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撰稿｜蔡颖莉（特约）

九次怀孕十年求子，坎坷历程背后的医学难题、传统伦理、经济负担与世俗成见

编者按：随着中国生育政策全面放开，曾经未被充分关注的不孕不育现象逐渐浮出水面。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乔杰团队的全国生殖健康流行病学调查分析结果显示，2007—2020年间，中国不孕发病率已从12%升至18%。2021年，摄影记者蔡颖莉曾在本刊《显影》栏目发表了徐志芳和宋加兴夫妻屡次做试管婴儿求子失败的故事。过去三年里，蔡颖莉仍在持续关注他们，今年，这对夫妻终于得偿所愿，喜得一女。在他们的故事背后，不仅交织着医学难题、传统伦理、经济负担等，更是一场关于婚姻的博弈。

伴随产房里的一声啼哭，躺在手术台上的徐志芳的眼泪顺着眼角淌了下来。在母亲节的前一天，29岁的她诞下一名女婴。这一刻，她和丈夫宋加兴等了十年。

在徐志芳的生育历程里，子宫的命运如同气球，充盈后泄气，泄气后干瘪，干瘪后再充气，反反复复。十年里，她自然怀孕后流产过四次，其中一次因不正当用药流产，两次胎停，还有一次怀孕35周查出胎儿畸形，被迫引产；试管手术四次，其中一次胚胎没有成功着床，一次是空囊，一次怀孕16周时胎膜早破，再一次是生化妊娠。此外，她还经历过十次宫腔镜手术和两次宫腹联合手术，直到第九次怀孕，她终于生下了孩子。

流产

1994年，徐志芳出生于江西瑞昌的乡村，高一那年辍学，之后便在县城的工厂、酒店前台打工。18岁那年，她认识了20岁的宋加兴。宋加兴初中毕业就做挖掘机学徒，家庭条件也一般，但徐志芳不顾家人反对认准了他。江西习俗中的高额彩礼为人诟病，但他俩在没有彩礼的条件下就结婚了。

2021年10月，江西瑞昌，徐志芳第三次做试管婴儿，胎儿16周时因胎膜早破流产，她只得回到老家静养。

2013年，徐志芳在不知道自己怀孕两个月的情况下打了消炎针，医生说针剂会影响胎儿发育，就做了人流。在挨过手术锥心刺骨的疼痛后，徐志芳又经历了半个月的腹痛，医生告知她子宫内还有残留，又做了一次清宫手术。一通折腾后，徐志芳对怀孕变得谨慎，但这也没能避免她第二次与第三次怀孕后胎停的结果，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做人流和清宫手术。

时间来到2018年，徐志芳第四次怀孕，孕早期又出现了此前的见红流产征兆。吸取之前的教训，她立刻住院保胎，躺了足足三个月才敢下床出门。好不容易挺到第七个月，又被查出患有妊娠期糖尿病，每天要打4针胰岛素，并定时扎手指测血糖。但徐志芳觉得所有的痛都值得，她计划着给孩子取名字，男孩就叫晨晨，女孩就叫橙橙，寓意着阳光和活力。夫妻俩购置了上万元新生儿物品，期盼着孩子健康降临。

可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怀胎第八个月的时候，胎儿被查出患有脑积水和囊肿，大概率是畸形，医生建议引产。徐志芳依然记得那天是自己一个人去做的产检，起初她不敢相信，反复确认后，她给宋加兴打电话，在医院哭得歇斯底里。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她再次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手术前，她觉得“宝宝好像知道妈妈不要她了，就一直在肚子里乱踢”，虽然手术是全麻，她还是觉得自己感受到了肚子里的孩子从强烈胎动到一点点失去动静。

这次引产对徐志芳的心理和生理几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她在夜里会梦到失去的孩子，每天以泪洗面。因多次流产、清宫，她时常腹痛，经期不规律，月经也越来越少，子宫更是十分脆弱，宫腔重度粘连。当时医生告诉她，再次自然怀孕并成功生育的希望渺茫。有人劝夫妻俩领养一个孩子，但是宋加兴不同意，他想要自己亲生的孩子。

在不少中国人观念中，不孕是家丑。脆弱的夫妻俩不知如何应对当时的处境，难以要上孩子的事情对宋加兴打击很大，徐志芳也认为没有孩子的婚姻是岌岌可危的，提出了离婚。

但离婚后，谁也没有重启人生。他们觉得自己失去的不仅仅是婚姻，还有尊严。在徐志芳的眼里，自己初中学历，没有体面的工作，没有存款，又拖着一个糟糕的身体，在这样小小的县城里，举步维艰。在离婚搬回娘家的半年里，她除了上班，几乎没有其他社交。她害怕街坊邻居在背后议论她是“不会下蛋的鸡”，身边朋友的结婚喜宴或满月酒，她一次也没去。

离婚后，宋加兴的生活也没有改变。除了拼命开挖机挣钱，他没有多余的心思去相亲或是认识其他女孩，“没钱还是二婚，谁能看上自己？”他挂念徐志芳的好，但更想忘记那段痛苦的记忆。朋友在一起喝酒，喝多了还是开他玩笑，“怎么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不孕夫妻十年求子路