园，另一种是宇宙。大地上的产育给我们提供生活的保障，而星空的和谐更增添了几分宏伟。所以我们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从面包树下的阴凉到天空之下的疗伤圈，从家庭到广场，从郊区到城市，从在海边度假到欣赏繁复的艺术品，只是为了找到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个平衡点。”如果说《繁花》和《好东西》想要描绘花园，《我的阿勒泰》则想描绘宇宙。创作者因为“恋地”，创造出介于虚构与真实之间的“圣地”，被远方的人们向往、寻访，形成一个不断互动的辩证过程。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林峥长期关注城市公共空间和现代文化的演变，著有《公园北京》一书，她说：“经由文学改编成影视作品包括游戏这样一些媒介，能够让今天的年轻人重新对一些城市发生兴趣，深度去了解其文化，带着这样的想象，用脚或者说身体去重新丈量、感受这个城市，我非常乐见其成。无论是追风也好，打卡、赶潮流也好，最后能达到这样一种效果就是很好的。”
林峥很喜欢邵艺辉的作品，在她看来，邵艺辉通过电影对上海的都市文化的捕捉非常精准，反而当下的文学作品缺乏这样的表现和捕捉能力。“在我们成长的年代，比如说1990年代，也有很多通过文学作品展开的对远方或异域的想象，比如陈丹燕和余秋雨，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对外部的世界有一种好奇心。”林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现在年轻人的兴趣渐渐内收，对身边的世界和不算太远的城市感兴趣，也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和微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滕威则对这些现象持审慎的态度：“数字媒体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甚至可以说它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今日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全都由数字媒体先行建构过。我们读书、观影、吃饭、闲逛、旅行等等都要先打开一个或一些App去搜索，寻找攻略、经验，接受这些App算法的定制化推送，然后按照它们预设的符合我们‘经济’身份的档位去生活，或者换句话说——去消费。”
“于是大家都去买同样的书，看同样的电影，挤去同样的餐厅，按照同样的路线去旅行，导致生活高度同质化。我们的生活只剩下打卡，消费一次无数人消费过的爆款，所以才有所谓‘特种兵式’的到此一游。旅行本是一种慢生活的方式，现在却成为快消品。尤其是消费降级的形势下，各种walk风靡其实就是低成本快消式旅行的流行。”滕威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就是为什么各地文旅拼命在数字媒体上营销，打造网红城市，但城市经济的实际收益却未必能如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