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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和平解放后，有些失势的旧贵族、旧宗教势力不甘心失败，表面声称服从党的领导，实则一直在暗中发育。到1957年，这些叛匪的地下组织已经发展到几千人的规模，甚至还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妄图分裂祖国。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我军当然不会做事不管，在同年末便派出飞机前往藏区戒备。1957年12月，空25师和26师飞抵青海西宁。为了震慑那些蠢蠢欲动的旧贵族，我军特地准备了一场“军事演习”。这些旧贵族们被召集到演习现场，两架拉-11战斗机首先低空通场，然后一个跃升急转俯冲，将地面靶标打得粉碎。紧接着两架图-2轰炸机登场，在600米的高度投掷了250公斤炸弹，现场震耳欲聋，冲击力十足。那些旧贵族一个个被吓得脸色发白，又暂时蛰伏了起来。然而到了1958年，他们彻底摊牌了不演了，西藏叛乱全面爆发。▲中国航空博物馆的图-2轰炸机，据说博物馆要搬去长春了。
面对青藏高原山高路险的特点，我军航空兵部队的优势得到充分体现，执行得最多的是侦察和空袭任务。我军的轰炸机部队先后使用过外围的武功、兰州、西宁机场，以及高原上的当雄、玉树和格尔木机场，其中图-2轰炸机是最活跃的机型。虽然叛匪们没有防空火力，够不着我们的轰炸机，但在高原飞行，对图-2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在任务重，图-2经常遇到发动机温度过高、功率大幅降低、气缸破裂、单发停车等故障，甚至还出了两次机毁人亡的严重事故。第一次事故发生在1958年7月12号，空25师副师长孙守桢机组将要开辟从西宁到玉树的航线。 这是一条陌生的航线，需要飞越气候多变、海拔6000米的巴颜喀拉山，难度很大，因此这个任务被交给了经验丰富的副师长孙守桢。3天前，朱德总司令在西宁视察平叛事宜时，还接见了孙守桢。为了等孙守桢任务成功的消息，朱老总还特地推迟了返京行程。到了任务当天早上7点20分，孙守桢机组驾驶图-2顺利从西宁起飞，顺带执行这一带空中侦察和投放传单任务。然而起飞两小时后，飞机与地面失联，指挥部立即派出多架运输机搜索，但由于气候恶劣被迫返航。直到第2天晚上，玉树军分区的地面部队才发现了飞机残骸，位于北巴彦喀拉山下休马滩东北56公里的一条公路西侧300米处，机组4人全部遇难。
3个月后的第2次事故更加惨烈，这天是10月3号，空25师准备侦察200多公里外的扎多县莫云地区。执行此次任务的是三大队大队长周廷彦机组，在早上8点35分驾驶“402”号图-2起飞。机组成员还有领航员温勋太、通讯员刘宝庆和射击员张佩福。侦察是个仔细活，飞机时而要爬高飞跃高山，时而要低空飞行才能发现敌人。转眼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收获，机组人员都略感焦急。又过了半个小时，图-2飞到了莫云山，突然射击长张佩福报告：“前面山沟里发现大量帐篷。”周廷彦判定此地肯定是叛匪营地，于是命令通信长刘宝庆向地面部队报告了位置，随后空投了劝降传单。完成任务后，周廷彦驾机返航。然而在途中图-2发生了严重的机械故障，10点45分报告：“右发故障，仅能保持5000米高度，不能爬高。”这就意味着无法飞越横亘返航必经之路的高山，注定回不到机场了。13分钟后，周廷彦再次报告：“发动机温度高，准备迫降。”紧接着就与指挥部失去了联系。情况紧急，周廷彦在一个平坦的河滩处迫降，向前滑行了100多米，停落在果云八尕沟里。由于迫降姿态不佳，位于后舱的通讯员刘宝庆和射击员张佩福壮烈牺牲。雪上加霜的是，此地是叛匪占领区， 幸存的周廷彦和温勋太很快被300多名敌人重重包围，他们利用机上的自卫机枪和手枪顽强抵抗。图-2有固定的前向火力，但是在迫降中报销，后座的自卫机枪射界有限，无法压制敌人的进攻。周廷彦和温勋太在打光了随声携带的3个弹匣后，使用匕首与敌人肉搏，直至壮烈牺牲。叛匪们为了发泄怒火，野蛮地对机组4人的尸体砍剁。在与周廷彦失去联系后，指挥部立即命令两架在空中的运输机前往失联地搜索，但一无所获，第二天的搜索同样没有结果。直到10月5号下午15点40分，指挥部接到友军信息：“俘虏供述有一架飞机在扎盖日河的一个转弯处坠毁。”等我军地面部队赶到后，发现了图-2的残骸和被侮辱的烈士遗体，纷纷义愤填膺，发誓将敌人彻底消灭。毛主席得知后非常生气，下令给机组增加了火力配置，除了标准的每人配发手枪和3个弹匣外，另外每人再配一把54式冲锋枪和10个弹匣，每个机组增加一挺53式轻机枪和5个单盘，外加4枚手榴弹。随着我军熟悉高原作战，航空兵部队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极大地鼓舞了我方的士气，震慑了叛匪，直到最后彻底平定叛乱。据统计，平叛期间图-2一共起飞398架次，投弹65吨，发射枪炮弹5万多发，为作战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